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7孙子兵法与孙子 上 -- 桥上

下 银雀山、舟师、教材

那么，从《孙子兵法》的文本中能否找出孙武与吴国的联系呢？能。《孙子兵法》中有一段：“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孙子译注》（p 042）李零（060300）《虚实第六》），很合于吴人与越人世代相仇的历史条件，说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站在吴国人的立场上讲这句话的。而吴越相争到公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王句践二十四年）就因吴国被越国所灭而中止了，不再有讲这样的话的条件了。当然，越灭吴之后，越国的边境直达齐、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诸侯国的人士讲这样的话。不过《孙子兵法》中还有一句话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500）《九地第十一》），也强调吴人与越人的世代为仇。把这两条结合起来看，《孙子兵法》的某位作者与吴国有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著名的银雀山汉简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出的还有《吴问》和《见吴王》两篇，似乎也曾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见吴王》主要叙述了训练宫女的过程，其内容与《史记》所述大体相合。《吴问》是吴王问起晋国的范、中行、智、韩、巍（魏）、赵这六家：“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晋国这六家共同执政的格局应该形成于公元前五五二年（晋平公六年，吴诸樊九年，鲁襄公二十一年）晋国驱逐栾氏以后，而这一格局被打破则在公元前四九七年（晋定公十五年，吴王阖庐十八年，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被赶走之时。因此《吴问》中的场景应发生在公元前五五二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这一区间内。如果吴王限于阖庐，则上限还应后推至公元前五一五年（吴王僚十二年，楚昭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七年），此年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庐）杀掉了吴王僚。阖庐入郢的公元前五〇六年是在这一区间内，而孙书则战死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在这一区间外。所以孙子看来很可能是与吴王阖庐打过交道的。

但是，又有很多迹象表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关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条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孙子兵法》中利用对飞扬尘土形态的观察判断敌军动向的那一段：“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孙子译注》（p 064）李零（090200）《行军第九》）这一段是说：观察尘土飞扬的形态，如果看到尘土高而集中的，是有战车部队来了，如果尘土低而分布广的，是有步兵部队来了，如果尘土分散而呈条状，这是部队在砍柴禾，如果尘土较少，又呈往来状，那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种有人走动就尘土飞扬的现象显然不符合南方水乡的条件，而只有在北方那些干旱半干旱地区这种现象才比较常见，因此这种观察敌军动向的方法应该主要适用于北方的战场。

而且，在吴国与楚国的战争中，有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舟师”之战，也就是水战，“舟师”就是当时的水军，当时的陆军则对应称为“陵师”（《定六年传》：“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纍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p 1557）（11060401））。

《左传》中关于“舟师”之战的例子还有不少：《襄二十四年传》：“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p 1090）（09240401），《昭十七年传》：“吴伐楚，陽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鬛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馀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p 1392）（10170601），《昭十九年传》：“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p 1402）（10190601），《昭二十四年传》：“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p 1452）（10240901），《昭二十七年传》：“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潛，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p 1482）（10270201），《定二年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p 1529）（11020201）、（p 1529）（11020202）。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在吴、楚等南方各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水战，甚至吴国还开辟了从江苏到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航路（《哀十年传》：“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p 1656）（12100301））。尤其是吴国和楚国，从考古资料看，其首都都建在近水的地方，其首都的规划都考虑了水战的需求。而在《孙子兵法》中，却完全没有水战的迹象，最多说过一句“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孙子译注》（p 089）李零（120300）《火攻第十二》）但是这显然不是说的水战，而是如《昭三十年传》提到的以水作为攻城的武器（吴王阖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p 1508）（10300302）），后来知伯攻晋阳也用了这一招。

由此可见，水战也完全不在《孙子兵法》定稿时作者的视野之内。

总之，以上例证说明现行《孙子兵法》确实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

关于《孙子兵法》出自战国时期，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军队规模。《孙子兵法》中两次提到出动“十万”军队（《孙子译注》（p 008）李零（020100）《作战第二》，《孙子译注》（p 092）李零（130100）《用间第十三》）。当然在《孙子兵法》中军队的编成不一定与《左传》中一样，兵车的比例可能低一些，但无论如何，在《左传》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用兵。

