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北京日报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致北京市委信 -- gaogeli

近年来，不少西路军史学研究者及著述者，以及参与西路军史学研究的一些领导，都将“张国焘路线”归结为“分裂路线”及“另立中央”。以此作为研究西路军战史的认识基点，来审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之历史结论，的确很容易忽略“沙窝会议”对中国革命基本形势基本估计的争论，忽略“延安会议决议”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基本结论，进而产生“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之误读。

而这种误读，如今已经被无度发挥成西路军战史“阴谋论”的史学依据。

关于“张国焘路线”的内容，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曾有过经典的概括：“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理解“张国焘路线”上述三大内容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张国焘路线”的实质。

应该承认，有着言行轨迹的“分裂红军”和“另立中央”，确确实实是“张国焘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绝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更不是“张国焘路线”最本质的内涵。

解开当年“张国焘路线”先反复无常后执意“西进”之谜，虽然，张国焘包藏个人野心的“出发点”不容置疑，但我们不能局限于“人性论”视角，囿于张国焘内心世界对“交出兵权”的恐惧，因为这个视角过于短浅，也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西式“人性论”视角可以将人们的视野束缚于历史恩怨和个人品质的狭小空间，进而误导西路军史学研究人员接二连三地跌入尴尬的伦理陷阱及险恶的政治陷阱。

西路军失败当月的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从27日起，讨论第二项议程，即张国焘的错误问题。红四方面军及川陕省委领导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周纯全、何畏、傅钟、倪志亮、王维舟、何长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罗世文、谢富治、郭潜、李中权、罗华民。会议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让人感慨万分的是，尽管因“张国焘路线”毛泽东经历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时期”，但对“张国焘路线”本质内涵的把握，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纠缠于狭隘的“权力之争”，他们把总结失败教训的视野投向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形势”之中，进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却又被当下小鸡肚肠的“阴谋论”制造者、鼓吹者们屏蔽了的历史结论：

也正是这宽广的政治视野，深刻揭示了张国焘“退却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质”，给后人留下了破解西路军战史之谜的钥匙。

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首先源于形势判断。

张国焘在“打通国际”问题上之所以反复无常，其认识上的根源在于，他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

公正地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有多重分歧的，集中反映在1935年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在毛儿盖沙窝寨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史料记载，“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会议上是这样批判张闻天、博古的：“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在与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但由于解决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熟，且张国焘反复纠缠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清算有着觊觎中央权力的野心，特别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估计会断送红军的前途，更由于毛泽东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的那种能在茫茫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带领部队向微光前进的统帅，具有着徐向前屡屡赞誉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所以，他能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惨烈失败后，通过分析“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苏联的强盛”、“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等一系列国内外新形势的基础上，把握“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在此基础上，坚定地认为：“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与此相关的是，当年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之所以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除了受张国焘误判形势的影响，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认识不足。据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回忆，1936年9月16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鉴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已开到陕北前线来与红军作战这一事实，原来就对中央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有看法的同志信心更加不足。

南辕北辙的形势判断，决定了背道而驰的战略方向。

张国焘是个“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的机会主义者，其悲观判断中国革命形势，自然要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张国焘甚至在甘南风波中公开宣称：“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

显然，这与中央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早在1935年8月20日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就曾解释过“主力西渡黄河，深入宁青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之理由，还批评了张国焘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上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不仅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也在1936年9月11日来电明确表示：“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对此，双石的解读非常精到：

据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之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曾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

几十年后，刘伯承回忆这段历史感慨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误判中国革命形势的张国焘，是在三大主力会师不久与林育英、周恩来、彭德怀等会面并听了国内外形势的介绍后，才感叹自己“与世隔离”，简直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遗憾的是，1936年10月 24日那天，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未能赴约打拉池会晤毛泽东派往红军总部会商宁夏战役部署的彭德怀，失去了可能“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历史机遇。

西路军主帅之一陈昌浩回到延安之后，在1937年9月30日《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有一个切中实质一语中的检讨——他将“国焘路线”定义为“退却路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在战略“出发点”上，“张国焘路线”不仅仅是怕会合后“交出兵权”，更主要的是在误判中国革命形势的基础上，主张在革命“低潮”中“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以“保存四方面军”；在战略方向上，“张国焘路线”轻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主张红军主力远离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区，在“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并“有计划的一贯的‘面向西方’来布置工作”。

与张国焘“面向西方来布置工作”相关的是，西路军首长在赵家水到永昌的一些会议上多次说：“……以现在中国红军的力量能战胜日本么？不能的。以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能战胜日本么？不能的。就是以全国的军队抗日还是不够的。”“我们非取得苏联公开地帮助，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除了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外，西路军组建前后在战役行动上“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集中表现在以下重要历史节点上：

