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情报工作就是一手拿着杯具，一手拿着洗具 -- 黄河故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左双文 王 杰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是隐蔽战线斗争。毋庸置疑，中共隐蔽战线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创造的卓越功绩和丰富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中共隐蔽战线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在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情报保卫工作、地下党组织状况、情报战线人物、地下经济战线、特殊的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斗争是整个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的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共隐蔽战线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较多集中于那条“看得见的战线”，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则少有涉及。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历史上的隐蔽斗争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必须遵循严格的保密制度，情报人员实行单线联系，不许有文字记录，即使是当事人也只能了解自己那一个局部的情况，加上年久失忆，一些晚年的回忆不能十分精确。此外，部分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干部在建国后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的工作未能作出正确评价，他们的业绩更是鲜为人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逐步恢复，加上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为了党的利益，必须高度保密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披露，一些当年的情报人员得以平反，他们在自己的回忆文章或口述实录中忆述了自己的情报生涯，相关资料也日益开放。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开始日益引起党史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撰写、整理、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著，尽管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无疑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与这项研究方兴未艾的情况不大相称的是，目前尚无一篇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综述性的论文，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既是对此前的研究工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也是期待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在此方面，取得更为丰硕、系统，水准更高的成果。

一、有关著作的出版情况

关于隐蔽战线领导人的专著有穆欣的《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主要记述了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建立中央特科，保卫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推动武装斗争，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论述了周恩来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贡献。王朝柱的《周恩来在上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共上海市委党研室编的《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集中讲述了1927——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的革命斗争经历，其中很大部分详细记述了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陈绍畴的《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以可靠的文献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从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贡献两个方面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情况。此外还有穆欣的《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开诚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综合性的研究专著有游国立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他克服历史档案资料不全等限制，研究了隐蔽战线的理论，他认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思想；二是隐蔽战线与其他战线的关系。他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共隐蔽战线发展史划分为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三个阶段，介绍了隐蔽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评析了有关隐蔽战线斗争的若干重要史实，论述了中共隐蔽战线的特点及经验教训，是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性论著。

专题性的著作有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区工作，重点是城市工作方面，但侧重于合法斗争，对非法斗争少有涉及。璞玉霍和徐爽迷的《党的白区斗争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反映了中共白区斗争建立、发展、成熟的全貌，探讨了中共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产生、发展的过程，注意反映白区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及中共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事迹。费云东主编了《中共保密工作简史》（金城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性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及此前出版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作者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深得周恩来信任，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部署下在抗战初期即作为“闲棋冷子”进入胡宗南部，一年多后被选为胡的机要秘书，长期潜伏，为中共中央收集和传递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情报的传奇经历，尤其是抗战时期密送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及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的情报。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介绍了作者四十年的工作经历，很大部分讲述了自己所负责的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的有关内容。金城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介绍了自己担任中共对敌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延安交际处处长期间，从事情报工作、侦破国民党间谍、对国民党爱国将领进行统战工作的经历。马识途的《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研究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郑伯克的《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是作者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大部分讲述了云南地下党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发动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王朝北口述，师宁编写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忆述了在西安设立情报站，主持西北情报工作，负责将西安情报报送中央的经历。《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共收集回忆录和资料三十六篇，均为个人经历和回忆，反映了武汉地下党斗争的面貌。此外还有郭有义的《地下工作十五年——郭有义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传记、纪实性著作中，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颇具代表性，作者的父辈即曾在中共秘密战线长期工作，利用此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多为不同时期中共情报部门的高层人物，得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坚持言必有据，揭示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许多历史真相，但此书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对白区的隐蔽斗争较少着墨。岳先和秦少智的《虎穴龙潭》（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系统揭示了中央特科在上海九年的历史，收集了大量史料。《纵横》编辑部编辑的《隐蔽战线大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汇集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三十个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面貌。夏继诚的《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介绍了打入国民党军务局、官至少将情报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与其兄弟段仲宇在侍从室收集情报的传奇经历。另有夏继诚的《淮海战役秘密战》、松植的《辽沈战役秘密战》《平津战役秘密战》系列纪实于2007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李维民口述、陈玙整理的《地下烽火》（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牙含章的《陇右地下斗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分别忆述了东北及甘肃地下党的斗争。反映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还有陈绍畴的《白区斗争纪实》（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江雄的《大策反——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杨顺仁的《撩开神秘的面纱——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蔡惠霖等编的《崇高的使命：忆战斗在国民党营垒的岁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1968年，香港宇宙出版社出版了《国共特务战》一书。1997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一书，后一种选录了大陆发表的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及郭汝瑰的回忆等文章。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党史专著和《潘汉年传》、《李克农传》等中共人物传记中对中共隐蔽战线均有涉及。

