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太祖为何不喜知识分子 -- 种植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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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另一块‘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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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五·七”干校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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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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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臧克家的“牛棚文学”:高歌忆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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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我跟父亲蹲的“牛棚”是另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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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大陆的见闻(1972年)

解放后对知识分子是相当优待的。我们惊奇的发现, 文革后 教授拿的薪水还比普通工人高四、五倍之多。一个三级教授月入二百四十块,一级教授月入三百四十块,而工人平均薪水才六十多块。在一个人人劳动,讲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差距是不能容忍的,怪不得红卫兵、工人、农民们要批判知识分子。这种差距在文革后决定要逐渐减少,但是教授们还是照拿原来薪水,只是新的教员以低工资为原则,不再按原来级数增加,最高一百多块,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工资要逐渐提高,这样才能减少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清 华钱伟长 教授和北大 魏建功 教授说他们“最怕的是工人同志问一个月拿多少钱,真是说不出口,惭愧得很。”但是真正使教员们能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了解教育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还是要通过实践——也就是参加生产劳动。文革后,一般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教员留校任教,从事教育改革,三分之一从事科研或社会调查,看看社会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大学生,另外三分之一到工厂或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培养对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三部份教员定期轮换。正如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这个三三制解决了他们政治上的再教育和业务上的再学习的根本问题。  

崇文门外拓新田

    

  崇文区的五七干校在北京市郊区的大兴县永定河附近,原来是一片沙丘和芦苇塘,荒无人迹,一九六八年十月一千多位在崇文区工作的干部前来拓荒,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垦了六百亩稻田,六百亩旱田,盖起供千来人用的宿舍、办公室,还有猪圈鸡鸭厂,工厂厂房共三百多间房屋,俨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村落。他们每年能出产四十余万斤的粮食,吃不完的蔬菜,三百六十口猪,五千只鸭,三百只鸡,有小型工厂能出产播音喇叭,自制农具,插秧机,还有正在兴建的染料工厂,但是干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告诉我们,来干校的学员们主要是来这儿学习。

     

  

五七干校的由来是为了实行毛主席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有关教育的指示,指示中说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五七干校成立之后它也秉承五七指示,确定了干校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当然他们在这儿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着重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的方面有三个:  

    

  第一是要向广大的贫下中农学习他们对阶级仇恨的深刻了解和新旧社会的爱憎分明。今天在中国当然早已没有所谓贫下中农之分,这里所说的贫下中农是指解放前贫下中农出身的农民们,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一农民们对解放前统治(他们的)阶级,对他们的剥削认识最清楚,对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体会最深刻。而逐渐有三脱离倾向的一些干部们(三脱离是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或是解放后长大的年青的干部们,在这种基本概念上,的确有加强认识的必要。  

    

  第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朴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意念和作风,中国农民这种高贵的思想和质量真无需多述了。要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干部们也必需要具备这种质量和思想。  

    

  第三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学习他们的纪律性,组织性,学习他们的政治觉悟,学习他们怎样联系群众,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学军事知识。

  

    

  

要学习的方面真够大够广的了,该怎么做,该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学得好?当年在延安的抗日大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榜样。最主要的是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通常学员们上午劳动,下午学习马列主义和主席著作,他们所做的劳动,绝不是形式上的大少爷种田,而是全力以赴拓荒式的战斗。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种出自己要吃的粮食,盖出自己要住的房屋,开办自己的工厂,通过这些劳动而体会到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劳动人民,劳动财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由这些体验再去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再归纳到每个人自己实际生活中去,该怎么样使自己更进步,更能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只有亲身体验过劳动人民的生活,虚心地向劳动人民学习过,然后再替劳动人民的服务,才能是比较切实的服务,为了要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干校的学员们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也经常请农民、工人或解放军来校讲习,谈谈他们的经验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体会
。  

    

  

参加这个五七干校的干部们,绝非因为他们受了批判或是政治思想不好的缘故,而在理论上,所有人的思想都须要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五.七干校是为所有干部而设的。一九六八年来建校的第一批干部是文革后实行精简机构时调出来的干部,三年来人员流动得很厉害,现在国家的规定是每个干部每三年必须要下干校学习半年,每年零星劳动两个月,老弱病残者除外,在文革之前干部也短期下乡下工厂劳动,但是那种劳动一来时间很短,二来相当不彻底与形式化,有人下工厂戴白手套和工人谈谈话也算劳动,有人到商店做几个星期的售货员也算劳动,和现在的五七干校大不相同。一个很不准确的数字估计,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干部在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围绕在干校四周的稻田都接近收割的季候,金色的稻穗随风翻动着,农具厂只有两间房,一位熟练的车床工人正在工作,他原是位体育教员,学车工不到一年的时间,院子里几位看似农人的干部们正在试验他们自己发明的扬场机,可以有效地把米和谷壳分开。一位原来是共青团书记的年青小伙子,与其它两位同志一块学习电力输配,自己看书,自己实验。现在三个人建了三座一百瓧的小配电所,供给全校的电灯用电、工厂用电和农业用电。 
 

