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诋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几种常见宣传伎俩（上） -- 李根

挖山党们撒谎、回避、分功，试图把毛泽东留下的军事大山削去一些。他们屡战屡败，碰得头破血流，遂采取更高明的策略。之一是说老毛打仗完全靠情报，而国民党从上到下都被匪谍渗透得跟筛子一样，国军多少人马何时从何地开到何地，共军了如指掌，自然手到擒来，“这仗没法打了”，跟老毛的高明是没啥关系的。这个套路现在很热，因为电视上天天都放谍战片，小说里篇篇在讲卧底情，不知不觉间给了群众错误的印象：打仗有情报就行了，情报第一窃密为主，战场上的事情是早就笃定了的。其实这是片面的——情报固然有用，但是作用有限，光有信息根本无法保证胜利，物质力量毕竟还要靠物质力量来摧毁，战争最终要用精心组织和完善协调的暴力手段在战场上的你死我活中解决问题。

比如1938年的徐州会战后，日军14师团较为突出，中方决定趁此机会集中大军将其歼灭。情报准确可靠：日军约两万人孤立于豫东，离最近的友军也有十天半月的距离，而这一区域内国军可以轻松集结超过十万人马，内线围攻14师团，外线阻击其他日军来援，胜利可期。师团长土肥原贤二，正是筹建伪满洲国、镇压东北抗日运动和策动华北脱离中国的主要人物，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此人以间谍、阴谋和权术著称，带兵作战似乎非其所长。初战相当顺利，然而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一遭日军反扑，就弃城逃走，致使日军轻取陇海路上的战略要地兰封。蒋介石大惊，命令集中12个师的兵力全力围攻，一度扭转形势。正在这个当口，负责阻击来援之日军16师团的第八军军长黄杰，同样弃城逃走，致使日军轻取战略要地商丘，正在围攻14师团的国军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兰封会战以国军大败告终，豫东鲁西全部沦陷，日军援军和守军会合后一路追击，国军近三十个师猥集豫中，竟挡不住这两个师团，于是蒋介石决定炸开黄河花园口，以水代兵。滚滚黄水滔滔而出，果然淹死了数千日军，并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使日军长达六年不能逾越；但因为没有任何预警和组织民众撤退，同时淹死的是八十九万中国老百姓，受灾人口达一千万，背井离乡达五百万。桂永清和黄杰都是黄埔一期，都逃过了严惩，后来一个官至海军总司令，一个官至国防部长、台湾省长，常常被称为“抗日名将”。

由于国军自身的根本性问题，即使掌握了确切的情报，而且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要将其转化为胜利也非常困难。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松山战役。1944年，国军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把美援军火物资运进大后方，势必要拔除盘踞松山要塞的日军。明知日军不过一千出头，孤立无援，国军先后集中了十个团两万人的重兵，花了近一百天的时间，经过两个阶段十次总攻，才将松山拿下，伤亡七八千人，敌我交换比超过了一比六。其间甚至发生国军白天伤亡上百人拿下来的表面阵地，晚上疏于防范被几十甚至十几名日军夜袭而再度失守的闹剧，白天只好再流血牺牲夺回来，极大延缓了战役进程。更不要说辽沈决战时，国军明知共军两个纵队在塔山正面阻击，阵地正大光明地摆在面前，集中十一个师，海里有巡洋舰，空中有轰炸机，陆上有坦克大炮，海陆空精锐一起猛攻六天六夜，仍然不能撼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共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彪攻取锦州，把东北的几十万国军关门打狗一网打尽。淮海决战时，国军明知共军三个纵队在徐州东面阻击，阵地同样正大光明地摆在面前，集中十二个师一百多辆坦克一百多门重炮，在空军的重磅炸弹和汽油燃烧弹支援下，猛攻十一天，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直打得天崩地裂，仍然不能突破共军的防御而解救被围困的黄伯韬兵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粟裕全歼。打铁还要自身硬，光有情报解决不了问题。所谓情报致胜，不过是识字分子的意淫，就跟通俗小说中拆开锦囊获知妙计，原来如此如此，然后只需对敌将大吼一声：“汝中计矣！”立刻旌旗乱晃，八方呐喊，号炮三响，狼烟四起，对方就会抱头鼠窜被轻易拿下一样。

