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东局势：埃及，埃及！（一） -- 井底望天

本文摘自：《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作者：姜英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2000级硕士研究生）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创始人为苏非派虔诚信徒哈桑·班纳。作为埃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和影响最为广泛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兄弟会从初创伊始到现在，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甚至几度被解散。本文即试分析兄弟会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及其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兄弟会与历届政府的互动关系。

在初创时期，兄弟会仅仅是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但是在哈桑·班纳的领导下，兄弟会发

展很快，影响急剧增长。1936年埃及法鲁克王朝和英帝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英埃协定》，在埃及人民如火如荼的政治风暴影响下，“兄弟会由一般群众组织演变为政治实体”①。成为政治实体后的兄弟会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特点。

1.与法鲁克王室的关系

因为有华夫脱党、沙第党（the Saadi Party）、英国因素的存在，而变的错综复杂。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王室有利用价值时，王室便极力拉拢、利用它牵制和制衡王室政敌。1936年5月，法鲁克初登王位，根基未稳，不愿轻易树敌，而当时兄弟会并非埃及主要政治势力，对王室不构成威胁，法鲁克于是利用兄弟会牵制在大选中获胜的华扶脱党，阻挠其势力的发展。当兄弟会失去利用价值时，王室就坐视或亲自参与打击、镇压兄弟会。1944年10月，失去英国支持的华扶脱党失势，得到王室支持的沙第党上台执政，王室认为兄弟会已无利用价值，再加上兄弟会因为坚持反英立场声势大增，开始采取独立路线，于是1948年12月，王室与沙第党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哈桑·班纳被埃及情报人员暗杀。因此，兄弟会只得在夹缝中求生存，利用对方的矛盾，获得若干实质利益，例如，哈桑·班纳曾宣布效忠国王，得到国王礼遇，顺利发给执照，使兄弟会得以出版报纸。二战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兄弟会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积极发展、壮大力量，并在军队和社会中扩大影响。民族危亡之际，兄弟会终不能容忍王室的腐败无能和不思进取，尤其痛恨其不顾埃及人民利益，与英帝同流合污，致使埃及依然处于西方殖民列强的统治之下。兄弟会坚持反英立场，得到人民支持，势力逐渐壮大，于是与同样反帝反殖的世俗民族主义代表——埃及自由军官合作，合力推翻了法鲁克王室，掀开了埃及历史新的一页。

2.与纳赛尔政权的关系

初期，纳赛尔感念兄弟会襄助自由军官政变有功，且双方高层领导人素有旧谊，故纳赛尔并未把兄弟会视为威胁，而是利用其作为对付纳赛尔政敌——王室、旧政党、纳吉布的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和兄弟会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纳赛尔政权世俗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南辕北辙，双方的最后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54年、1964年兄弟会因涉及暗杀纳赛尔，两度遭受大力镇压，实力大为削弱，其作用边缘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但兄弟会势力并未消失，而是潜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此间，双方亦有短暂合作，但都是脆弱而短暂的。1964年纳赛尔打算与兄弟会联合，对付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共产党势力，于是实行特赦，释放1954年入狱的兄弟会成员。但是，1966年，埃及政府发现兄弟会得到沙特财政支持，图谋政变，暗杀纳赛尔，并推翻埃及政府，纳赛尔利用其强有力的统治，镇压兄弟会，共逮捕兄弟会成员18000人，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丧命，最后在8月审判365人，处死包括兄弟会领导库特布等四名嫌犯。总之，兄弟会与纳赛尔政权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友好而趋向恶化的过程。直至60年代末，纳赛尔因内政、外交上的缺失、经济困窘、军事挫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魅力尽失，埃及人民从泛阿拉伯主义的幻灭中觉醒，回首过去，寻求精神-宗教的慰藉，从传统中寻找出路，深感伊斯兰传统最值得珍惜。标榜民族自尊、伊斯兰荣耀的兄弟会遂成为穆斯林最后的希望。①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终于重获生机，走出低迷，步向复兴。

3.与萨达特政权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掀起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萨达特本人是亲西方的务实主义者，上任之初，为了牵制纳赛尔主义分子、左派势力，建立个人权威，便鼓励、拉拢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斯林兄弟会，使得兄弟会东山再起，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政治反对派。由于当局的宗教政策，整个70年代，埃及社会中的伊斯兰教气氛很浓厚，包括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职员、政府官员等人中都普遍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群众性的伊斯兰活动空前活跃，学生中也有一种走向伊斯兰传统主义的趋势，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性。萨达特和兄弟会处于一种微妙的、非正式的势均力敌的局面。②他容许兄弟会会员以温和改革立场传播教义、出版杂志、建立社会组织、财政机构等，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兄弟会成员，允许大量被流放到沙特的兄弟会成员回国，甚至容忍兄弟会对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是兄弟会在法律上依然是不合法的，不允许其成立政党。一般说来，兄弟会不采取暴力行动，也不煽动暴力行为。但是，70年代末，萨达特独断专行，采取亲西方、与以谋和的策略，政治腐败，经济困窘，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缺乏公义，西方价值观弥漫埃及社会，社会风气日下。这种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的怨恨和社会不安，加深了国内的矛盾。反对派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形势加紧扩展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加强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无论是温和还是激进的伊斯兰分子都同声谴责萨达特为伊斯兰叛徒。萨达特对兄弟会威胁利诱，一方面采取深化伊斯兰政策，命令以沙里亚法代替埃及现行法律，一方面拉拢宗教上层人士谴责暴力行为，宣布戒严法，限制政治生活，取消言论自由，并且利用激进分子暴乱之际，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大肆逮捕激进分子。萨达特对反对派采取的一系列坚决措施，反而使事情极端化，最终酿成悲剧，有“信仰者总统”之称的萨达特被圣战者组织（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离出的激进组织）暗杀。

