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晚年的丘吉尔

当丘吉尔于1951年重返政坛之时，这一切都尚未发生。在经历了6年前那场粉碎性的失败之后，旧秩序重建自身的速度之快令许多人都始料未及。而且旧秩序的“旧”字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要评选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英国人，丘吉尔可谓当之无愧。但是时间现在已经不在他这边了。他的最后一任首相任期开始两年之后，有一天他正在唐宁街十号给一群来访的意大利人发表演讲——酷爱历史的丘吉尔对这群意大利听众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当年驻扎在英格兰的罗马兵团——说着说着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他得了中风。人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不过第二天他就强支病体前往议会主持会议，尽管在会上没说几句话。但是他的病情恶化程度如此之快，医生们都以为他肯定挺不过这一关。他的左臂已经失去了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而且根本站不起来。底下人赶紧把他送回了查特韦尔大宅。两个月后，他居然康复了。这是个令人称奇的故事，表现了丘吉尔惊人的意志力与毅力，他不仅从死亡的边缘一路挣扎着爬了回来，而且在发病几个月之后就在托利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又参加了下院的例行质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全国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含糊其辞的小道消息自然难免，但是首相的病情得到了严格的保密，只有寥寥几名圈内人士知道详情。最终还是丘吉尔本人把这件事捅了出来，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因此也就不大要紧了。

中风之前以及之后，各位大臣们都觉得这头老狮子实在是令人窝火。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谈话时，他都不缺乏灵光闪现的时刻。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座会说话的纪念碑，时刻提醒着人们他曾经有多么伟大，而且一开口就没完。其他内阁成员的回忆录里提到他的时候经常冠以“老迈”、“昏愦”、“日薄西山”之类的形容词，所有关于他的记述都充满了爱恨交加的感情：有时他话说到一半就会忘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有时甚至就连外国领导人——比如杜鲁门总统——也对他长篇大论的讲话风格表示厌倦。但是最生气，最受伤以及最沮丧的还是艾登本人，他总觉得在托利党上层等待了整整十年之后，现在再怎么说也该轮到他来掌权了。但是首相十分恋栈。丘吉尔无数次向艾登许诺自己马上就要回家养老，但就是死活不走。他会一次又一次对大臣们进行洗牌，把艾登打发到不合适的岗位，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之后再把他的希望高高举起又一把摔碎在地。

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当时英国权力最大的人，如果这一过程不是这么残酷，那上述的一切看上去几乎有点滑稽。丘吉尔越来越怀疑艾登究竟是不是干首相的料，因此喋喋不休地教育他要和美国人保持一致，对他的意见嗤之以鼻，还跟自己的朋友抱怨说他不认为“安东尼能干这一行”。当其他手段都不管用时，丘吉尔一如既往地讲起了笑话。当一位大臣的父亲去世时，丘吉尔接见了一个前来劝说他下台的代表团，他以忧郁的语气提到了死者：“他太年轻了，今年才九十出头呢。”*7* 高龄与疾病也是托利政府的主题之一，就像艾德礼政府晚期那样。艾登有胆管炎的毛病，一次不成功的手术进一步恶化了病情。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终于成功上位的时候，他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了。麦克米伦后来说他好比一匹为了1938年赛马会而训练出来的赛马，结果却被人在起跑马厩里一直关到1955年。那么丘吉尔为什么死活不走人呢？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撒不开手。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答案，丘吉尔还有一个更为高尚的动机。