    

  

尚未完全开拓的沙丘仍然有几处。沙丘附近开出小块菜园种了数不清种类的蔬菜,有西红柿,大茄子,辣椒等。还有暖房,冬季也能收西红柿。最馋人的是萝卜,大白萝卜重达十几斤,还有叫卫青、心里美的都能生吃。当时就每样拔了几个,在田边的灌溉机井上开水冲洗,洗净了就切开来尝鲜,大白萝卜味道清爽多汁稍有辣味,卫青,绿皮绿瓤状似绿色香瓜,清脆可口;心里美外皮白绿色像只大凉薯,切开后内瓤是白色有红丝遍布其间,够得上个美字,微有甜味。走过不算短的田间小道,是干校的养猪场,上百的小猪仔在母猪肚子底钻来钻去,也有上百只大肥猪在猪圈内打滚,猪圈里满地烂泥,粪便成堆,臭不可当。曾任教员的一位女学员在一旁指着那些烂泥说:“那是最好的肥料。”  

    

  

制造播音喇叭的工厂就在不远,一位学员现在是喇叭厂的头号技工,表演给大家看怎样把一块圆铁皮,在数分钟之内做成一只喇叭筒,不算复杂的机械操作,但是整套设备都是这些“外行工人”自力更生亲手创出来的,这位技工在整个操作过程里,嘴角上老是挂着掩不住的兴奋。喇叭工厂还有其它部门,半导体绕路安装,用电子仪器做质量检查等等。几个月前的干部们,现在都成了熟练的电子技工了。 
 

    

  

正在兴建中的染料厂,锅炉钢架都建立起来了,油亮亮地相当壮观,负责染料厂的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一梁一架是怎么来的。工厂厂房还没完全装置好,全厂房只有两只动力马达是由国家发给,其它所有的设备都是由附近工厂找来的一些废铁旧料拼凑铸造而成。刮去旧铁上的锈再涂一层漆,整旧如新。有人问:“去国家领些建厂材料不是很方便吗?”负责同志说:“咱们来这儿建厂一方面是学工,另一方面是学自力更生,要什么都伸手跟国家拿,到哪儿去学自力更生去啊?”也有人问:“盖这样一个大厂,出产好些染料都给谁用啊?”正在一旁工作的,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汉子,抬起油污满布的脸抢着说:“这是国家交给咱们的生产任务,咱们这是替国家生产点儿财富。”  

    

  

来干校的学员们都是长久在组织里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很少接触参加过实际的生产,思想上感情上都已经远离了农业工业生产。在五七干校短短的岁月中,他们熟练了某种生产技术,直接参加了生产,这种经历不但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生活经验,更是他们生活中的骄傲罢!
  

    

  

然而最引人入胜的,该是几位学员与我们的谈话。一位是崇文区共青团书记,廿来岁,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经过三年的劳动,还带着点白面书生的味道,他说:“我确实感觉到我现在的世界观,现在的认识和思想和我刚离开学校不太一样了。记得我头一天分配到机关里工作的时候,立刻就同人吵了一架。原因是别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块玻璃板,就我没有。我还质问管事的,既然知道我来了,干吗不给我预备个玻璃板儿?其实有没有玻璃板儿不都一样可以办公?三年前的干校,情况可比现在艰苦,我的任务是做电工,但是也干农活儿,农忙的时候也去插过秧,收割稻子,是相当辛苦的工作。因此,自然而然的对一穗一禾都特别爱惜。干校第二年的要求是电气化、机械化、入冬以后对电力的装备要求量很大。在缺乏经验、缺乏配备的情况下工作,逐渐对工作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前只会伸手跟上级要东西,现在,工作来了,首先问问自己,这问题能不能自己动手解决?思想上也有些斗争。冬天要冒着严寒去架电线,安装水泵,打机井,疏水道,心里就透着一百廿个不愿意。但是,看见贫下中农在附近的公社里,为什么就能不怕寒、不怕冻,每天起大早搞水利、搞土地基本建设?为什么他们会忘我的劳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爱惜土地、爱护财产?劳动人民知道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呢?我正是所谓的三脱离——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和脱离实际。在这种脱离状况之下谈为人民、为工农服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和工农结合之前,思想是空虚的,行动是动摇的,是不切合实际的。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生产创造过任何东西,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浪费它,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经过劳动而创造,是件最愉快的事。我现在觉得比刚离开学校的时候进步一点,但是还差得很远,许多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还没有学到,很多个人的私、懒还没去掉。”  
     

    

  

