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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文章来源：《百年潮》 点击数：2978 更新时间：2006-1-13 9:10:07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

　　然而，西安事变一发生，莫斯科似乎忘记了经它同意的中共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实施的计划，当拟议中的被推翻者蒋介石近在咫尺被张学良扣押，甚至可以说完全有可能立即将其“推翻”的时候，莫斯科并没有喜形于色，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间的电话忽然焦燥地繁忙起来，电话两端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相当惊奇，这是为什么？二人赶紧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表态，说明莫斯科与此事件无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只能损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怂恿日本对华侵略。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本文将根据俄文档案揭示其秘密。

　　莫斯科长期支持中共“反蒋抗日”

　　莫斯科支持中共坚持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过程至少到1936年7月。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如何由中共尽快取代蒋介石，掌握全中国政权和领导抗日而做出的努力。此点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同陈铭枢谈判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陈铭枢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建和香港接触，就抗日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到了莫斯科。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收到陈铭枢就 “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一事致中共中央的信，其主旨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政权，同中共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陈信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力量组建以“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为形式的民主政府，以19路军和中共的红军为主干，建立抗日联军，收复失地，立即组织抗日；中共应当是该联盟的实际领导者。

　　其组织系统是：在联盟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依次设立军队和海外特别支部以及省委、区委、支部、小组，各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下设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国外局、组织局、鼓动宣传局、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19路军重建委员会。信件提出，中共派遣一定数量代表进入联盟；吸收19路军领导人以及文化界、政界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密切联系，需要时可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做准备，1.统一战线的组成：所有愿意抗日的政党和团体；抗日头面人物；所有支持抗日的社会组织、学生团体；文化界、政界人士和一切社会抗日力量。2.统一战线建立的方法：中共、人民革命联盟、东北抗日团体和学生作为发起者；在上海、香港、南京和海外建立基地，以备扩展至全中国；6个月内在相应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奠定今后建立全国抗日国防政府的基础。

　　信件还提出：19路军和中共红军要在武装斗争、文化组织等方面合作。中共将联盟包括派遣人员、提供经费和武器等多方面的帮助提出保密规定，在人民革命联盟方面，只有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可以知道详情，其他人不得与闻。

　　王明看过上述文件后于1936年5月26日致函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陈铭枢等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同时他本人也正在同康生准备中共方面的协议书，会尽快呈上审批，以便结束谈判后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王明、康生、陈云与米夫起草的同陈铭枢谈判的方案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作了修改和批注，经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科文(特利尔谢尔)签名认可后，1936年6月19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为题发给中共。其内容为：

　　一、中共代表1.应当十分谨慎，因陈受到相当一批毫无原则的政客的影响；2.不要让陈等感觉到中共同其谈判乃受到苏联代表的默许3.只能把陈看作19路军和福建自治政府的拥护者，而不是像救国会那样成熟的政治派别；4.千方百计提高中共的威信，将其视为独立的力量，而把中共中央视为完全有能力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各种问题的惟一的机构，中共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领导职责。

　　二、赞同与陈派为抗日救国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协定，但中共代表应当向陈及其追随者说清，关于合作形式(诸如关于组建抗日联军，关于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以克服抗日运动的分散状况等)问题的谈判，只能在中共中央特命全权代表所在地举行。

　　三、中共代表可就下述问题同陈派代表达成口头协定关于加强、扩大以下机构的活动，以及给予财政支持的问题(香港《大众日报》，菲律宾《先驱日报》等)：1.在香港建立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的学校；2.中共派遣人员帮助上述报刊工作和学校的建立；3.关于加强对旅英、旅法华侨和加强中国之友协会工作的问题；

　　四、由中共经费中划拨2万美元，视中共代表所提要求使用。

　　经过陈铭枢的代表同王明、康生的谈判，此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6年7月1日，陈铭枢致函中共中央，阐述中国人民革命同盟的主张：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目前的行动纲领是，进行国民革命；集中陆海空军的力量收复失地，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没收汉奸财产；联合被日本压迫的国家和各阶级共同抗日；联合所有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反对一切敌视中国支持日本的分子；反对土豪劣绅，减轻赋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至于抗日军队，则应当以19路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组建抗日救国联合政府；开展全民抗战；释放政治犯；恢复19路军；支持抵制日货；实施抗战教育，发扬民族精神；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信中明确提出：“中共是目前中国惟一伟大而牢固的政党。国民党不仅以其行动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组织方面也已经分崩离析。”陈信说“我们早就看到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在福建革命期间，我们就坚决宣布退出国民党”。还说，中共的方针政策指出了通向中华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陈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其联盟。自己理论水平低，衷心希望接受共产党的帮助。

　　总之，这个方案的关键还是通过内战灭蒋，恢复19路军，让中共掌权，领导抗日。

　　二是，中共为“争取”杨虎成和张学良部从1936年初就开始做工作，派遣了刘鼎至张学良处进行策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白中共的意图：在摸清了杨虎城的底牌——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特别是他曾经与张学良讨论过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等情况后，中共循着以下两个线索开展工作：1.着力争取张学良的 12—15万军队。在中国西北组建中共、张学良、阎锡山的抗日联合力量；2.在广西、广东、四川建立红军同地方军队的反蒋统一战线；3.建立社会名流和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根据这样的估计，拟在1936年春进行的直接行动：让陕西、山西的张学良、阎锡山部停止进攻红军。中共的游击队和江西、福建的军队建立联合阵线；对19 路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鼓动；为此必须：在国民党占领区加强中共领导，促进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进中国红军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确定红军的走向，以为之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提供相应的帮助；加强满洲抗日武装的活动，将其同游击队和正规军以及国内政治活动家的联系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知晓此事，并于1936年5月19日讨论了王、康二人的建议。这个过程直接说明，苏联在中共争取张、杨的初期就已经直接给予指导，也表明了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起的作用。

　　季米特洛夫首先变化

　　但是，事情出现了变化，莫斯科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声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从年中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事务的立场。

　　众所周知，他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的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对抗法西斯进攻。在对待中国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是比较早地看到需要帮助中共改变对待国民党政策的人。

　　中共自1934年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3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5月收到王明在会上的讲话。它们成了中共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依据。1936年年中，共产国际恢复了同中共的电信联络。季米特洛夫从中共报告中得知了后者情况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6年7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5年开始，中共为抗日和推翻蒋介石政府而努力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支持中共，李克农已经同张学良接触过许多次，张学良手中的8万军队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抗日、反蒋、联苏的愿望。鉴于四川地方势力刘湘、华北宋哲元都有抗日倾向，就连邓宝珊也表示了接近中共的倾向。所以目前必须加速中共对西北军的工作。报告称：只要红军一采取行动，西北就一定成为革命基地，西北国防政府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请苏联提供援助。因为需用钱的地方很多，首先要维持张、杨部队，光军饷每月就需要200万。一旦张部起事，南京政府就不会再给他任何费用。杨虎城部有 3万官兵，薪饷十分缺乏。报告估计，红军进入甘肃后，这里600万人口的税收养活不了20万红军官兵和东北军。如果东北军加入抗日联军，那就将有7到8万官兵需要军饷。故此，中共请共产国际提供300万元援助或通过海外华侨和世界工人的募捐筹集这笔巨款。 [/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