丘吉尔的一生都与战争结缘。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从小就受到战争故事与纪念品的耳濡目染。他曾在苏丹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布尔战争，遭到俘虏并成功逃脱。一战期间他成为了极富争议的海军大臣，之后又去法国当了一名上校。战后作为作战部长，他竭力扼杀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发动了一场彻底失败的西线战争来支持白军与列宁为敌。他作为英国战时领袖最为伟大的岁月无疑是在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许多批评他的人，从牢记他曾派遣坦克镇压罢工的社会主义者到一心只想过小日子的英国本土主义者，都攻击他是个天生的战争贩子。因此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他毕生的最后一战就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无论是出于年龄带来的智慧，还是作为世界级政治家所特有的虚荣，总之丘吉尔成为了反战分子的领袖。他的演讲词中回荡着关于未来灾难的阴暗警告。早在1950年竞选当中，他就在爱丁堡的一次讲话里首次使用了“峰会”这个词来号召西方各国领袖与俄国和谈。氢弹的问世进一步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情绪，丘吉尔（以及中国人）都曾十分担心美国会用核武器来攻击位于朝鲜的中国军队。

他此刻正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理解核武器的威胁，但理解的方式又极为传统。1951年他刚刚重新成为首相就忧心忡忡地命人就俄国空降兵可能在伦敦降落的战略性地点整理一份报告，还让人评估不同种类的核打击可能给英国带来怎样的伤亡。总之，丘吉尔认为如果核威慑是真实的，那么英国的威慑力越大越好。1951年12月，他批准了英国第一次核试验，地点是澳大利亚的蒙蒂贝洛岛。熬过战争，又在拆船大潮当中幸存下来的普利姆号驱逐舰，被英国第一颗原子弹蒸发得一点不剩。然后在1954年，他又无可奈何地批准了对于氢弹的研制，他认为这是“保持顶级玩家身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对内阁说，“如果美国人真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们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有可能削弱英国对于美国影响力的行为。”*8* 要想让美国听得进自己的意见，英国自己也必须入局成为一名玩家。“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除非我们拥有热核武器，否则就将失去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这番言论听上去有些歇斯底里，但是对于丘吉尔来说这却是精心计算之后的举动，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促使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东方世界达成新一轮和约。

伦敦与华盛顿在核武器问题上一直意见相左。美国人曾断然拒绝兴国人分享自己的核机密。到了五十年代早期，英国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由于苏联的飞机此时还飞不到美国，因此英国的美军基地与皇家空军基地势必成为第一批遭受苏联核打击的目标。对于伤亡人数的可能估计令白厅上下冷汗淋漓。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核战争依然是发生在国外的事情。斯大林的死亡在丘吉尔眼中成了与莫斯科重叙旧谊的绝好机会。尽管他积极反共的立场从未动摇，但是他还是担心现任美国总统，他当年的战友艾森豪威尔在反俄的立场上过于死板。丘吉尔认为“艾克”的脑子不够用，无法理解核武器作为最新军事技术之外的巨大意义。这是两种认知角度之间的不同。艾森豪威尔相信核武器只是常规武器的延伸，很快也将成为另一种常规武器，因此他与国务卿杜勒斯对丘吉尔的言论很有看法，认为他晚节不保，蜕变成了一个绥靖主义者；不过丘吉尔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的确经常使用“缓和”与“谅解”之类的词语。丘吉尔一次又一次游说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能理解超级大国峰会的好处，还希望能独身一人亲自前往莫斯科——当时美国人踏上苏联领土根本无法想象。杜勒斯对此敌意十足，丘吉尔也毫不客气地称他为“那个混蛋”。口是心非的艾森豪威尔刚刚松口说可以考虑在中立国与苏联进行接触，操之过急的丘吉尔就火速向莫斯科发去了邀请，这一手使得内阁立刻就炸开了锅，而丘吉尔的构想也最终破灭了。在所有大国领袖当中，当时只有他真心希望促成和平，其他人都在忙着研发下一代核武器，他们的思路更像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早在美苏和解前20年丘吉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呼吁。当然，这一切都很可能有着更为自私的动机，他很可能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再取得一次了不起的个人成就。但是就眼界与远见来说，一位八旬老翁能做到这一步也的确难能可贵。