掌握了情报胜利还需要奋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国军更多的时候就连准确的情报也无法掌握，即使是在保家卫国的抗战中。比如1938年长沙大火，本来是想在长沙沦陷的时候实施焦土抗战，将全城焚毁，于是秘密准备了纵火器材、燃料、人员，还拟定了疏散措施。但日军刚打到岳阳境内的新墙河，离长沙还有一百多里地，就谣传成日军到了新河，离城只有十里，负责放火的士兵于是精神高度紧张，以为时机将到。恰好南门外伤兵医院半夜不慎失火，放火队员遂同时行动，长沙顿成火海，尚在睡梦中的市民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和疏散。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把全城百分之八十的房屋焚毁，烧死百姓和伤兵三千多人，把长沙这座自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的文化积累全部毁灭。而日军这次并未进犯长沙。实际上长沙后来又经过多次会战都守住了，直到离抗战胜利只剩下一年两个月的的1944年6月，才在一溃千里、损兵几十万、丢失领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城市一百多座、空军基地七个、机场几十个、导致六千万同胞沦陷敌手的的豫湘桂大溃败中丢掉。

共军由于情报工作充分，经常能提前准备占据先机，但一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情报过时极快保鲜期很短，二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经常相互矛盾难以判明，更何况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情报。比如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美军主动进攻，周密部署，要在两个目标高地打一个漂亮仗来“摊牌”、“示威”。而志愿军未能掌握美军动向，没有在第一时间判明敌主攻方向，致使上甘岭地区的兵力、火力部署都较少，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战役首日，两个目标高地承受的是每秒钟6发炮弹的轰击；随后的四十三天中，美韩军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重炮300多门，向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最多时用达7个营的兵力进行人海冲锋，甚至一天达30多次；山头几乎被削低了两米，山上的石土被轰击成为一米厚的粉末，走在高地上就像踩在土堆上一样，松土没膝。整个高地不要说树木光了，就连草茎也找不到。然而志愿军利用反斜面阵地削弱美军炮火优势，利用坑道工事免疫美军炮轰和投弹，以表面阵地为诱饵，在美韩军占领后退入坑道呼唤炮火覆盖以杀伤其有生力量，再踩着炮弹的点杀出坑道用手雷爆破筒冲锋枪夺回表面阵地，反复运用这一手段，凭借无比顽强的精神，经过争夺表面阵地、坚持坑道斗争和实施决定性反击三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对方优势发挥了己方优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人员伤亡小于对方。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这是何等的主动精神。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中，美军倾泻的弹药量竟然高于中国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消耗的总弹药量，更是N倍于日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向国军打出的弹药量，而志愿军反击炮火只有美军的四分之一——换了国军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只会叫唤“这仗没法打了”；然而正是有大量从国军里解放过来的战士参加的志愿军，却做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战线由鸭绿江边推到三八线，一度推到三七线，打败了美帝为首的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这里面的区别，是用所谓情报致胜能解释的吗？

