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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挑选出来的过去

维舟

时间：2011-08-24

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某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的举动，给人留下了很好或很差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朝代也一样：它可能因为某些难以消除的片面刻板印象而主导了后人对它的感知。盛唐虽然不过几十年，但如今一提起“唐朝”，总是和“盛世”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倒霉的清朝，它给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是由晚清那衰弱的70年决定的。

任何一个过去的形象，都是一定程度上的重构。一生精研唐史的陈寅恪曾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现在的语境中，国人更普遍的看法似乎是：唐代（更确切地说是盛唐）才代表了中国文明最辉煌的顶点。与学者的看法不同，近代以来的国人耿耿于“积贫积弱”的国家状况，“盛唐”无疑是一段比“弱宋”更有吸引力的历史。近三十年来坊间尤其喜欢艳称“盛唐气象”时“开放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宣称唐代多元包容、国际化的文化气氛与其强盛国力，仿佛这其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开放、多元、强盛——经过这些年的大力宣传，这似乎已经成为描述唐代的主基调，并不断地暗示：开放性、多元性是好的。但为什么开放就一定好？对安史之乱以后的人来说，或许正把那看作乱源；diversity is not naturally a good thing。这或许是为了给现在的改革开放赋予合法性，又或者是一种潜意识里对美国的比附，但高度评价“开放”和diversity本身也是西方比较新的价值观。

事实上，唐代虽有短暂的强盛时期，但在宋元明清各朝，人们对其评价并不甚高，历朝大多也自认有远胜前代之事（见杨联陞《朝代间的比赛》一文）。鲁迅还曾说：“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但胡蛮却将前面这一句擅改为“唐代大有朝气”。以往被认为是走向衰败、混乱、崩溃的晚明，现在则被看作是一个个人获得解放、国际交流频繁、社会力量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样是“开放”和“多元”的时代，这样一个晚明形象似乎更受知识分子的喜欢，正如盛唐形象看起来更得到官方偏爱。

如果去西安这座唐帝国曾经的古都看看，触目可见渲染“盛唐”（或“周秦汉唐”）的各种符号，但汉唐的长安城早已毁灭，现在的这座城市完全是明清两代奠定的基础——作为一个巧合，我在老城的北院门那儿看到一家唐装店，但里面出售的衣服却是旗袍。这座城市认同唐代，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现代希腊人虽然很难说与古希腊人有多少相同之处（最极端的希特勒干脆认为现代希腊人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人血液”），但1821年建立新国家时仍然将古希腊作为国家神话的主要部分。

在读到任何一本历史著作时，我们都可以自问一句：为什么这段历史写出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种样子？历史在它成为历史的那一瞬间，就已经不能重演了，之后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某种再现（representation）。正如Hayden White所言，对宏大历史进程的书写总是由人来选择的，某个过去之所以对人们来说特别重要，是因为“人们通过选择自己的过去来选择自己的将来”（《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当西方人不再把罗马人而是把犹太教-基督教先贤看作自己祖先时，罗马便衰落了。同样地，盛唐的那个形象实在太有用，它不仅指明了一个致力于“复兴”的国家所应当达致的目标和模式，还能激发现实中人们的行动意志。

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的所有形象都是虚构的结果，我所怀疑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盛唐的形象逐渐遮蔽了唐代形象的其他侧面，使其形象趋于单一化；这种盛唐形象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历史认知的潜在影响。按钱钟书“诗分唐宋”的论断，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中唐以后的唐代，实际上属于宋文化，但人们对这个“唐代”的了解与盛唐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而那种强调变迁、进步，将文化稳定性看作是落后和停滞不前，将封闭和孤立看作是消极价值的强大观念，在盛唐的形象中找到了其完美的样本。概言之，那是“好的历史”，而那些混乱、落后、倒退的时期则被看作是“坏的历史”。唐研究能得到如此强的支持，恐怕也与这种想法不无关系——当然这么说也不尽客观，因为这隐含了一个前提：国家愿意扶持什么研究，什么研究就能做好，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当然也并不一定。

如今，“唐代=盛唐=开放、强盛=好”这样潜移默化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中已经深深扎根，仅仅一点议论自然无法起到多大的改变；只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叙事时，有必要存有这样的警觉：被挑选出来的过去通常并不是完整的历史。

被挑选出来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