史料是史学研究赖以存在和伸展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史料的意义同样重大。但是由于资料保密制度等原因，目前这方面的史料还很不充分，笔者所知的主要有：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资料编辑小组编《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公安史资料》（内部），《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革命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这种状况，自然会限制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拓展与深入。

二、关于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还不懂得使用情报手段作为斗争武器，尚未意识到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性。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出于自卫，中共开始积极筹建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机构，周恩来于1927年秋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但此组织究竟成立于何时，以往学术界有诸多争议，薛珏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经过详细考证，认为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①]

关于中央特科成立的过程，穆欣认为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武汉后周恩来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隐蔽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但是很快汪精卫反共，中共中央再迁往上海，白色恐怖下中共很多领导人被捕，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叛变，为保卫中央安全，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继承了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科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新的斗争。[②]同时，学者们一致认为，周恩来制定的工作原则有效的指导了中央特科的工作。[③]

有作者论述了中央特科内部的工作分工及工作职责情况：一科总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性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敌特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④]

延安时期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主要表现在肃奸、反特方面，主要领导机构是中央社会部。何立波详细论述了这时期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变迁的情况，即西北政治保卫局（1935.10——1937.9）、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1937.9——1937.12）、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7.12——1939.2）、中央社会部（1939.2－），并介绍了延安保卫部门粉碎日特、军统、中统刺杀周恩来、毛泽东的阴谋等事迹。[⑤]

三、情报保卫工作研究

情报保卫工作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整个隐蔽战线斗争的一条主线。

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在情报战线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长期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取得信任，甚至被委以重任。他们利用特殊条件，为中共提供大量机密情报，起到了特殊作用。比较突出的有“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内，担任重要职务，不断将国民党高级机密报告给中共中央，尤其是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等提前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撤离，避免了严重的灾难。[⑥]杨黄霖回忆了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期间，1943年到1944年，以巧妙手段窃取驻延军统特务密电码本、并将其全部一一抄录的经过，从而成功破译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依据。熊向晖的情报生涯更一度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⑧]段伯宇回忆了自己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的经过及斗争经历。[⑨]刘英全介绍了辽沈战役中东北社会部成立“方涛”地工小组，打入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收集情报的事迹。“方涛”地工小组获悉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及作战意图，为解放军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⑩]孙绳禄和郭宇记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要职，获取情报的情况。此举对东北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1][⑦]

关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情况，王志英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樊耕农打入阎锡山部队的事迹。樊耕农及时获悉阎锡山的反共意图，为中共提前做好应对作出了重要贡献。[12]梁正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赵中枢利用自身特殊身份，长期潜伏在阎锡山身边，获取大量机要情报，尤其是阎锡山与日军勾结和阎方战略动态、兵力部署、城防工事设施的情报，成功的实施了中共中央在山西“拖住阎锡山，发展特殊化斗争”的策略，为解放太原作出了贡献。[13]鲍建中和田子恒介绍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调往东北的云南地方部队，策反爱国将领、建立电台，收集情报、发动政治攻势、配合战场行动的情况。[14]宋黎回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军内部壮大中共组织、宣传抗日主张，争取爱国将领，加强统战工作、帮助东北军抗日的事迹。[15]

中共不仅有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也注重在国民党中拉出要员为中共提供情报，注重策反工作。程堂发介绍了陈赓等将国民党上海办事处主任发展为中共线人，负责向中共提供情报的情况。陈赓通过其关系镇压党内叛徒，参与营救任弼时、澎湃、关向应等。[16]李勤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利用广大船员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宣传党的政策，成功说服舰长等起义，将军舰开往解放区的情况。[17]张绍麟叙述了陈坤全、王子良等成功将国民党“黄安号”军舰从国民党营垒中拉向解放区的史实。[18]对于在渡江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学者对此也多有研究。[19]