毛泽东这座山太难撼动了，那就从其他人开始，先扫清外围再逼近核心。这包括正反两面：对正面典型，诋毁破坏打下去；对反面典型，大书特书立起来。毛泽东时代提倡把小人物树为典型，宣传基层士兵不上连长这一级，目的是告诉大家模范人人能当，每颗螺丝钉对革命都不可或缺的。于是张思德、董存瑞、刘胡兰这样的正面典型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怎么把这些典型打下去呢？比如张思德为了解决取暖燃料问题烧木炭，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毛泽东为这名普通士兵写了《为人民服务》一文，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无耻者居然造谣说张思德是因为烧鸦片烟窑制造鸦片而死的，完全活该。须知毒品都禁不得高温，抽大烟就是要把鸦片放到烟枪里点了吸；要是把鸦片烟放到窑里去烧，那不是就成了林则徐虎门销烟吗？又如董存瑞为了不让暗藏的机枪把冲锋的战友成片打倒，毅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与暗堡同归于尽，年仅19岁。无耻者居然拿英雄开玩笑，说董存瑞是被河南籍战友坑了，拿了过短的炸药包支架没法用，不得已才以身体为支架，最后时刻喊的是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再如刘胡兰拒绝向阎锡山匪军投降，牺牲在铡刀下。居然有一个北大教授阿忆，跳出来透露所谓真相，在自己的博客上披露了关于刘胡兰之死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逼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但是阿忆宁可拿这种不尽不实的话来哗众取宠，就是偏偏不肯说真话：这几个杀害刘胡兰的“乡亲”都是叛徒，在乡亲们拒绝动手的情况下，叛徒们主动出来杀害刘胡兰，以讨好和取信于阎匪军。被懒得挪揭露之后，阿忆除了狡辩，就是回避。

挖山党们这么造谣、编造真相、拿英雄寻开心，目的就是用蚂蚁搬山的办法，一点点的破坏共产党的历史形象和英雄人物，把毛泽东时代的正面典型都毁掉，失去了具体支撑的毛泽东思想就好对付了。不信你掰指头数一数，每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正面典型，都被谣言、真相、笑话围绕着，几乎没有例外。这当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协调的集团行为。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实践的对立面，他们同时还要大吹法螺，把反面典型立起来——立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典型是豫北之鹰王泰恭。在司徒卡的笔下，这位国民党滑县县长“忠誠，堅毅，誠篤，簡樸，長於謀略以及重視效率”、“不茍言笑，對人誠懇，無矯飾態，思敏體健，精力過人，日夜奔馳……擇善而從，不自假滿，量才任使，上下無滯塞”并且“讀春秋左氏傳”犹如“武聖關公”，简直“中文里所有的褒义词都要声嘶力竭加班加点地赶任务”才能描述他的超凡脱俗牛乙轰轰。司徒卡专为王泰恭写了一个系列——《豫北之鷹－記滑縣抗日英烈王泰恭》，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看得人不禁要相信河南能从1938年守到1944年才丢，完全是因为这位爷的存在。幸好更有王外马甲著文反驳——《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大家两相比较才明白，王泰恭只是一头在历史已经发生转折的时刻仍然顽固经营农村封建主义事业的愤怒的小鸟，愣是被司徒卡吹成一只老鹰，最后体积一直吹到了猪那么大，终于吹爆了——共军收拾掉他的两千人马，损失惊人——伤亡共计二十人。

更典型的是名将之花张灵甫。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无数赞叹和美誉，是陷阵冲锋的彪悍军人，是宁死不屈的党国卫士，是指挥若定的非凡将才，还是温柔可亲的爱妻模范。然而仔细把历史书一翻，要是在共军队伍里有这样的人，早就处决了——张灵甫早年当团长的时候，因为谣言枪杀妻子而被捕入狱，但很快就没事了，又回部队带兵——共军里曾有一个勇冠三军的旅长黄克功，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因为枪杀了移情别恋的女友，被毛泽东毫不迟疑地批示枪毙，以教育干部，取信群众。张灵甫在内战中凭借武器优良和训练有素颇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单纯的军事路线从来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从国军的重兵集团之中挖了出来，不得已上了孟良崮；共军五个纵队内线包围七十四师，外线顶住国军十个整编师的大包围，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张灵甫坚守山头居高临下的三万两千多人消灭得干干净净。俘虏中有文化会技术的很多，转化为共军之后为华东野战军的正规化专业化做了不小的贡献。所以张灵甫的水平也只是一个小土包子，只是在国军的一片大坑中坑小坑中显得十分显眼而已。

