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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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点击阅读）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中）（点击阅读）

在这个版本中，这场姻缘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出于处心积虑的安排——那时女土司德钦汪姆才二十二岁，尚未婚配，急于找块根据地的班禅行辕和时时担心根基不稳的刘文辉都想用联姻的手段，把女土司牢牢掌握在手中，进而控制甘孜这块风水宝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双方不约而同地使出了同样的killer application：美人计，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男计。

最先出手的是西康土皇帝刘文辉，他打算让驻甘孜的815团副团长杨泽贤（一说是一名叫陈辉仙的中校）入赘孔萨家，但强扭的瓜不甜，这样的拉郎配肯定不能让人满意——因为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原因，不仅女土司家不干，就连男方自己也不同意，事情最后只好黄了。

It’s my turn！现在该班禅行辕出手了，他们派来泡妞的是高大英俊的行辕警卫队长益西多吉。毕竟是佛爷的手下，班禅行辕自然不会像军阀那样简单粗暴，而是采取了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行辕高层们经常邀请女土司过来玩，其实就是经常创造让她同益西多吉见面的机会。

但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桩日后影响深远的爱情的发端，西康方面留下的史料却将其描述得相当三俗，按照这些记载，行辕邀请女土司过来玩的理由不是别的，正是那个能让所有四川人都会心一笑进而无法拒绝的娱乐方式——打牌搓麻！

条件具备了，是否成功就要看自己发挥，而益西多吉本人也相当争气。前面说过德钦汪汉语很不错，而益西多吉虽然是后藏（今西藏日喀则地区）人，但同班禅一道居留内地很久，又是阎锡山在太原开办的北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当然精通汉文和汉语，所以同德钦汪姆在一处时二人都常用汉语交谈。

既然有了共同的基础，那接下就好办多了，西康方面继续记述道，女土司和卫队长二人或同桌打牌，或同席饮酒，关系日益亲近，时间长了，二人之间终于日久生情，直至决定结婚。至于这其中有没有仓央嘉措什么事儿，或者佛爷的情诗在中间是否发挥了作用，那就不清楚了。

鉴于两名当事人都才刚刚二十出头涉世未深，尽管从主观上看，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心相爱，他们自身可能并不清楚所牵涉的那些复杂关系，但如果从客观上看，两人的姻缘确实是引发后面一系列变故的导火索。

而在甘孜当地，这桩婚事也并非人人赞成，比如孔萨家就有一些人认为益西多吉虽是藏族青年，但家住后藏又非贵族，与土司须同土司才能通婚的传统习惯不合，因此持反对意见。但德钦汪姆的叔父、在甘孜具有极高影响力的香根活佛与班禅行辕都竭力促成这门婚事，在他们的支持下，德钦汪姆与益西多吉终于确订了婚约，并定于1939年二月正式举行婚礼。

甘孜驻军团长章镇中和县长章家麟赶紧向刘文辉汇报，刘马上下令二人一定要尽力阻止这桩婚事。但这两个官员大概也觉得干涉人家的婚姻实在有点儿缺德，想来想去总算找了一个理由——当年为了安抚女土司，刘文辉曾下令委任德钦汪姆为二十四军的土兵营长，因此理论上她是刘军长的部下。两人便宣称部下的婚姻间题必先得到首长的同意，现在应将婚期推迟，等请示军长同意再决定。但这个有些搞笑的借口当然无法让人家接受，而且婚期已定，诸事都准备完善，孔萨家认为婚礼决不能推迟。

1939年2月，在德钦汪姆与益西多吉即将举行婚礼的前夕，甘孜军政当局实在无计可施，只能动硬的了，他们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孔萨官寨，然后封锁了所有进出通道，不准孔萨家的人任意进出。由于筹备婚礼，孔萨土司所属大部分头人都集中在孔萨官寨内，此时他们也都被困在里面。

县长和团长随即召集众头人训话，说部队包围官寨并无加害女土司之意，是政府不愿女土司同一个异乡人结婚，让他来管辖你们，所以才暂时把女土司限制起来，只要她答应取消这件婚事，愿同本地土司结婚，就可以恢复她的自由，请头人不要多事。他们又以不该威胁县府为借口，对女土司处以十四个月监禁。在此期间，川军收缴了孔萨官寨内的各种武器，不准任何人接近女土司。

孔萨家只得携厚礼到康定求见刘文辉，求他允准女土司婚事并放出女土司，但得到的答复是女土司婚事关系女土司的一生幸福，在他未了解情况以前，不好作出决定，等本军长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说吧。孔萨家只得泱泱而归。

眼见和平解决无望，孔萨家族和班禅行辕认为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决定联合起来，以武力救出被囚禁的女土司。