孙果达阐述了情报工作对中共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共情报人员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处于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对手陷于被动，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王春华研究了1945年国共谈判前国共两党的秘密情报战。介绍了中共情报人员成功获取国民党情报人员电台密码的经过，认为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败、中共情报工作的成功是造成重庆谈判按照共产党方案进行的重要原因。[2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十分重视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刘昌英回忆了自己在台湾所从事的地下斗争：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文件的传递和活动资金的转移、营救暴露的地下党员，总结了台湾地下党受创的原因为蔡孝乾被捕叛变和地下党对台局势估计不足，认为台湾很快能获得解放，对形势过于乐观，违反了隐蔽战线的原则。[22]对于中共到台的著名地下党员吴石和朱谌之的研究较为丰富。何康忆述了国民党中将吴石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从大陆到台湾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营救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23]建波、斯科介绍了吴石在台湾收集军政情报、策反军政要员、建立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政治宣传，发展游击力量的斗争事迹。[24]钱晓岚介绍了朱谌之赴台与吴石合作，成功将获取的台湾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机密传递给中共中央，最后由于叛徒出卖，光荣牺牲的事迹。[25]

对日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中共加强了对日情报工作。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徐林祥、方劲松研究了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主要是建立秘密情报网络、侦查日军动向；打进日特要害机关、掌握日军核心机密；巧与汉奸周旋、了解日伪活动情况。[26]程兆奇利用日本出版的日特务机关对被捕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讯问记录史料，对三十年代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机构、人员、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颇有特色。[27]黄敏、张艳华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郑文道打入“满铁”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在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的帮助下不断将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的事迹，尤其是日军高级特务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和日军对根据地扫荡的情报。为中央制定决策，保卫敌后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28]云献智记述了关岛情报站的斗争经历，他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就做好了将来收回东北的准备，因此在东北设立了关岛情报站收集日军情报。关岛情报站情报人员设立电台、成功策反对日军统治失望的伪军军官、获取日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的计划和兵力部署情况，为收回东北做出了贡献。[29]庄宝瓒介绍了奉天白塔堡地下反日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的事迹。[30]

对汪伪情报工作。随着抗战的深入，汪精卫等对抗战失去信心，公然投降日本，因此汪伪集团也成为中共的斗争对象。关于中共对汪伪的情报工作，徐林祥记述了袁殊深入汪伪内部，周旋于日本、汪伪、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博得信任，获取情报尤其是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计划，准备拥兵南下占领东南亚的情报，通知中共日伪准备发动清乡运动，使中共提前作好准备，为中共情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1]周宗奇记述了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关露，详细论证她如何接受中央任务，打入汪伪情报机关，获取情报的过程。[32]

国际情报合作。日本的步步紧逼，对中国和苏联均有强大威胁，中共与苏联也合作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有学者介绍了苏联帮助中共训练情报人员，收集日军情报的情况。[33]余科杰记述了阎宝航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国民党内获得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通过中共传达给苏联，使苏联提前做了准备，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34]王德利介绍苏联为了阻止日本进攻苏联、摧毁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织，中共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先后选送了张永兴等几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苏联接受培训。张永兴回国后，利用在苏联学到的技术，在东北设立国际情报站，训练情报人员打入日军内部，获得大量日军军事机密，及时准确的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情报。[35]张丽云介绍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训的情报人员龙桂洁的斗争经历，龙桂洁的情报工作主要是收集、传递情报和转移秘密电台。[36]也有作者注意到中共与英美盟军的情报合作，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与英美合作的始末，指出东江纵队向英美提供的诸多情报尤其是关于日军波雷部队秘密南下及布防情况的情报，对盟军战略决策的调整，具有重要价值。[37]

电台工作。在现代信息传递中，电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共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第一部电台，从此日益重视电台的特殊作用，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曾三回忆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江西从事无线电事业的艰难经历。[38]张沈川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建中共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情况：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自制收报机，训练报务员；建立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创办无线电训练班。[43]毛齐华也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44]通讯兵史编审委员会编的《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详细介绍了红军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党中央向共产国际申请代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在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通信人员的概况以及无线电通信对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所起的重大作用。[39]童小鹏回忆了自己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所经历的机要通讯工作情况，认为中共情报人员在周恩来为首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限制、破坏，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及时的传送了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级组织向党中央的报告、请示，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40]姚文奇介绍了李白夫妇建立秘密电台从事斗争的经历。[41]季焕麟回忆了1938——1947年间在白区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42]