不论是国府当年的文宣还是现在给国军立典型的文章，一个共同特点是从来只立大人物，没有小人物的影子。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小人物都是工具，都是数字，都是眼神呆滞唯唯诺诺没有思想感情无需理解关怀的行尸走肉，进攻的时候是廉价炮灰，防御的时候是便宜肉盾，其存在完全是为了凑“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万骨”，价值仅在于为大人物建功立业所用。然而毛泽东深深懂得战争和建设的伟力都存在于最广大的士兵和人民之中，他就是靠着这些觉醒的小人物把大人物们拱翻了。

挖山党们发现，挖掉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座大山实在困难，于是只好哭哭啼啼，搞悲情战术，指望善良的人们看到眼泪汇成的河环绕在大山脚下，同情之余质疑老毛是否太过分了。毛泽东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为了把中国从万劫不复中拯救出来，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必须把一部分人从高位上打翻下来，这是一家哭好过一路哭、一个阶级哭好过全国哭的大道理，这个大道理是超越那些个人不幸、田园梦碎、资产没收、悲欢离合的小道理的。

有这样一首悲情歌曲《黑蝙蝠中隊》，讲的是国军侦察机队的一个不幸家庭的故事：

确实悲情至深，令人心碎。但是，黑蝙蝠们的出生入死，驾机深入大陆，搜集电子情报，包括兵力部署、工业设施分布，甚至侦察核武器试验，是出卖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给美帝国主义：每次完成任务返航，美国专用飞机已在新竹基地守候，等侦察机落地，美方人员立即登机，拆卸飞机上的电子监听设备，把搜集的情报拿走，国军无从插手。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洋大人的利益，卖命干着侦察大陆机密、损害中国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事情，这是万死不足以赎罪的。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同情这些所谓的“飞将军”实在是太难了。黑蝙蝠中队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令人欣慰之余只能说一句活该。

近年龙应台炮制了一本注水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堪称贩卖悲情批量发售的扛鼎之作。全书充满了“隐忍不言的伤”、“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一上车就是一辈子”、“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一类半通不通的词句，用琼瑶式的眼光和理解力诠释了中国二十世纪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历史。信手拈出一处，讲的是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后，林彪帅第四野战军横扫中南，国军华中部队兵败如山倒，纷纷起义投诚投降以避免被歼灭的命运。但有一支部队，充分发挥了“转进千里，共军追之不及”的作风，一直逃到了中越边境。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是黄杰。

黄杰，又见黄杰。这位在兰封会战中曾经弃商丘城而逃，导致国军围歼日军计划功败垂成的黄埔一期，此刻面临巨大考验——背后解放军已经追赶上来，而面前是盘踞越南的法军。

咦？法国不是在二战中六个星期就被德国打败占领，于是远东的殖民地比如越南都已经丢了吗？怎么法国人又回来了呢？

原来二战结束后法国复国，在英美庇护下重返印度支那，试图用武力恢复殖民统治。从1945年到1954年，法军与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人民打了十年，最终在奠边府彻底败给了共军指导下的越军，法国被迫认输撤退。而黄杰带着三万败军逃到中越边境时，正逢法军为了对付越军的游击战分兵四处扫荡，陷入兵力分散和被动挨打的境地。法国人告诉黄杰：允许借道入越，转进台湾，条件是分五百人一组，武器集中封存，由法方负责运输到港口再转交国军，路上安全由法军负责，国军必须保证纪律。