4.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关系。

1981年，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其政府基本沿袭萨达特时代确立的有关政策：在政治领域，进一步促进以多党制、议会制为标志的“民主化进程”；在经济领域，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新形势下，兄弟会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蒂尔玛沙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合法政治斗争，扮演宗教政治反对派的角色。③而穆巴拉克政府一改萨达特晚期的镇压政策，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极力拉拢兄弟会，吸收一些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并继续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例如，释放政治犯，包括兄弟会成员，开放党禁、报禁，容许批评、意见，制定新选举法，使兄弟会成员能够以独立人士，或以其他政党名义参选。1984年国会选举，兄弟会与新华扶脱党联合参选，获得15%的选票，共58席，兄弟会成员获8席；1987年兄弟会与自由分子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组成联盟参加国会大选，赢得17%的选票，赢得60个席位，新华扶脱党失去兄弟会的联合，仅获得11%的选票（35席），兄弟会取代新华扶脱党成为埃及最主要反对势力。对向政府挑战的极端势力和团体，政府则坚决打压，毫不留情，逮捕激进分子，严重者处以极刑，例如，1982年4月，约140名伊斯兰好战分子涉及暗杀穆巴拉克事件被捕入狱。但是，政府对激进分子的镇压，不仅未能制止暴力活动，反而更促使激进分子潜入地下，伺机而动。兄弟会虽然受到激进势力的影响，但并未与其合流，而是仍然坚持温和路线，谨慎地留在温和阵营里，避免引起政府注意，遭到打压。一些兄弟会成员甚至放弃政治意图，开始从事布道工作，鼓励个人日常生活伊斯兰化。穆巴拉克政府在1987年之后，似乎也未能避免前两位总统与兄弟会的关系模式，初期，差强人意，后期，则冲突难免。1990年，政府以兄弟会牵涉暴力事件为由，打击兄弟会，在1990年和1995年国会选举中，对兄弟会参选设置障碍；2000年立法选举之前，兄弟会再度受挫，15名优秀的兄弟会成员被捕入狱。但是，政府的打压政策，只是意图破坏兄弟会的内部结构，使之更加温和，与政府合作，放弃抵抗。总之，1987年以后，由于埃及内外形势，以及由于兄弟会自身的变化，“双方维持冷和的关系”。①

二．兄弟会对埃及社会的影响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从弱小到发展壮大，一度势力强盛，它在政治上并未成功，因为它未能改造穆斯林关于政府和国家的传统思想，并使之适应现代需要。事实上，它由于同政府对抗，而成了一个派系运动，对国际关系也采取不现实的看法，在法律事物上也不太灵活。②但作为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兄弟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底蕴和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埃及各阶层民众中依然颇有影响。兄弟会激发了阿拉伯民众共同的宗教感情，在理论与实践中强调伊斯兰教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和教育需要同步进行。兄弟会对埃及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政治上，兄弟会是埃及最强有力的反对派。纵观历届埃及政府对兄弟会的策略，无论是拉拢利用还是镇压解散，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兄弟会是埃及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存在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双方策略的改变，兄弟会积极参与多党民主政治，承认政治多元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在埃及政府允许它以其他政党或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选举的情况下，几次参选表现不俗。2000年埃及议会选举，17名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推选的候选人当选议员，并正式进入该国议会的事件引起各界的关注。政治界人士认为，本次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在埃及的伊斯兰运动重新崛起，兄弟会已成为埃及政治中惟一强有力的反对力量。因此，尽管在本次埃及议会选举中，执政的民主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一些非政府党派和独立派人士进入本届议会后，为埃及政治气氛进一步放松和调动各组织、各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创造了条件。1996年，一部分兄弟会前成员成立了一个中间党派（Wasat），两度向政党委员会申请合法地位而未果，这说明兄弟会通过合法程序以独立党派参政议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而是要使共和国符合《古兰经》的教义。

