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反毛言论一：文革中毛泽东搞忠字舞等形式崇拜：

驳：

（一）毛主席一向反对个人崇拜：

解放之初毛主席拒绝把北京市改为毛泽东市、拒绝把自己的头像印上人民币。在文革中，他先后数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大树特树”等提法；对于像“最高指示”这类的词语，毛主席也反对使用①；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鼓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毛主席不接受他们的吹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奴隶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像章热都不是由官方文件所规定的，也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都是一些人搞出来后作为时尚流行开来。

（二）形式崇拜内容的禁止：

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约在1968年毛主席作出批示，说“还我飞机”，自此像章热从此煞住。

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主席，而是丑化毛主席。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①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

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1966.07.25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反毛言论二：文革时期毛泽东将江青推上政治舞台，任人唯亲：

驳：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1965年2 月间，江青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来成为文艺革命的重要指导文件，这就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光彩的直接起因。

江青长期搞文艺工作并且此前在文艺改革中最困难的京剧改革中起了决定作用，并发表了《论京剧改革》等对文艺革命起方向和推动作用的重要文章，所以，林彪委托她来主持部队文艺座谈会也不算出格之举，江青主持这个座谈会也是十分胜任的。

文革中在江青主抓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剧目受到当时一致好评，直至今日仍是无法超越的经典，足以说明江青的能力。可见，江青能够活跃在文革时的政治舞台上，并非毛主席刻意安排。

反毛者拿“任人唯亲”来攻击毛主席，实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尚且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而文革本身是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干部中真心支持者比例较少，难道要毛主席贪图一个虚名而去阻止江青登上政治舞台吗？

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搞“血统出身论”：

驳：

（一）“血统论”的来龙去脉：

1、“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人称“鬼见愁”对联。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

于是各处展开激烈辩论。8月6日，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2、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只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团结。但陈伯达的谈话不管用，北航附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 。

3、“血统论”思潮泛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大字报大力宣扬“鬼见愁”对联；20日，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借机大力宣扬。干部子弟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①。他们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而是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到处揪斗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人士，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冲击公安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走资派，而且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

4、中央出手整顿：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的主张；10月16日，陈伯达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批评②。不久，11月谭力夫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1967年1月，“联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成员纷纷落网③。

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二）区分“阶级论”与“血统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乡村特务，土匪武装横行，在城市搞暗杀、袭扰、捣乱、破坏活动。另外，地主、资本家等势力虽然被压制，但其思想仍对抗社会主义；而且，直到文革前夕，政府还在向一些实行赎买政策的原来的资本家付赎买利息。

所以，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我们党执行“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的阶级政策即阶级论，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采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把他们归于团结、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在运动中有人搞“唯成分论”即“血统论”，怎能将责任归到毛主席头上呢？

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同时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也成立了。

10月1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26日——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并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

②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③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反毛言论四：很多人无辜被关进“牛棚”，遭遇非人对待：

驳：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

“牛棚”，一种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当然，初期搞“血统论”的如“联动”就心狠手辣了）。

另一种是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下放有很多原因，有因战备疏散而下放的⑤，有因机关精简而下放的，也有培养接班人的锻炼式下放，更有城市支援农村、边远地区的下放，还有作为各类骨干为艰苦、落后地区服务而下放的，其中，仅有极少数右派接受基层群众再教育的下放。同时下放过程中，原有的工资待遇并未取消。

农民世世代代的住所，被下放的人却认为是“牛棚”，那农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

反毛言论五：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烧，破坏文物与传统文化：

驳：

（一）走资派先用自己的影响转移斗争大方向：

在文革开始之际，走资派仍掌握权力，他们利用学生红卫兵的无知冲动以“破四旧”为名煽动其对私宅和公共场所打砸抢抄。

（二）“破四旧”情况：

1966年下半年开始，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们进行了激烈的“破四旧”活动，主要是烧掉一些旧书旧报，抄了一些文化人的家，砸了一些古董玩物，甚至在街上剪行人的“奇装异服”和头发。这样的行为大约持续一两个月时间就结束了。

