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香港人麦兆辉、庄文强编导的影片《关云长》票房已经逼近2亿，在商业上可以说获得了很大成功。但这并不影响我认为它是一部烂片——一部阵容豪华的烂片。

“豪华”，是在演员阵容和打斗场面上。主角由姜文与甄子丹来扮演，足以让许多粉丝不管内容是什么就大力追捧。该片的武戏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都是门面功夫，掩盖不住该片精神的贫乏与虚弱。

对于众多关二爷的崇拜者而言，这个片不仅不是对关二爷的赞美，反而是一种亵渎。编导在为影片造势时大谈“忠义”，开拍的时候也专门去关帝庙拜过关二爷，但最终塑造出来的关二爷形象极其怪异，用古代的道德观去衡量，不仅没有忠义可言，甚至应该杀头灭族。

什么叫“忠义”？我们在此不费尽心思下定义，谈谈“忠义”的底线就可以了。一个为了女人，就大骂“昏君”，并将刀架在皇上脖子上的人能叫“忠”吗？一个明知道兄长在黄河以北，却为了所谓的“和平”，把嫂子送到黄河渡口，就要告辞，让嫂子自己渡河过去的人，算是有“义”吗？

但这就是《关云长》里面出现的骇人的情节。关羽暗恋大嫂或者大嫂暗恋关羽，类似这样的“戏说”，近年的古装剧中已经太多，我们也早就已经麻木了。但实在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编导们居然把“戏说”推到这样一个程度，让关羽抛弃了他的时代的价值观，而公然信仰起当代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来。

当代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爱情。从本片来看，这两个价值的关系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要替怕死的小资维护和平，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谁动了英雄的马子，英雄发动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资怕死，尤其是怕暴死。当代各种“人权”，其基础是生命权，而“生命权”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假设人普遍怕死，这正是伟大的霍布斯奠定的理论基础，尽管霍布斯自己还是保留了许多贵族的趣味。小资们自己既然怕死，他们所塑造的英雄，那就是为他们争和平的，最终也要为和平而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惯常情节：一位霸主接近统一天下了，和平似乎指日可待，小资们的英雄可能会放下刀剑，为霸主让道。张艺谋的《英雄》让大慈悲的无名为了“天下”放下了剑，麦兆辉、庄文强的《关云长》也让关二爷为了“和平”，放弃了去找大哥。前者是为了“和平”放弃了性命，后者是为了“和平”可以放下兄弟之义。为了渲染这种和平信仰，编导们甚至搬出了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多大影响的佛教，让僧人与曹操、关二爷谈经论道。佛教与小资的相互利用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佛教通过诉诸小资趣味而赢得市场，小资通过佛教符号而获得升华。看看达赖和尚在西方文化小资那里受到的欢迎就明白了。

但这种“和平主义”绝非儒家价值观。儒家推崇和平，但绝不将和平作为绝对价值。对儒家来说，为了道义，是可以发动战争的。当年孔子曾经几次请求鲁君出兵讨伐无道之国。在实证法无法实现正义的时候，儒家并不禁止复仇，主张对合乎道义的复仇从轻发落。《春秋》有“大复仇”之义，在经学兴盛的汉代影响极大，如果关二爷真如《三国演义》所说喜读《春秋》，必定恪守此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霸道而非王道，有道者伐之，名正言顺。

