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人物】有明袁大将军 作者napolen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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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袁崇焕评传八 金庸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碉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碉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怠胝趟?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凭三箭,联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拔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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