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１ -- mingxiaot

九

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他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抗大编成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红军干部。所有白区新来的人都编到四大队。四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四大队住在延安东门外飞机场附近的一座营房。从城内到营房要过延河。这时的延河冰封雪冻，只有中间的一小溜清澈流水在两边的碎冰中开辟自己的艰难道路。延河在宝塔山下绕了个大弯，营房恰好在大弯的北面，背靠清凉山，面对延河水。

然而，抗大初期的生活实在是艰苦。营房所在的地势不错，既高又敞亮，但房屋颓败倾塌，门窗俱无，破烂不堪。营房大院内，东西两排敞房，靠北一个小院。按编队区分，樊向贵和邵英住在西厢，父亲住在东厢。靠北的小院住的是女生，有二，三十个。厢房里尘封气霉，除了长长的一排用土坯砌成的通炕，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学员们自己动手，打水，铺草，洒水，安放行李，忙了一整天，总算象个人住的地方了。到了晚上，新的考验又来了。天寒地冻房屋却八面透风，遇到下雪，雪花夹着北风穿墙而入，扑打在人脸上。学员们大多衣被单薄，只好仗着人多挤在一起，你拉我扯，最大限度的利用从外边带来的有限资源：毯子，棉单衣裤，帽子，围巾。不过这些东西似乎都比不上当地的麦草，又干又厚特别保暖。

不久，父亲发现自己的毛衣里长出了一种小动物，弄得混身发痒。告诉樊向贵，樊向贵说我早发现了就是没撤儿，你有什么办法吗？。父亲说：“鲁迅的王胡和阿Q有这耐性，翻检衣服，一个个捉来放进嘴里，比赛谁辟辟剥剥咬得响。”

樊向贵眉头皱老高：“我说你怎么越来越邋蹋，这话都不觉得恶心。”他们两人抱着不下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用力挤压，结果是越挤越多，连毛衣缝里都密密码码布满了白花花的小点。父亲当时的感觉就是头皮发麻，毛骨耸然，束手无策。他终于想起来，这东西只有用滚水烫才能断根，但问题是到那里去弄滚水？

住如此简陋，吃也别想多好。大家吃集体伙食。在大院里，每个班围着个装满饭菜的大洗脸盆就餐。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发霉的小米，陈年的包谷，上顿罗卜棒，下顿土豆条，缺盐少油，父亲有时咽都咽不下去。更让人恶心的是，父亲他们吃饭时盛菜的家伙竟是洗脚盆。我懒得去描述七八十年前那些陕北男子汉的脚臭味，因为您可以清楚想象遭遇下述场景的感受：当您正在有汁有味品尝一餐美味佳肴，突然有一只，即便是洗得十分干净的大爪子不恭敬地伸进了您的饭菜碟子。其实就在吃饭时，这帮学生娃儿就注意到给他们盛菜的家伙是个洋瓷大脸盆。脸盆盛菜虽然少见，但大家都能理解。唯一有点别扭的是那家具也太旧太破了些，盆里盆外到处是一坨坨黑红乎乎的铁锈，用这玩意儿盛菜能干净吗？唉，革命嘛，总要吃点苦。但他万没料到当天晚上就有人用这个盆子来洗脚。父亲当时的感觉就是肠道里有条小蛇翻滚直冲胃贲门，他马上想到了到延安路上“老头”说的话：能吃屎的才能革命。

十

“在这样的艰苦生活面前，有些人动摇了，后悔了，觉得越看前途越渺茫了。”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他本人就是这些动摇分子中的一员。他之所以没有退出去，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于人年轻和只有在资源极端匮乏时才会发扬光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父亲他们当年就是靠着互相帮助，蒙头盖脸才熬过了这个冰封雪舞的严冬。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父亲没有一门过硬的亲戚。

这时候，新来的同学给樊向贵带来一封信。信是他叔叔亲笔写来的，还附了十元钱。他叔叔让他赶快回来，说已经给他活动到汉中县的一个代表身份，很快可以递补到县教育厅当厅长。解放后他对父亲承认：“我当时觉得就算拿不到县教育厅厅长的位置，待遇也肯定比呆在红军中强。红军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人没几个，根本看不到前途。”但他当时对父亲说得可是理直气壮。“革命不能光往人少的地方跑。现在大多数人都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只有大多数人都起来了，革命才会成功。我回到汉中可以利用合法身分从事革命工作，鼓动抗日救亡。革命不分红区白区，重要的是红军和白区工作相互配合。回去不是怕艰苦，也决不是动摇，其实白区的工作更危险。我是看清楚了，自己在白区可以给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席话如晴天霹雳震得父亲耳朵发蒙，万没想到樊向贵把他骗到这个鬼地方自己倒拔腿开溜。他的反应是樊向贵肯定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的人才可能给安排这么个美差。好家伙，捂得真严实。党的安排，形势的需要，真他妈的官冕堂皇。他嘴里说拜托樊向贵回汉中后到自己家看看，给老人家讲讲这里的情况，让她放心。内心深处里那份嫉妒和恼火劲就别提了。父亲去找邵英，邵英正坐在石头桌子边写通讯稿。父亲一五一十把樊向贵的打算给他说了。邵英半晌没出声，握着破旧钢笔的手一动不动，只有鼻子扑哧扑哧的呼吸声。父亲想和他商量一下他们今后的打算，刚说了一个词：“我们……，”