向任何一支毛泽东麾下的军队提这种要求，都只会遭到武器的批判。有自尊心的国军将领也无法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条款——1942年国军第一次远征缅甸以大败告终之后，大部分将士随杜聿明执行总裁命令愚蠢地进了野人山，三万多人葬身原始森林，只有三千多人活着回到祖国；唯有新38师师长孙立人违令西撤印度，成为仅存的较完整的部队。进印度时，英国人告诉孙立人，这里是大英帝国的领地，要进来，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收容。孙立人的反应是吹响军号，集合部队，拿起武器，严阵以待。当英国代表前来谈判的时候，全师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根本不像一支败军。英国人怕把事情闹大，赶紧安抚，第二天就送来了补给，代发了薪饷，请孙立人好好操练人马，准备一起反攻打回缅甸去。军人间只能用实力说话，而当你放下武器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充满悲情的待宰羔羊。

黄杰竟然答应法国人的条件。三万国军放下武器，等待法国人履行承诺。

法国人把他们全部送进了集中营。

从1949年底到1953年，这些国军和追随他们的眷属、百姓、警察们，先是被关押在越北，后来又被转移到南方的富国岛、金兰湾，生活在法方的软禁监管之中。“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供每人每天仅米四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大江大海》里说，“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直到三年半后，蒋介石终于乞得美法同意，派船来把他们接到台湾。一千多人死在了越南。这一经历之屈辱、痛苦、无助、悲情，数十年后台湾还有人在倾诉不已。

黄杰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不放下武器，而是以武力为后盾，强行进入越北，逼迫法军履行承诺，情况会是怎样？三万人马是一支能够让越北形势翻盘的力量——二战中法国亡国之速，败仗之惨，战斗力已经真相毕露，重建的法军更是肾虚，几年后就要被尚处于成长期、战斗力还很青涩的越共一战毙俘上万人而彻底击败了。1949年法国在越南总兵力不过十万，很多要留守西贡、河内等大城市实施维稳，其他分散各地对付游击队，国军开到时法国人正在担心如何是好。只要施加足够军事压力，法方为了息事宁人很可能允许国军保留武装过境。如果台湾不能派船来接，干脆撕破脸皮，在越北占领若干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开辟反共救国根据地，等待蒋总统一声令下，便跨过边境反攻大陆。这不是笑话，毛泽东的中央苏区在很长时间里还不到三万人枪，却武装割据几十个县数万平方公里地盘，屡次击败蒋介石十万二十万大军的围剿。要是自忖做不到共军的水平，还有国军同僚可供参考：同为国军残部的李国辉两个团仅三千人，就能盘踞缅甸北部十多年，多次以少胜多打败缅军进攻，直到解放军入缅清剿才溃散。

然而黄杰生宵属虎，灵魂却是悲情羔羊的。他可能从来不敢想，法国人没有三头六臂，也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自己手里的美式中式军械是完全可以杀死他们消灭他们让他们滚进自己的集中营而不是自己老老实实缴枪滚进他们的集中营的。面对老牌帝国主义，黄杰在精神上不由自主地阳痿了，乖乖地任洋人摆布，成就了这一段传奇的悲情。

这个悲情故事还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细节，拜《大江大海》所赐俺们得以知晓——

法国人出尔反尔欺诈国军，骗他们缴枪后投入集中营关了三年半时间，受尽饥饿疾病折磨。这个陈麾东却居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仅仅因为法国人剥夺他的武装和自由的同时，允许他保留了乐器。啊，“这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是多么完美地体现了普世价值，“那是文明”， “那是教养”，“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而且大概还是用“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说的，由翻译变成劣等的中文，以启迪蒙昧的野蛮人——陈麾东当时没有做到福至心灵、立刻带领周围国军跪倒在地三呼万岁热泪盈眶，真是罪该万死，活该失去尊严和自由作为惩罚。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在场的国军兄弟们，在场的中国大老爷们，你们把手伸到裤裆里摸一摸：有没有想过，拿起你的中正式步枪，一个进步突刺，把刺刀扎进傲慢然而脓包的法国人胸膛，然后对他吓呆了的战友说：“我允许你，我的俘虏，给他一个体面的埋葬。”让法国人几十年后出版一本悲情注水书，在里面柔肠百结地倾诉：“虽然我的战友被杀害，但我不怨恨中国人。允许我们体面埋葬死者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把河南巩县兵工厂出品的中正式刺刀，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这种狮子的想法，难道从来就没有造访过这些国军的脑海？难道这支军队从上到下都是悲情的羔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俺的同情心突然消散了——原来他们从统帅到小兵，都渗透了弱者意识和自觉自愿性，只要是面对洋人，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不论群体大小，都会自动地选择最黑暗的前途，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低着头，顺服地向集中营、屠场和万人坑走去。这一幕从南京大屠杀中的数万国军俘虏，不停地上演，一直上演到越北孤军。