（三）保护文物：

属于国家管理的重要书籍、文物还是被严格保护的，如故宫，各大学图书馆①，宫川寅雄1966年11月于《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红卫兵赞》的文章也可证实②。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统一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进行文物保护及其宣传教育工作，此文件的执行效果很好，不仅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而且很多已经被破坏的文物得到了及时的补救。

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也都是文革中的成就。

文革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对全国文物受损情况进行清点，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③。

（四）旧有的不良习俗、文化等应该被破除：

旧有的封建习俗、文化，如鬼神迷信，难道不该破除吗？遍布农村的破烂土地庙以及庙里的泥塑，也算“文物”不能推倒吗？由于红卫兵由青年学生组成，对待旧有事物不能做到态度完全正确，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时出现偏激，也应理解，谁能在探索新事物过程中不犯错误呢？

（五）初期红卫兵的破坏不能由毛主席负责：

毛主席是反对将文物作为“四旧”来破的，在康生建议下，还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毛主席一贯的主张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京剧一例，就发展了现代京剧，很多剧目成为今日尚未超过的经典。

附：驳网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见脚注）

①【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十六日刊载罗伯纪兰的文章，题为《北京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摘要如下：

北京古“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并未象有人有个时候担心的那样被红卫兵损坏。这个消息是最近从中国归来的旅客提供的。……他们看见里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

破格参观了紫禁城的旅客说，他们也参观了上海中国古艺术博物馆：一切都正常。博物馆对一般的访问者是关门的，但是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动。

这两个例子可以使人认为，总的来说，红卫兵的行动并未损坏数量很多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是新政权在几乎各个大城市开放的，里面收藏着被国家保护的大量艺术作品。然而，人们知道，许多出土的古物或一些建筑，例如北京颐和园的建筑，曾受到过损害。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19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封约尔格哈斯来自上海的一封信，驳斥该报八月十二日和九月二日登载的三篇有关诬蔑中国红卫兵的文章。报纸的标题为《有礼貌的红卫兵》，摘要如下：

我在上海已住了一年，因此，我能很好地经历中国的政治境遇，而且不仅在大体上，同时，还在具体事情上，都是身临其境。

你们的文章，把中国描绘成一幅恐怖的图画。正如上面的标题所指出的，你们在绘制这幅中国图画时，陷入了写作一部拙劣的侦探小说的骚人雅士的臆想中。

因此，我想简短地列举在德国已变成众所周知的几件真实的事情：

在中国没有仇外行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仇外行动。在北京和上海，红卫兵们遇到我们总是显得非常客气。我在马路上从红卫兵那里得到的礼物，可以装满一抽屉。

这里没有什么恐怖气氛。而是完全相反：所有的人都态度爽朗、生气勃勃、能言善辩和兴高采烈，而且是最最有纪律的。

在对旧事物的“盲目破坏狂热”中受到损害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关闭了。……在古董店也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又为外国人开放了。此外，在中国交通路口人们看到“红灯”就停止通行。

……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30

②1967年3月6日首都革命造反派就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肩负起保护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的责任，防止破坏，使之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教育的阵地。重要的石窟寺、古建筑、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都应进行保护。扫四旧中没收的文物(如铜器、陶瓷、书画、碑帖、砚石及其他工艺品)，应一律充公，收集保管，暂时封存，以待运动后期处理。”（《王力反思录》下册P1271-1276“附录：王力与文物”一文）

⑴杭州灵隐寺：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红卫兵企图破坏灵隐寺。浙江大学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护寺，他们夺下装有煤油的铁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国务院传来电话指示不许破坏涉外文物，主张砸寺的红卫兵于是纷纷离去，千年古刹得以保存。

⑵辽宁奉国寺：

文革初期，沈阳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又有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他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参观之后便悄然离去。整个寺院的古建筑和佛像在整个“文革”期间全部安然无恙。

⑶敦煌莫高窟：

1967年夏，兰州大学红卫兵计划破坏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但由于有着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批示，敦煌莫高窟有惊无险，得到了保存。