当时二十四军在甘孜的驻军是136师408旅815团，下辖三个步兵营和机枪连、迫击炮、手枪各一个连。尽管看上去不少，但这些兵力其实分驻在德格、甘孜、瞻化（今新龙）、炉霍、道孚等五个县，只是团部设在甘孜，团长章镇中也常驻甘孜，而且就驻扎在孔萨土司官寨内，甘孜的实际驻军大概只有一个营。

做为川军中并不怎么受待见的一支，二十四军的武器普遍较差，尤其是重武器严重缺乏，绝大多数枪支也是湖北汉阳和四川兵工厂自造，新式武器相当有限。这支部队的人员素质也不高，不仅军官层层吃缺，兵员编制不足，而且士兵中吸食鸦片相当普遍造成体质十分虚弱，对于这些“双枪兵”低下的战斗力，甘孜地方武装想必在当年经过这里的红军口中听到了不少，进而增长了自己的信心。

班禅行辕驻甘孜部队则是由一支三百多人的警卫大队和高级官员的侍卫随从组成，总共约五百多人，士兵不仅身体强壮，而且装备精良，枪支多为中央国民政府赠送的中正式或意大利造四环步枪，且有不少中央政府赠送的重武器，如迫击炮、重机枪等。

尽管认为自己的实力无疑强过二十四军驻甘部队，但由于人数毕竟过少，史载班禅行辕一时尚不敢轻举妄动，只在暗中积极组织，联络各县藏族地方势力同时举动，试图来一个遍地开花，使刘文辉措手不及。不过事不遂人愿，行辕派往各地联络的使者却大多并没带回好消息，甘孜另两个土司麻书、白利都不愿搀和，只有瞻对（今四川新龙县）土司答应调集一千民兵相助，但即使这样，行辕仍决定举事。

一九三九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时，甘孜全城法螺声四起，班禅行辕与孔萨土司武装向川军驻军各据点猛攻，双方接火的枪声十分密集。激战一昼夜，各据点均被藏族地方武装攻占，他们随即集中兵力围攻县府。县长章家麟由守军掩护，率县府人员及眷属突围，全部退入团部。藏族武装马上攻入官寨，救出了被困了七月之久的女土司，送往班禅行辕暂往。

藏族武装随后集中全部兵力围攻团部，但因团部是驻在孔萨土司的大官寨内，这里围墙高厚，全靠步枪火力根本不能攻入。其实班禅行辕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但却没有人知道怎么用，最后只能干着急没办法，看来没知识害死人啊。

史载围攻持续了三日三夜，因驻军奋力抵抗，始终未能攻入，藏族武装只好加强戒备，切断水源，待守军不战自溃。这时团部内除原有官兵外，加上县府的员工家属及各据点被击溃逃回团部的官兵共有二百余人，切断水源四天后，团部内这么多人的缺水问题成了坚持抵抗的最大威胁。起初团部将藏作蔬菜的白罗卜切成小片，在干渴难耐时，每人发给一小片润润喉。可是不到三天，连萝卜都吃光了，驻军几次组织兵力突围取水，都被阻击未成，又组织人力昼夜挖井，因这里地势过高，掘井已经丈余却没能看到一滴水。

到农历十一月，驻军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县府官员及家属主张缴械投降。副团长杨泽贤（也就是当初被刘文辉强行拉郎配的那位）只好将实情电告刘军长，说俺们打算突围去道孚，等待援兵再图反攻，但杨团副很快却接到了刘的复电，里面说：“敌众我寡，突围难成，解决吃水，坚守待援。”

军座这就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要能解决吃水还用得着跑啊？！万般无奈之下，被困人员只好决定投降，就在投降当天的夜里，驻军团长章镇中服毒自杀。

藏族地方武装占领甘孜县后并不肯就此收手，而是继续向附近各县进军，企图一举拿下当初向戴季陶规划出的康北八个县，但由于缺乏训练且遇到各地驻军顽强抵抗，进展并不顺利，最后不得不在中央国民政府的停战要求下暂时罢兵，回到他们所占据的甘孜、炉霍和瞻化（今新龙县）三县休整。

刘文辉很快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他认为此次事件并非小事，而是班禅行辕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把自己挤跨，在西康实现割据，而这次行动很可能得到了中央的默许甚至支持。现在中央虽然命令双方停战听候处理，但到时候如果老蒋真的以调停名义派军队过来拉偏架就麻烦了，惟今之计，只有趁停战之机，调集兵力组织反攻，将班禅行辕全部驱逐出境才能安全。

一个月后，川军二十四军的反攻部队终于组成，兵力包括警卫团一个营、独立团一个营以及816团一个营，还有原在瞻化平乱的两个营，另外以穷酸著称的二十四军还狠心花了血本，从各地凑出了迫击炮、重机枪各一个连的重火力。反攻兵力共约一千七百余人，刘文辉任命136师参谋长金搏九为反攻前敌指挥，由康定出发向甘孜进军。