这个羔羊故事还有一个更加黑色幽默的结局。

1953年，悲情羔羊黄杰终于带着他的悲情羔羊们回到了台湾。因为他的“坚贞不屈”，被誉为 “海上苏武”（苏武内牛满面：俺是外交使节，手里一个兵都没有才被匈奴关押，这位老兄堂堂陆军上将，麾下三万人马却被人玩弄于鼓掌），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又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国防部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1996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可谓圆满的一生。而拒绝向英国人缴枪反而赢得尊敬的孙立人，这头国军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狮子，灾难却降临到他的头上——蒋介石担忧他功高震主，于1955年将他逮捕并长期拘禁，一关就是三十三年，直到蒋经国死了，才获得自由，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遂于1990年去世。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毛泽东这头狮子王一九三六年在黄帝陵前的发出的咆哮，至今振聋发聩。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狮子才能驾驭狮子，一头雄狮所带领的队伍，哪怕一开始都是绵羊，最终都会变成雄狮；而一头绵羊带领的队伍，哪怕其中有雄狮，最终都会变成绵羊。孙立人拒绝绵羊的思维，绵羊领袖蒋中正把他收拾了；黄杰熟练地运用绵羊的思维和行为，绵羊领袖蒋中正对他很放心，待他很好，委以重任。

至此悲情倾诉的挖山法真相毕露了——玩弄悲情是绵羊的专利，到了最后，只会把军队和人民都陷入待宰羔羊的悲惨境地。所以悲情是值得弱者、失败者珍藏把玩和细细摩挲的好东西，却是强者、胜利者所不齿、不屑、不为的。

以上六种诋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常见宣传伎俩，在具体运用中相互渗透、常常不分彼此。比如俺几年前写过一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批驳《决定淮海战役的五个生死瞬间》，挖山党的原文里描述了所谓决定淮海战役的五个生死瞬间：第一个杜聿明梦中的进攻计划，第二个白崇禧屡辞总指挥，第四个卖掉黄伯韬，向西捕捉刘伯承——这都是用的公然撒谎瞎编故事的伎俩；第三个是张克侠、何基沣究竟何许人也，主要用的是破正面典型的办法，结合了公然撒谎；第五个杜聿明到底跑不跑得掉，主要是用的强调情报战的办法，同样结合了公然撒谎。总的来说，好骗的瞎骗，不好骗的巧骗，对于理性的挖掘细节，对于感性的诉诸悲情，能回避主席就回避，毛泽东时代的英模都是人渣，反动派都是圣贤，共军的胜利全靠使诈，这是最基本的诋毁招数。其他派生综合进阶数不胜数，但基本超不出这六条。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挖山党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尔。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谨以此文作为毛泽东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

录河友诗一首，记下此刻的心情：

凭栏静听潇潇雨

中国人民有所思

曾经辛苦为革命

而今当权便谋私

盛开争媚花万树

独少傲寒梅一枝

每逢今日忆主席

何况内忧外患时

最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祝这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永远护佑中国人民，永远捍卫中国历史无尽地延伸！

[FLASH]http://www.youtube.com/v/Or_jSV-MdkE&feature=related[/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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