北上会师阶段（1936年9月）——共产国际于9月11日来电明确“打通国际”的线路是“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以及“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9月14日将原“分攻宁青”的部署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对此，虽然西北局岷州会议曾克服“张国焘路线”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决议，并于9月18日下达了《静会战役纲领》，但心有不甘的张国焘于20日连夜赶往漳县，召集前线军事指挥员“枪杆子指挥党”，推翻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拒绝北上会师投入宁夏战役，执意西进。只是由于天气关系，张国焘才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暂时放弃了西进主张。

西渡黄河阶段（1936年10月）——由于共产国际指定的交货地点定远营，“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队前往，因此，需要红军主力先“占领宁夏区域”，作为支队北上定远营的战略依托。鉴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部署宁夏战役时，特别强调“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然而，张国焘“畏敌过右”，置“先打南敌，后攻宁夏”的战役方针而不顾，屡屡对中央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在此期间，本来中央只批准了红30军一个军西渡黄河，但红四方面军总部却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时，便率领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以及5军、9军“跟进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

掉头西进之初（1936年11月初）——按照中央的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第二步任务是“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西渡黄河后的战役方向是打通与北面外蒙接壤的国际通道，然而，在共产国际还没有将交货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11月2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基于“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之“本位”考虑，致电中央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之“行动方针”，置中央“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战役目标而不顾，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左旋90度，西进甘北。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通知交货地点改在新疆哈密。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对其行动方向左旋90度的建议予以完全确认，并强调“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在中央尚未答复共产国际、尚未批准河西部队“行动方针”之时，迫使中央追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已经西进的既成事实。

西进甘北阶段（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军西进甘北后，鉴于西安事变前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运动正风起云涌的国内形势，中央曾多次致电西路军首长，或要求其“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或询问其“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或直接建议“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甚至还在西安事变后安排了东北军对西路军东返的接济，但由于西路军首长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以及“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不但屡屡予以拒绝，还多次请求中央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及抗日民族运动兴起的大好形势而不顾，“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迫使中央认可“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也正是误读了“张国焘路线”，北京市委机关报刊登的《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一文，才以“话题缘起”提问：“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再以段落标题给出了“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之答案，并在正文中宣称：“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最终，贻笑于历史。

综上所述，对“张国焘路线”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一个“误判”和两个“混为一谈”：

首先，是将“张国焘路线”简单地误判为“另立中央”和“分裂路线”，进而误导一些史学工作者在探究西路军有无“分裂”企图和后果等问题上，远离“张国焘路线”的其他内容特别是“实质”问题，而陷入迷茫，误入歧途。

其次，是将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上的“退却主义”与战役战术上的“退却逃跑”混为一谈。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历史决议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是批判其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从战略上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而绝非指战役战斗中英勇无畏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此，彭德怀早有定论：张国焘“对胡宗南确实是怕，但四方面军是不怕的”。

再次，是将张国焘本人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混为一谈。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硬将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历史结论往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头上扣，说轻了，是犯“傻”，说重了，是拿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当“挡箭牌”，为叛徒张国焘开脱。

至于误读“张国焘路线”的成因，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去探寻：

从历史看，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归纳，确有简单化倾向。虽然，这种简单化归咎的结论导致了后来某些片面宣传，并招致一些人的反感，以至于为如今的翻案风潮奠定了情绪上的客观条件，但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全面、辨证地反思，就不难发现，在历史上，这种简单化归咎又确确实实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这也是李先念曾特别强调过的。

从现实看，西路军史翻案潮的产生，是对过去年代某些简单化片面宣传的必然逆反，虽然，这种逆反从情感归属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西路军史学工作者及相关著作的执笔人却因如下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走过头了：

视野狭窄——眼睛只盯着权力斗争，无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统一战线革命形势。这在西路军西征前后我军主要战略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的判定上，表现尤为突出。研究西路军战史的视野一旦被束缚，难免不堕入“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泥坑。

主观臆断——突出表现在“照直往西打”的主观设想，可以不顾共产国际禁令及相关准备，可以不顾新疆方向恶劣复杂的气候、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不顾新疆混世军阀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态度，可以不顾河东已经开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在兴起的全民抗日高潮。

机械归咎——按照“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将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复杂斗争以及由此派生的次生关系，作简单归咎。其突出表现，就是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三军竞渡”黄河的复杂过程，简单地、错误地归纳为“奉中央命令”。

情感纠结——在当下中国大陆，一些回忆录、传记为“传主”文过饰非，其感情寄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作出是非判断不能偏离基本立场的正轨。夏宇立在《史说长征》中披露，1937年在延安时，曾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委的“钱钧揭发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如何搞一个16岁的女孩子，还向她阴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饶，等等，……结果激起众怒，钱钧又跳到台上去打张国焘，连眼镜都打掉了……”就此事而论，夏宇立为张国焘“在自己的战士面前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而打抱不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君臣旧礼”的“贵族立场”，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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