保卫工作。中共隐蔽战线的内容除了情报工作之外，保卫工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王铁群叙述了中央特科1931年成功营救关向应的事迹。关向应被捕，随身携带的重要机密文件被收，陈赓通过内线关系将中共情报人员刘鼎扮成鉴定文件专家，成功保守住秘密，保卫关向应虎口脱险。[45]佟言介绍了中共情报奇才陈泊的事迹：1939年陈泊凭借其机智成功捕获国民党在延安各处潜伏的特务四十多人，1942年破获“汉中特训班”大案，抓获特务六十多人，1943年识破国民党特务刺杀毛泽东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46]齐守成介绍了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成功破获国民党隐藏在沈阳的四个潜伏台、两个预备台、一个独立台的所谓“一元二套三层制”的潜伏计划。[47]建波、斯科记述了一位老特工的自述：上海解放之初，他抓获大量国民党军统特务，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刺杀陈毅、荣毅仁等华东局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萤火虫计划”，使上海市党政各界领导的生命安全得到保证；成功保卫傅作义前往包头动员董其武率部起义，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傅作义的阴谋；粉碎国民党刺杀叶剑英的阴谋，保卫了新兴的政权；查清了刺杀毛泽东的案件，抓获了凶手。[48]凌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公安干警依靠广大群众，经过艰险的排查，迅速将潜伏北平的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一网打尽的史实。[49]苗生介绍了福州解放之初，中共情报人员成功摧毁国民党残留在福州的秘密电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里应外合的阴谋。[50]

四、地下工作回忆及地下党组织状况研究

姚依林回忆了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的组织、活动情况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情报工作的情况。[51]徐才回忆了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轨迹和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经历。[52]熊健回忆自己利用熊斌之子的身份在北平国民党上层中有效的开展工作的经历。[53]郎冠英回忆了自己在国民党电信部门斗争的经历尤其是组织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进行“饿工”斗争的情况。[54]杨力平回忆了1941——1949年间，自己与战友在桂林、昆明、上海等地设立秘密电台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共情报工作支持的情况。[55]魏宏运回忆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以及成为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成员，从事争取进步青年、宣传解放区、收集情报的地下工作经历。[56]

廖志高回忆了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情况。[57]孔原回忆了自己在南方局工作三年的经历，尤其是周恩来等领导强调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59]高文华回忆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有：积极稳妥的发展党，全面培训党员；广泛宣传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加强湘宁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配齐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全面组织隐蔽撤退，积蓄革命力量；深入基层团结群众，继续扩大党的影响，并记述了自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60]李越回忆了北平地下党领导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61]曹诚回忆了抗战时期在牺盟会当特派员的斗争经历。[6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编的《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介绍了南方局所属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四川地下党、贵州地下党、云南地下党、鄂西地区地下党、广西地下党的组织情况。[58]

熊志华回忆了从事秘密交通的经历：负责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在西安联络处负责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交通联系和来往文件的转送工作；在香港负责往根据地运送物资；在上海开展与天津、河南等地的秘密交通。[63]王亚文回忆了自己参与的策反李明灏、钟勉、张权、林遵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经历。[64]李沛回忆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65]

史唐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的情况。[66]此外，贵州、湘鄂赣边区的地下党斗争，均有有关人员的回忆。[67]

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党的建设亦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奇生研究了1927—1932年的广东地下党，认为这一时期广东地下党组织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均甚随便;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或是出于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68]1927—1933东北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情况，认为这一时期党员数量起伏比较大; 社会构成前期以工人为主, 后期以农民为主; 党员对党的认识不深刻, 政治水平不高; 党的机关不健全, 组织比较松弛; 党的经费极其紧张, 信息沟通不畅。他认为这种情况既是东北地下党主观造成的，更是白色恐怖的困难形势造成的。[69]黄坤胜详细考证了厦门地区建立党团组织的时间和名称及“中共厦门总干事会”所属党组织问题。[70]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详细介绍了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建立、演变及其下属北平城委、天津城委、唐山城委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发展概况，论述了它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贡献。[71]田中仁的《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阐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寻找、探索民族革命方向的努力，并以救国会为核心，以推动“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的形成为线索，追溯和分析了上海地下党与救国会的关系以及上海救国会运动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72]张敏研究了沈阳解放前夕铁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73] 李月军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