在春秋时期，尤其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已经把杂处的游牧族逐渐排挤出去，周王朝体系内的各诸侯国争斗的越来越激烈，小的诸侯国一个个被吞并掉，各国的军队规模确实也在逐步加大。

以晋国为例，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城濮之战，“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僖二十八年传》（p 0460）（05280308））四十三年后，到了公元前五八九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成二年传》（p 0789）（08020301））按杨先生的说法：“晋国各军将佐各有部队，此次荀首、荀庚及其部队均未出动。此役，较城濮之役兵车多一百辆。城濮之役，三军将佐均出动，而此役三军将佐仅出动一半，可见晋国虽名为三军，每军实力已大加扩充。”（《成二年传注》（p 0789）（08020301））再往后，经过五十二年，到公元前五三七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楚灵王四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昭五年传》（p 1267）（10050402）），以及再过八年，到公元前五二九年（晋昭公三年，鲁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昭十三年传》（p 1353）（10130302）），“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昭十三年传》（p 1357）（10130305）），晋国的军队又大大扩充了。另外，晋国军队的编制从二军到三军再到四军再到六军，也是晋军扩张的迹象。

再以楚国为例，公元前六六六年（楚成王六年，郑文公七年），“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庄二十八年传》（p 0241）（03280302））。随后，也是城濮之战，战前，公元前六三一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晋文公四年），楚国的蒍贾对前令尹子文评价即将出征的统帅子玉时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僖二十七年传》（p 0444）（05270401）），重点是楚国可以出征的军队不会超过三百乘太多，与前面“晋车七百乘”相差不大。而到了公元前五三〇年（楚灵王十一年，晋昭公二年），楚灵王对大臣右尹子革夸耀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昭十二年传》（p 1338）（10121101）），其中不羹有两个，所以下面说“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则此四处能调动的军队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四千乘。由此可见，楚国的军力也大大扩充了。

尽管军队规模已经扩大了，但是这里两大霸主国的军队规模也不过数千乘，军力应该还不到十万，或者刚刚满十万，一般不太可能倾巢而出。兵车更少，离后来所谓“万乘之国”还有距离，其他小国军队的规模自然是等而下之。因此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也都不可能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样动辄“兴师十万”。这说明了《孙子兵法》定稿时应该已经是“万乘之国”流行的战国时期。

当然《孙子兵法》与很多其他古籍一样，很可能是累积的形成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上面所说《孙子兵法》既像是与孙武有关又像是与孙武无关，既像是形成于春秋时期，又像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矛盾。

如果《孙子兵法》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现行《孙子兵法》中就会既有孙武的手笔，也有后来者加工润色的痕迹。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孙子兵法》中确实有很多未最后定稿或被人重新编辑以适应自己需要的迹象，可以佐证累积的形成这种推论。例如李零先生在《孙子译注九地第十一解题》中就指出：“本篇共包含十三个片断。这十三个片断，内容十分凌乱（字数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强），不但各个片断之间往往并不衔接，而且后半篇与前半篇也屡有重复，活像同一篇的两个本子（参看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及邓廷罗《兵镜三种》凡例），甚至在“九地”之外又有“绝地”出现（简本并多出“穷地”），都反映出此篇较之他篇在整理上显得十分草率。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由各篇编余的零章碎句组成，而《九变》则可能是从这些零章碎句中分出的一部分（参看拙作《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p 073）（110000）。

如果《孙子兵法》确实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大体上就是在最后定稿者手中形成的样子，当然也不排除《孙子兵法》在后来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还会有少量散佚窜变的部份。至于所谓最后定稿者，应该也是开门立派的一位宗师，估计他写出的这个文本应该也有教材的性质，既是教材，那么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当时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最后定稿者及其学生大体活动的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