丘吉尔的其他海外事务说出来就没这么好听了。他知道大英帝国行将就木，尽管他以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皇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伊丽莎白时代为题写了很多富有神秘气息的散文。如果真正的冲突来源是苏联及其盟国，那么英国其他的后帝国时期承诺价值几何呢？难民正不断涌入巴勒斯坦试图定居，犹太恐怖分子正在这里杀害英军士兵，控制此地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希腊王室民怨鼎沸，共产主义叛乱一触即发，完全仰仗两头受气的英国从中支撑，这样做是否值得？很快，英国也将在埃及与伊朗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份十分有趣的备忘录揭示了白厅的小算盘，当时美国人刚刚加大了核竞赛的赌注，试爆了第一颗氢弹，这份备忘录记录了高级官员与内阁委员会的通话。内阁的文件对于英国的位置十分坦率：“显然战后我们的所作所为超过了自身实力的极限——于此同时我们刚刚勉强逃过一场经济危机。”

在欧洲问题上丘吉尔一向喜欢作惊人之语。他曾在1940年战局最为黑暗的时候建议合并英法两国的公民身份。战后他也并不反对西欧的政治一体化，尽管他认为大英帝国不能成为欧洲大家庭的完全成员。丘吉尔重新掌权之后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英国是否应当参与早期西欧政治一体化的进程。1950年时，摇摇欲坠的工党政府没怎么考虑就否决了这一想法。当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1）宣布要与西德分享煤铁主权，用工业努力将两个旧日仇敌团结起来时，他等于是给英国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艾德礼当时不在国内，贝文则早已病入膏肓，他毫不夸张地形容自己此时已经“半截入土”。只剩下了赫伯特.莫里森管事，他必须给出一个迅速的答复。当时他正在剧场里看戏，报信人在伦敦考文花园的常春藤餐馆找到了他。在一间堆满椅子的储藏室里面，莫里森听取了这个将在未来发展成欧盟的计划。*9* 他想了一会儿，摇头说道：“这样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干，达勒姆的矿工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对于许多旁观的托利党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失策。麦克米伦此时正身在斯特拉斯堡，住在贝文刚刚搬出去的饭店房间里，他认为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他后来对选民称这是“英国的黑色一周”，社会主义者治下隔绝于欧洲之外的英国将为自己的失策付出“惨重的代价”。*10* 因此人们大多认为托利治下的英国将会改弦更张。

这样做的理由十分充足。大英帝国正在土崩瓦解，英美关系因为原子弹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与希腊的争端遭到了严重破坏。有这么一会儿，托利党也想过更换胯下的坐骑，加入年轻的欧洲俱乐部。不过丘吉尔没这个打算。当加入欧洲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摆在面前时他嗤之以鼻，令麦克米伦以及许多年轻托利党员倍感失望。他对参与欧洲事务毫无兴趣，他是最后一个帝国主义者，相比他劝说意大利、比利时与法国组成反共同盟的呼吁，他为了“英语民族”而发表的演说更能打动人心。华盛顿在他的世界里远比巴黎乃至于布鲁塞尔重要。他希望召开关于氢弹的峰会，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不想与几个蜗居在角落里、惨遭战火洗劫过的地区性国家有太多瓜葛。刚刚安顿下艾登的外交部对于与欧洲纠缠过深也持反对态度——这也不奇怪，与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丽使馆相比，钢铁协议不过是蜗角之争而已。但是丘吉尔在欧洲问题上的决策方式依然令他的当代人忧心忡忡。这些问题从未在内阁得到认真讨论，更像是拍脑袋式的决定，从来未曾公布，从未经过商榷。他的决策方式和常春藤饭店里发生的情节没有本质区别。或许就像核武器问题一样，此时还不到做出决定性举动的时候。但是丘吉尔最后一任政府无疑给人以大失所望的感觉。世界正在飞速改变，新的领袖纷纷登台，而英国却似乎被无休止的返场谢幕纠缠住了手脚。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3079.htm

*7* D. R. Thorpe, Eden: The Life and Time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 1897-1977, Chatto & Windus, 2003

*8* Quoted in Peter Hennessy, The Secret State, Penguin, 2002

*9*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Macmillan, 1998

*10* Alistair Horne, Macmillan, vol. 1, Macmillan,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