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

曹轶欧还回忆一件事，那就是二月兵变的事情传开以后，邓小平做了一次辟谣，邓小平说：“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这是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讲的，以后人大的造反派问我（指的曹轶欧）和康生，康生说有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曹轶欧还抱怨康生为叶群他们背黑锅。（曹轶欧回忆全部引自《党员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曹轶欧回忆文革中的康生》）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林彪的政变讲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而六月下旬，康生就开始着手整理贺龙的材料，再结合康生以后主动要求给林彪出版《林彪文选》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康生所作所为是为了主动迎合林彪、叶群的整垮贺龙的计划的。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

第三件事就是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2.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4.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第四件事是李仲公对于贺龙的诋毁。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了李仲公的国务院参事的职务，把李仲公当初提供的信件定义为诬陷）

以上四件事其中两件是反映的贺龙的历史问题，再联系晏章炎的那封诬告信，可以说是三件事，而二月兵变和宋治国的诬告则是贺龙历史“问题”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让人们感觉贺龙有可能作出以后的这些事情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

而贺龙这些材料特别是附送的李仲公提供的所谓贺龙的亲笔信以及晏章炎的回忆乃父晏勋甫的材料，让毛泽东对这位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多年鞍前马后的贺龙同志又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贺龙早就有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材料送上去以后也就等毛泽东的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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