今人翻拍古片，往往要谈点“人性”，所谓“人性”，最终都落到儿女情长上去。一个人可以没有国家，没有兄弟，没有朋友，可以背叛一切，但绝对要有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爱情成为证明一个人有人性的核心标志。古人绝对不是这个谈法。《诗经》开篇“关关雎鸠”，谈的就是爱情，但古人讲的是“发乎情，止乎礼”，谈恋爱与结婚都是有礼法的，爱情最终是要镶嵌到“五伦”的结构里来处理的。《关云长》这个片走的纯粹是现代路线。先说孙俪演的女主角：让孙俪来演这个古代角色绝对是失败，因为她的气质过于“霸气外露”（黄四郎语），根本没有古代女人的娴静端庄，也根本演不出这个女人内心的挣扎。其次，剧情安排也令人匪夷所思，身为大嫂竟然直接和二叔表白（补充说明：电影里大嫂口口声声叫“二哥”，这是错误的。古代女人要跟孩子叫，应该叫“二叔”），说要请自己的夫君将自己嫁给二叔，搁在那个时代，这简直就是妇德沦丧。关二爷一开始尽管内心挣扎，行动上还是守礼法的，但一到大嫂死掉，就彻底方寸大乱，竟然拿刀去杀皇上，这是公然的大逆不道，连曹操都不会干的事情，关二爷干了。

当然，这里有一个伦理困境：假设皇上是个昏君怎么办？孟子说君主无道，人民可以起来造反的。但这一理论过于极端，不可能成为官方学说。关二爷作为朝廷和民间都认可的道德模范，碰到皇上是昏君的情况，大可行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绝不能干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弑君的事来。这会毁掉刘备匡扶汉室事业的正当性，更会砸掉关二爷自己的道德牌位；但它符合小资价值观：你动了我的马子，我自然要怒，管你是皇上还是平民？

关二爷在和平与爱情两个价值之间挣扎，他为了和平放弃了大哥，但为了爱情又选择了战争，甚至拿刀对准了皇上。前者失了“义”，后者又失了“忠”。为了和平作的牺牲，似乎表明关二爷境界之高，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追求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青史留名的英雄武士，几乎接近了《英雄》里的无名了。但为了爱情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系列失态，又表明关二爷境界之低，几乎是普通小资的投射。其实，这只不过是小资编导把自己想像的保护者与自己内心的欲望拧在一起造成的错乱。

这个片在情节上当然还有许多令人错愕之处。比如说，关二爷能在几招之内诛杀颜良、文丑，却居然跟籍籍无名的孔秀打了十几分钟还分不出胜负，孔秀一跃而成为华夏名将。比如说，曹操居然带着汉献帝和文武百官一起去田间收割，简直就是一幅“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的景象。关二爷与曹操一语不合，居然拿镰刀逼着曹操脖子。而这个非常像黑社会老大的曹操，竟然用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黑社会伎俩，干出给关二爷下春药的事情来 …… 这些问题其实都只是小节，哈哈一笑即可。真正重要的是它们折射出编导对于庙堂的无知。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既和编导个人的原因有关，更与香港电影的普遍弱点有关。在我看来，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长于表现江湖，而拙于表现庙堂。江湖是快意恩仇、儿女情长，可以披着古装而尽情地在举手投足中展现自由、平等与个性。庙堂则不然，穿上哪个朝代的盔甲或者朝服，就活在哪个朝代的礼法之中，人的一举一动就必须体现出礼法的规训——而这是被英国人统治多年的香港市民们不熟悉的；由于远离政治中心，香港市民们也很难想像权力中心的人们都在思考什么、争夺什么，他们能按照江湖的逻辑，将政治理解为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却始终难以把握政治本身的崇高感。我相信金庸先生是难得的既理解江湖又理解庙堂的港人，但像他这样的能把握政治崇高感的港人恐怕寥寥无几。因此，《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不可能出现在香港，《走向共和》、《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也不可能出现在香港。当香港编导们硬是要搞点和庙堂有关的名堂的时候，我们始终会嗅到浓重的江湖气。而当编导们硬要去表现庙堂英雄们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嗅到的就不仅是江湖气，同时也有市侩气了。

编导们已经挣了个钵满瓢盈，对本文的质疑，最多也就当放了个屁。但我替他们担心的是，关二爷乐意自己这样被人糟践吗？咱们内地多年“破四旧”，信关二爷的人不多了。在香港，关二爷在民间信仰中仍然保持着显赫的地位，连警察出门办事前都要拜拜关二爷。既然编导们自己多少还信着关二爷，就小心关二爷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