⑷韶关南华寺：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 —— 红卫兵当场肯定是笑晕了——这算哪门子的“真身”呀？他们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遭到住持林得众的劝阻而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宫川寅雄文章：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三日译载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的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一篇文章，题为《红卫兵赞》，转载如下：

从中国旅行归来，已经一个半月了。回来以后，经常看到和听到一些报纸杂志及无线电广播在说什么“中国的红卫兵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中国文化遗产和文物都破坏了”之类的话，而且说得很热闹，象煞有介事似的。其中尤以莫斯科方面的宣传最为起劲，显得非常热心的样子。这些报道使我觉得很奇怪。

这次我同三位日本画家和几位中国美术的研究者一同访问中国，亲自目睹，中国的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古文物及文化遗产，不但丝毫没有遭到损伤破坏，而且还被保护得很好，很完整地保存在那里。这是我们同行者一致可以肯定的事实。但是这种真相的报告，似乎在日本还没有人作过，因此我就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有在这里谈一谈的必要了。

我们是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的，那时正当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故宫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内部的一切文物依然完整如昔。

我们离开北京以后，被招待到洛阳的龙门石窟去参观。那里的红卫兵们，高举着“保护国家文化财产”的标语。可见所谓“中国文化遭劫”之类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在上海，我们特别参观了上海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精选的古代名画。无论在龙门也好，在上海也好，丝毫都看不到中国的文化遗产有被损伤的迹象。在北京和郭沫若会见时，他还向我们谈到发掘西安“乾陵”的大计划呢。

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的陈列方法，只是稍微改变了一点，并增辟了一个室，陈列着批判周扬的资料。

总之，在我这次的访华旅行中，所谓“破坏文化”不但连影子都没见过，而且到处还看到爱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物的年青的红卫兵。变化是有的。那就是强调古文物生产的人民性，不再归功于帝王将相了。一切都朝着符合新中国国情的方向去改革。今后的中国美术史学，一定也会沿着这一路线迅速前进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26

③《文物保护法：保护民族历史记忆》。

附：驳网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

辑网友资料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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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造谣。炎帝陵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有人敢跑去焚烧炎帝陵。

事实上炎帝陵被焚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而是发生在1954 年除夕，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焚毁。此后，部分碣及石雕等陆续散失。

再说炎帝陵里是否有炎帝存在还是个迷（如果有的话，其考古价值只怕比秦始皇陵园更伟大，现在我们还需要搞那鬼劳子的“夏商断代工程”？），怎么会有保存五千年的“炎帝尸骸”给你去“焚骨扬灰”呢？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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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谎言。

仓颉墓在中国有多处。在山东寿光、汕头揭西、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上面藏头缩尾，不敢把详细地址说出来。只怕是怕被人拆穿吧?

所幸的是，和“烈士陵园”有关的仓颉墓，目前所知只有山东寿光。而山东寿光仓颉墓却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被毁，被改造成了什么“烈士陵园”。

真实的事实是，寿光“烈士陵园”建于1950年，而非所谓的文革时期（作者为了妖魔文革，故意来个时空逆转）。也没什么人把仓颉墓摧毁改造成“烈士陵园”这样的事。这根本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捏造出来的谎言。寿光“烈士陵园”是在仓颉墓墓前对面建的，仓颉墓与烈士陵园相对。墓园并存，新旧相映，为当时寿城一绝。1965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亦随之荒废。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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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也有好几处。主要在湖南宁远，广西梧州，山西运城。上面所说的山西舜帝陵也和文革无关。

山西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北15公里的鸣条岗上，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分外城、陵园、皇城3部分。现存的正殿、献殿、钟鼓楼、戏台、关公祠等古建筑。

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被改成了一所中学。

当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国家一穷二白。在资源贫乏之下，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借用一下“舜帝陵庙”来做学校有什么好非议的？抗战时期，许多军民还躲到名胜古迹里和日军交火，期间被炮火摧毁者不知凡几。难道这也有错？

事实上，我国有不少“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