邵英就双手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身，暴躁地说：“你听他鬼话连篇。他就是图舒服安逸。你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后，整天闷着个头不说话，干事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好啦，找到新门道了，可以当厅长了，还革个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给你找个饭碗？做梦吧。我们无依无靠，回去照样是求爷爷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儿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铁了心，不管共产党将来是刘邦还是项羽，亦或干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草寇，我都要一条道走到黑。”

父亲的脑海中就像有两个小孩在打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分道扬镳”。我的天啦，樊向贵不光是自己的革命领路人，还是自己的革命拐杖。如今我还“瘸”着腿，这拐杖倒先没了，叫人今后如何走路？

几天后四大队召开全体大会，大队政委董必武讲话。董必武年约五十，留一撮八字胡，穿着一件过于长大的旧面袄，步履稳健，声调平缓。他先讲了抗大办学的宗旨，抗大的校风和眼前的困难。虽然是白开水一样平淡的话语，听的人也不能不为这批共产党人历尽艰辛，舍身忘死，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讲到最后，董必武说：“有几位同学提出想回白区，可以回去。我们的立场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回到白区和我们这里比一比，如果觉得还是这里好，再回来，我们同样欢迎。”不知道今天的读者会对这个许诺作何感想，反正当时感动得父亲两眼湿润，觉得共产党真是仁至义尽。

四大队还真给开了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樊向贵可能有点自卑，没怎么说话，更没宣扬他那套白区革命的理论。欢送会后父亲独自回到房中，抱着头坐在床前。突然一个冷冰冰的声调响起：

“看见别人走，自己也动摇了？”

是那个神秘的“绑票”，他穿着发白的红军干部军服。

父亲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只是抬起头伤感地：“他有一个好叔叔，我上那儿去找这样的亲戚？”

“真这么简单？还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就感觉他呆不长。”“绑票”见父亲眼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便笑着加了句：“他太罗曼蒂克。”

父亲当时不懂为什么。几十年后他在评论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

“牛虻”时说：“如果把亚瑟比做革命，把琼玛比做罗曼蒂克，那就可以肯定作者要么虚构了亚瑟，要么虚构了琼玛。因为革命和罗曼蒂克是两股道上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那天晚上，“绑票”冷着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革命，又革命又反革命是最危险的。”

父亲把这句话牢记了一生。

十一

樊向贵以后的遭遇是那个特定时代诸多普通中国人家命运的缩影。他回到汉中，杨虎城的势力已经被蒋介石整垮。樊向贵被胡宗南的军警机构当做红军的探子抓起来，坐了几年牢，以后悔过自新，当了国民党的基层人员。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四川工作，他穷途潦倒跑来求一碗饭吃。父亲把他介绍到一个中学去当图书馆管理员。以后，查出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是上线人物，而且划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家，当了和尚。这件事，害得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作检讨。革命就像推石头碾子，推过去伤害一拨人，推过来伤害另一拨人。最悲惨的就是那些夹缝中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惶惑，无奈，恐惧和伤痛的呻吟是那么微小细弱，以至我们在歌功颂德的同时很容易把他们遗忘。樊向贵为当年轻率的离开延安，追悔莫及，叹息不已，曾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是：“一念之差别圣愚”。其实，当时，离开延安的人，不仅是“一念之差”，大都是家境比较好的或在白区有点门路的人。像父亲这样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面对延安当时那样艰苦的生活，红军那样穹促的局面，虽然也发生过动摇的念头，可是回去更无门路，所以，没发展到要离开的地步。

不过，让父亲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故事居然还有第二集。在下一集的故事中，父亲面对的是文革掀起的滔天巨浪。

十二

我感兴趣的是父亲思想中动摇稳定，再动摇再稳定的迭宕起伏过程。“你讲的情况好像并不特别艰苦嘛。至少很多小说和电影创造了更绝望的环境”。父亲觉得这个问题真是肤浅：”看你说的，小说和电影给你提供了明白的是非标准，清楚的后果结果。要在生活中真有那么明确无误的东西，傻瓜也知道怎么去选择。我们那个时候，对红军是个什么性质，红军有什么前途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下要你去克服那些不起眼的，平凡琐碎的艰苦就难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也不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要在前途未卜的时候去做决定一生命运的决定，这才是真不简单。”

父亲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当年的坚持感到自豪，这感觉只有强者和胜利者才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