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土共这次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 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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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左不是不可以,但也要左得合情合理

资料1:

任何类型的组织建设,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组织经费;二是组织人才。在清代以前,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结构:一是正式领薪的官僚人数极少。19 世纪末,清中央政府官员2622 人,地方官13007 人,另有武官7464 人,共计不过23000 人左右。在地方,平均每一知县大约要负责治理30 万人。据称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大约每3000 人就有一名地方行政官。二是非正式的吏役群体数量庞大。清代县级衙门,有“千县30 万吏”之说。三是县以下乡绅自治。据张仲礼研究,19 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逾百万。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由一个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乡绅组成的群体共同支配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

上面是传统的中国组织结构,没有这种结构就无法管理如此庞大的农业国家,而这种结构组织力量太弱,历史上面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尚且不能稳操胜券,根本无法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资料2:

与清代国家正式行政权力止于州县不同,国民党想建立一个从中央直统到基层乡村社会的金字塔式的巨型官僚机构。而这一巨型官僚机构的建立,大约需要多少人力、财力的支撑呢?

据当时人的粗略估算,全国县以下各级政权组织大约需要1300 万名基层干部。其中江苏大约需要80 万人充当区乡保甲长。

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群体,其数量已是清代乡绅的十余倍。在清代,国家只需一定的农业税收即可供养数万名官员。国民党执政后,省以下政权的财政收入仍主要建立在传统农业税收的基础上。国家政权的财政需求剧增,显然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1942 年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估算,鄂省实行“新县制”需要52 万干部,若每人每月薪俸10 元,全省每年就要6000 多万元;若每人每月薪俸50 元,全省每年就要3 亿元。而当时湖北全年的财政收入仅1200 万,支付一省行政人员的薪俸尚不敷远甚。

上面的资料指出,国民党不是不知道要把中国组织起来,而是无论从经费还是干部方面都做不到。

资料3:

1927 年“清党”前夕,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除外)约60万,“清党”后跌至22 万。直至1937 年1 月,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仅52.6 万。其中包含预备党员16 万人,正式党员只有36 万余人。此处不妨对比中共执政初期的情形:1952 年,中共拥有党员600 万,其中脱产干部331 万;1958 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 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 万。

中共如此庞大的管理阶层,再加上工业积累需要的资金,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如此之沉重,无论其有如何强大的干部队伍组织能力和低廉的干部成本,如果不搞活经济大把捞钱,又岂可长久乎?因此才有前30年一系列的运动,始终无法稳定下来,这不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治乱的常态,而直到改开之后承认市场经济,才进入常态,工商业快速发展,才真正找到从小农经济转变为工商经济的道路。

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公有制私有制意义只有那么大,公有制的话财富主要掌握在政治寡头手里,私有制财富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你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实践前途只有两条,要政治寡头还是要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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