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几句吐槽： -- 黄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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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3]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4]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5]，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6]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　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7]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8]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9]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