2.在经济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伊斯兰历史长河中，如此多的伊斯兰复兴，主要可归结为经济因素。伊斯兰社会经济体制未改，宗教复兴运动则永难歇止，穆斯林兄弟会几度沉浮的政治生涯足可以证明此点。兄弟会始创时期，就是一个多功能的社会实体，每一个分支机构，都设有清真寺、伊斯兰研究社团，学校、俱乐部和家庭工业等，成为一个“五脏俱全”的穆斯林小社会。经过70余年的长期努力，兄弟会主流派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建立了包括银行、投资公司、学校、医院、法律服务中心、工厂、商店、农场、旅馆、大众媒体等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控制了许多“专业性辛迪加协会（医生、工程师、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①，并且许多富裕商人都成了兄弟会的领导成员，他们与国内外的商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巨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兄弟会社会基础的转变、知识含量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联系的扩大，使兄弟会有能力发挥综合性的社会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对兄弟会的策略和政治态度、活动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80年代起，兄弟会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更加具体明确的经济主张，强调走独立自主的经济道路，摆脱对东西方经济的依附。

3.在意识形态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复兴伊斯兰，倡导伊斯兰的传统文化，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开端，并使伊斯兰平民化、大众化。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不断侵入埃及，兄弟会认为西方文化侵蚀着埃及人的灵魂，提倡通过重建伊斯兰道德来治理社会，规范人的言行举止。每当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埃及社会充斥西方文化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起着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是陷入迷惘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抚慰。同时，兄弟会将过去高高在上、神学家所把持的宗教简化成浅显易懂的主要教义，使老百姓易于接受、认同，并从伊斯兰内部产生感化力量，以独特的方式造福社会和人民。伊斯兰复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呈现出超国家、超民族的现象。

4.在社会生活上，穆斯林兄弟会的根基扎得越来越深厚。兄弟会的成员不仅来自各行各业，涵盖各个年龄层，几个左翼政党也到伊斯兰教中寻找希望。埃及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使得穆斯林心中充满着“回到伊斯兰”的向往。面对国家的无所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实施一项慷慨政策：开设诊所和学校，发放人道援助善款。在20世纪80年代，埃及舆论受到了这种倾向的诱惑，许多人纷纷参与宗教礼仪的复兴，这些人往往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穆斯林兄弟会服务，渗透到职业工会，大学和司法机构中。兄弟会因此在埃及社会中寻找到了许多落脚点，力图以自下而上的渐进化的社会伊斯兰化的方式来融入埃及主流社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5.在国家安全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有所增加。因受60年代兄弟会领导人库布特激进思想的影响，70年代从兄弟会分裂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决心通过武力反对政府，埃及在海湾战争中又站到了美国一边，从此以后，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激进分子在埃及境内攻击外国观光客和投资人，借此打击埃及旅游业和减少外国投资，致使埃及观光收入因此减半，旅游收入至少损失十亿美元，埃及经济因而雪上加霜。近几年来，埃及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的镇压有所升级，2001年11月初21名兄弟会成员在开罗被捕。穆巴拉克总统已指示，这些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罪行是“利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并攻击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埃及国内的恐怖组织还与国际上的恐怖分子有所勾结。尽管伊斯兰极端势力只是埃及社会的边缘力量，但因其破坏性大、烈度强、影响广，成为埃及政府和社会的一颗毒瘤。

三．结语

自创立以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未来真正能够威胁埃及执政当局、削弱埃及统治基础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反对派。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权一样，兄弟会把国家伊斯兰化和宗教纯洁化作为人类全部生活的终极目标。毋庸质疑，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但说到底又是宗教，而不是科学。①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受原教旨主义的束缚，至今没有提出一个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况且兄弟会至今仍未取得政治合法地位，执政党因担心政权旁落而极力压制兄弟会，限制其合法参政的权利。因此，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要在埃及这样的世俗化国家里夺取政权是十分困难的，主客观情势都不允许，即使取得政权，单凭“伊斯兰是解决一切的办法”这一空洞口号，要想治理好这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国家实是难上加难。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已通过《古兰经》、《圣训》和创制，探索出一条实现全方位的伊斯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②所以，穆斯林兄弟会只有检讨自己，提出具体的建国方案，适度接受现代化的观念，调和世俗主义与伊斯兰的观念落差，面对现实，寻求解决方案，方能摆脱狭隘、传统的宗教束缚，走向康庄大道，为国际社会所接纳。但不管这样，穆斯林兄弟会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在今后某个时期，还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巨大的作用。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和理想，即使不是具体的政策而只是一个口号，也可以在几乎任何穆斯林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继续存在。因为兄弟会的理想和目标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超越了政治界线，并超越当地宗教法律和实践方面的差异。③

参考资料：

吴云贵：《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金宜久：《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1

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蔡百铨译：《阿拉伯人的历史》台北，联经，民国75年

刘靖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美]中东杂志1982年夏季号，第340页

[美]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陆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9

[台]朱张碧珠：《埃及穆斯林（回教徒）兄弟会之研究》中华民国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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