她说:“我只能在这儿学习六个月,时间特别短,能学得到的东西恐怕也是挺少的。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更觉着学得不够。不过,回想一下这三个多月的生活,也挺有点儿体会的。刚来的时候,对劳动也不怎么了解,只觉得劳动不过就是卖点儿体力。头几天累上一阵子,以后就习惯了。反正自己也挺年青、挺健康的,还怕过不了这个劳动关?谁知道,一面劳动、一面学习的意义,可比我起初的了解要深刻多了。像我这样的干部,人家叫‘三门儿干部’。从小出了家门儿进校门儿,出了校门儿进机关的门儿。从来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跟劳动人民接触过。我一来就被派到农业组。头一天,去稻田拔草,水田里有一种草模样儿和稻秧子一般,长得比稻秧子还高。我当时实在分别不出来,又怕人笑话,也没好意思老问人家,结果让我拔掉好些稻秧子。后来有附近公社的老农夫来教我们种地。我哪儿会种地啊。什么都得人家一样样地教。自己那时候甭提多笨了,教上多少遍还是不像个样子。可是人家贫下中农有耐心极了,从来也没有笑话过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教了又教。想着自己也是个教员,自己的任务就是教小学生,要是遇上个笨一点的小学生,自己哪儿有这份耐心?单单这一点,我就得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再说一点儿小事,像我们这儿用的那种推沙土的小车,起初我看看别人推小车挺轻松的,觉着很容易。可是,轮到自己推起来,一推就翻车。后来,这儿修公路要搬沙丘,自己抢着去推小车运沙子,先推半车沙子,摸熟了之后再推满车,反正做什么事都得去实践,由实践中认识了它的规律,才能掌握规律,把事做好。 
 

    

  

“在我思想上斗争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我被派到养猪场养猪的时候。每天必须要下猪圈清理,把猪圈里混有猪粪便的烂泥清出来做肥料。我住在北京的时候,看见有粪车过来,就捏着鼻绕过去走。现在要我站在这个又是粪,又是尿的坑里,一点一点朝外挖肥,确实是不愿意干,也不爱干,也想着在城市生活多舒服。正在犹豫的时候,就看见几个老学员很自然地脱了鞋,卷起裤脚,走进去挖肥。该干的活儿就得干,凭什么人家就能不在乎?于是自己就硬着头皮也下去了,事后自己对自己加以分析,为什么自己会怕脏怕苦?因为自己一直生活在都市里,没有劳动的习惯。多堆肥料是增加生产必经的过程。我没生产过,不能真正体会这个道理。贫下中农无私的劳动,去增加生产。他们不但不怕脏,不怕苦,他们恐怕对脏和苦连想都没想过。这是我和劳动人民思想上的差距。过去教学生的时候,有那农村里来的穷孩子,穿得破旧一点儿,我就不太和那些孩子亲近。过去,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并不深,还谈什么为人民、为贫下中农服务!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要站好立足点,走五七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更快地进步。”  
 

    

  

她说:“我起头对于上五七干校学习意见是不同的。我那时候,认为自己是个技术干部,专长是医疗。下五七干校去学农、学工,会不会把技术丢掉?而且,我也曾经参加过医疗队,下农村去治病。有这个必要去学种地吗?来干校之后,先下田种稻子、种菜,也跟贫下中农生活在一块儿。几个月以后,思想上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和贫下中农接近的机会多了,自然就发觉他们的朴实、无私和淳厚的优良本质。他们对旧社会剥削阶级有切骨的仇恨,对新社会、对红色政权、对毛主席有最真挚的热爱。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给予我的教育真是数不清。记得有一次,我到附近公社去给一位老大娘看病。这位老大娘在旧社会的时候,曾经得过眼病。因为当时没钱延医治疗,拖了下来,两只眼就这样瞎了。她听见我来了,亲热得跟见了亲人似的,扯住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要我坐,其实我那个时候早就坐着啦!老大娘告诉我,她在旧社会受的是什么样的罪,过去怎么样受人的剥削,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儿上学不到的。老大娘又说:‘你是城里的大夫吧,过去想让你们看个病可真不容易。碰上个负责任的医生还好;要不然,老远地赶了去,碰上个不负责的,病没看上,还得弄一肚子气。今天可好,城里的大夫上我们村子里来看病。这都得感谢毛主席噢。’说着说着老大娘就哭起来了。
    

  

“另外有一次,有位老大爷在切饲料的时候,不小心伤了手指头,送到我这儿来急救。老大爷的两根手指头被切得几乎全断了,只留下一层薄皮连在那儿。老大爷坐在那儿举着受了伤的手,眼泪不停的流着。我看了也有点发慌,怕老大爷会疼得受不了,就问他:‘老大爷是疼的受不了吧,我这就给您上麻药。’老大爷说:‘我不疼,我一点儿也不疼。我在想着从前受这么样的痛苦,有谁理过?今天,毛主席送你们这些大夫来给咱们洽伤治病,嗨,我高兴得……’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老大爷一声可没哼,还不停的鼓励医务人员。  
    

  

“从前,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也替贫下中农的子女看过病。那只是值班性质,下了班就不管。原因是对贫下中农没感情。要谈把自己的技术为人民服务,谈革命,就非得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样我也就体会到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意义了。贫下中农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为他们服务就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想过这样的道路,自然就会视为迫害了,想走,就是锻炼。

通宝推:阴霾信仰,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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