甘孜方面也组成了五百人的马队，在女土司的亲自率领下前往应敌，这些骑兵人手一枪，同时还带着不少崭新的现代化武器打气，可他们既没有经过相关军事训练，也不会使用专业工兵工具，布置防御时只能按多少个世纪以来“打冤家”积累的经验，搬石头土块临时堆砌掩体，其工事质量可想而知。

双方在朱倭（在今炉霍县朱倭乡）开战，川军先以迫击炮密集轰炸对方阵地，然后以重机枪掩护步兵前进，进入对方阵地后则以手榴弹强攻。按说川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原本稀松平常，其中威力最大的也不过是刘文辉搜罗家底凑出的二十门八二迫击炮，可甘孜武装尽管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但带来那些重武器却都没人会用，只能当个摆设吓唬人，史栽这些未收过军事训练的人们一听到炮声便四散奔逃，女土司根本无法约束。

就这样，在川军的打击下甘孜武装一路败退，直至撤退到离甘孜只有20公里的罗锅梁子山区，在这里他们终于稳着阵脚，凭借险要地势与川军激战了四天，双方互有伤亡，但形势对甘孜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利。

到了1940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班禅行辕和孔萨家不得不仓皇出走，再次向青海玉树方面撤去。二十四军反攻部队随即占领甘孜，开始大肆抢劫寺院、土司和百姓财物，狠狠发了一大笔横财，这种情况直到五天后总指挥金搏九到达甘孜后才有所收敛。

事实证明，在军阀混战倾轧中屹立不倒的刘文辉确实不是吃素的，他相当敏锐地赶早了半步——人们很快得知，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当时正奉蒋介石命令处理班禅行辕事件，但等他他匆匆赶来时候，班禅行辕已经逼迫撤走，川军反攻部队也转回了康定。由于事件已经摆平，张没什么可处理的了，只好泱泱返回西昌。

其实，民国政府与班禅集团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双方人员往来不断。比如主持“甘孜事变”调查的张笃伦主任手下就有一名处长来自班禅行辕——1934年底，此人年仅20岁就成为了“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后来九世班禅在1937年底圆寂，该行署也在1938年5月取消，但他凭借这几年的藏区经历成了民国政府少有的西藏通，在他的努力下，初步建立了面向藏区的军事情报系统，不久他即被任命为委员长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的处长，而其另一个身份则是军统西昌站站长，从此进入了军统中高层领导的行列。此人的名声后来随着小说《红岩》而传遍中国，他就是小说中徐鹏飞的人物原型，著名特务头子徐远举。

我们回到正题吧。“甘孜事变”对班禅行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本想为自己找块根据地从而结束颠沛流离生活的行辕在事变中损失惨重，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大量财产被川军抢劫一空，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青海暂居。大概是觉得民国政府太不靠谱，班禅集团此后开始与其若即若离直至渐行渐远，到大陆解放时他们也没有像章嘉活佛（清朝黄教四大活佛之一，主管内蒙及华北教务，七世章嘉解放时移居台湾，随着他1978年逝世，该活佛世系遂绝）那样踏上赴台的不归路，而是选择留了下来与TG合作。事实证明班禅行辕（当时已改称堪布会议厅，简称‘堪厅’）的这一决策相当明智，不久西藏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以及第六条“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班禅堪布会议厅最终实现了返回故乡的目标。

这场事变也影响了班禅灵童的产生。尽管在理论上达赖和班禅这两个黄教最高活佛的转世灵童应从所有信奉藏传佛教的人家海选，但与来自五湖四海藏区的达赖们不同（其中一个达赖喇嘛甚至不是藏族人而是蒙古人），班禅灵童的来源其实相当固定——起码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九位班禅中除了九世出生于前藏外，其他八位全都来自班禅的大本营后藏也就是今日喀则地区。

九世班禅流亡内地圆寂后，班禅行辕从西藏遴选灵童已不太可能（其实西藏噶厦政府对班禅灵童的寻访相当热心，但人人皆知噶厦的司马昭之心，此时一旦同意回去，未来的班禅必定成为达赖的傀儡，这是班禅行辕无法接受的），于是比较可行的方案就只能从达赖集团控制之外的藏区来寻访，而如果没有甘孜事变，未来的灵童很可能从西康产生，可现在与刘文辉已经交恶，放眼天下，也只有目前居住的青海才能入班禅行辕的法眼。事实上，后来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正是来自于青海循化。

有人欢喜有人愁，“甘孜事变”后不久，这场争斗的胜利者刘文辉如愿以偿，当上了新成立的西康省省主席，同时仍兼任二十四军军长。一直到1949年12月宣布率兵向解放军起义，期间无论风云如何变换，他都岿然不动，省主席的位置一坐就是十年。对了，刘文辉有个哥哥，后来的名声远比这位西康省主席大，其“事迹“在解放后出尽了风头，他就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刘文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