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欧洲危机啦，谈“科学家与民主”下的哲学思考 -- 燃犀下照

呵呵，其实“科学家”只是因为当时论述的语境举例.....

毕竟这是老包袱了嘛。当时一位网友举例了西方医药公司的一些不当行为。

其实本文的核心在于“怎么监督代理阶级”的问题，科学家只是一个论述方便。

我举例说明：

比如，现在美国大公司CEO们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343倍，1980年只是42倍。如果CEO们创造了很多价值，也算值这个工资。但是，看看股票市场，股东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表现极为糟糕。如果股东也就是老板表现糟糕，CEO们怎么能够拿千万的报酬呢？薪酬顾问们或许可以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太长时间了。当然，当CEO们拿千万的报酬时，其直接下属就会拿百万的薪资。管理层薪酬上涨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这种支出并无贡献支撑。

这难道不是“代理阶级掌握权力”的一个例子吗？

公司治理的崩溃是美国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期，大公司蓬勃发展，经理人而不是股东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有关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效率的理论应运而生。

不过，因为经理人决定自己的薪酬，大公司最终沦为了经理人的牟利工具，而不是为股东或员工谋福利。董事会本应维护股东利益。但实际上，大多数董事都是CEO的朋友。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医疗制度。

美国医疗费用如此之高，一半是因为医生和医院的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美国人口的健康状况表明，费用越高不代表效果就越好。竞争在医疗市场上不起作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分配资源的有效性。患者是弱势群体，必须听医生的话，医疗市场自然具有通胀趋势，因为医生更偏好贵的治疗方法。

现在，这种体制吞噬了美国医疗和社会保障联邦支出的45%，财政收入的70%。据估计，这两项支出到2016年将会达到总支出的51%。除非能够遏制这种趋势，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项支出将吞噬全部预算，让美国走向破产。

这又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此外，事实上代表医疗与社会福利利益的AARP有超过4000万成员。美国处于投票年龄的人口为2.3亿，但通常只有一半会参与投票。AARP成员当然有时间投票。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某一问题，他们可以占到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如果AARP反对，没有任何政治人士能够当选。这就是为什么医疗和社会保障从来都不在预算削减范围内的原因。代理阶级很好的通过各种联盟与事实经营权而绑架了政治。难道不是吗？

金融专业人士是另一个不是根据贡献获取收入的例子。金融行业的薪酬已经增加到了其他行业的四倍，金融行业的崩溃，使得所有股东一无所有，需要纳税人救助。这个行业并没有为股东牟利。为什么其从业人员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薪酬呢？

律师是另一群高收入人群。法治需要这种专业人士的维护。但是，美国的问题是律师数量太多了。这种供大于求造成了一系列规避或钻制度空子的服务。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专门打事故官司的律师(ambulance chasers)，他们寻找各种机会起诉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在高端服务领域，律师为企业提供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最大化企业经理人利益的服务。对于法治来说比较重要的法律人士，例如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等等，其收入并不高。律师行业是另一个收入很高但不创造价值的例子。

这个世界远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与怪异，只是我们生活其中，反而不觉得。如果我们抽离自己的日常经验而跳到哲学上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小弟文章中说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着错误的决定”“但是，公众鼓励他们这么做”——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其实我们是99%.

(*^__^*) 嘻嘻……

其实科学家也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最典型的是万恶的经济学家。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也日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兄说的科学家之间的斗争在理论科学上是成立的，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领域。但是公众常常碰上的在应用科学上的决策困境。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说，科学家将彼此制衡了。科学家有屁股的！

我在文章里谈到“科学研究的贵族化”，其含义是下面这些：

1.现在的科学研究经不起失败。关键实验室的失败可能让一项走在正确路上的科学发现夭折。且重新被发现的时间间隔可能非常远。科学的验证与揪错的成本与专业要求越来越高。以前，牛顿时代，科学家的工作还可以较廉价的替换。如果牛顿失败了，不用多久莱布尼茨就能找回来。老爱推出一个理论，全世界起码有“哥本哈根学派”的几十上百人可以去方便的验错与建立新理论。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因为，资源与知识都要很密集才能起步。所以，现在如果“牛顿”失败了，“莱布尼茨”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

2.科学研究越来越有集约化倾向。资源与人力要求都越来越高，特别是重大科学研究。这就让科学研究的权利越来越让大国和大公司垄断。科学研究的规模效应是信息时代的一项重要特征。这个规模简单的说就是指很多很多钱与很多很多大学生。少一个都不行。指望出现一个“天才”就搞定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在20世纪前期还是合理想象。现在，我不得不说在理智与感情上，这叫两本YY小说。

科学分得如此细，能在一个小的专业里精通就很不容易了，各学科必须交叉帮忙。现在即使一个行业专家，只要不是自己这个门类的都可能看不懂论文。科学已经没有“通才”与“普通话”了。因此，即使是科学家自己，要决定性的论述一个成果是否正确，也是一个不大的圈子，也是一些熟悉的人。如果考虑到这个小圈子的科研经费或者政治支持是来自特定方向，其独立性与专业上的信息不对称足够使得他们变得不可靠，我们的监督变得成本极为高昂。这点在社会科学上也是这样，还是看经济学家吧。（但是自然科学也许更隐蔽与更不易被察觉）。

以前，人类的科学研究还是“平民化”的。那时的大师有多少？那时的科学研究是人人可参与，人人可能都能有成就的。那是科学研究的“大航海”时代!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可以同时被很多人几乎同时发现。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也是科学上的“青铜时代”。那时的失败不要紧，所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科学研究的成本与条件也是相对低的，老爱的文凭也不是清华北大的。现在的科学研究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普通人越来越无法理解科学，科学家的面貌越来越模糊，都“宅男”化了。同时，科学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越来越象科学打工者。公众已经不可能参与和理解科学研究了。公众会越来越愚蠢；公众与科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本文的一些论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