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蒋介石的功过.墨尔(德使)驻华回忆录.斯大林承认过去以共党分子分化国民党为错误之举，唯有蒋中正才能牵制日本，须先严防日本侵犯中国而逼进苏联边界。

# ^ 〔《苏联与远东》．David Dallin著，潘崖译．国立编译馆．第71页〕，1936年12月14日消息报：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和方案为借口，这一行动．．．实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为祸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动却显然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 ^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张浩．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翻印．第33~34页〕．．．因为共产党是国际的党，我们接到第三国际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决为对．．．。

年月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日在两报发表

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

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

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

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

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

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月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

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蒋介

石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月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

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年月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

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

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

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

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月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

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

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

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月

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

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

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

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

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

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到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 “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经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6]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27]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不能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然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因此，苏联舆论的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28]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十七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象“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 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多半是他得知了苏联广播和报刊在12月14日的公开批评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地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试想，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还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我们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试想，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29]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 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它固然仍旧不那么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30]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1]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的问题。[32]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