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通过的《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把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这个通知是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时出台的，但毛泽东7月底回京主持工作后，并没有改变这个决定，甚至招生时间推迟得更久，说明毛泽东也认为那时的高等教育必须改革。

在文革初期，运动对教育系统冲击比较大，66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小学实际已经停课了。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中小学也陆续复课，但有相当一部分大学，如北航、复旦等，是在当年的6月至7月才复课的。

1968年7月21日晚，毛泽东看了准备于次日出街的《人民日报》清样上的一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批示道

1968年7月26日，3万多名有文化、自身为党员、出生好的老中青三结合产业工人，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身份，进驻北京高校以平息派系斗争、解散武斗组织。从那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纷纷进驻工宣队、军宣队。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最新的毛主席语录

1969年3月，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军宣队，组织招收了近600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70年上半年又招收了800多名工农兵学员，并准备在下半年继续招收1700名工农兵学员（下半年实际招生人数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其实工农兵大学生并非始于1970年。甚至在1969年以前，各地大专院校就已经招收了一定比例的工农兵学员，而大规模招生，则始于1969年的清华大学（《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1970年9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招的4000多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各地其他大专院校也纷纷效仿北大、清华，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的大学教育体制。

中国高等院校自1966年暂停招生以来，已经有4年没有大规模正式招收新的大学生了。1965年入校的大学生，即便按清华1966年实行的本科6年制计算，此时也即将毕业了。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改革的结果，是将中国高校的“血液”重新清洗了一遍。

在宣传文革成就时，由于“两弹一星”，准确地说应该是“三弹一星”（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的成就无法被掩盖，因此只能宣传为“抵制文革破坏的结果”，而对文革期间完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成就，则很少或几乎没有宣传。在审视当年的高考改革时我发现，这是无法避免的话题。

在此我必须声明，我认为文革期间的高校招生断档是矫枉过正，至少理工科大学还是应该办的，在这里，我只是试图从那时的报纸，找找毛泽东支持这项改革的原因。

一、“小宝塔”理论导致教育普及率下降

1949年至1959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总数为43万（1912年到1947年，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为21万）。大跃进期间，中国建成612所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艺术、体育等专业性的高等院校（《人民日报》1960年1月26日）。1958年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已经有66万人（1949年万11万7千人），也新建了地质、矿业、航空、土木、建筑、水利、邮电、铁道、公路、造船、化工、汽车、拖拉机等旧中国所没有的专门学院，设置了包括和平利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电子学等最新科学技术的三百多种专业（《人民日报》1959年9月19日）。

但60年至62年，中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有所停滞甚至后退，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被砍”。据1962年的不完全统计，农业中学从22600所、230万名学生，一举砍到只剩下3715所、26.6万名学生；小学也被大批砍掉，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猛降到56.1%。由于学校被砍，加之交通不便，不少中小学生辍学。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按照这个通知精神，各地中小学甚至大学大搞“小宝塔”、“教育双轨制”。根据腾讯网报道，这些重点中小学有相当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学校”，延续了邓小平教育精神的“一贯制”外链出处。这些学校收费比较贵，也不招工农子弟，工农子弟就只能上普通学校，也因此失去了上中学、大学的可能。

那些按“小宝塔”理论进行教学的大专院校，其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率也大大降低，某些大学的个别本科专业甚至7年只培养出50个毕业生。

二、学制过长

1966年的大学学制非常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其本科学制为5年至8年，研究生为3至5年。清华大学的本科学制长达6年，只有那些被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其学制才是5年。

在当时，不仅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学制长，中小学学制也不短，小学学制为6年，初等中学和高等中学各为3年（和现在一样），按小学入学年龄必须在7岁以上来计算（据1951年8月10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一个从中国人民大学正规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其年龄至少有27岁了。

三、专业设置和招生办法不符合当时国家建设要求

1947年，我国大专院校的理工农医类大学生比例只占全部大学生总数的17.82%，1952年，这个比例升至37.7%，但直到1966年，在校大学生中的文科生依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1963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规定，理工科和农业院校的部分专业在高考时需要考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医、农、林要考语文、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外国语，加试数学。但数学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而文、史、政法、财经、艺术类各系科各专业，只需考试本国语文、政治、历史、外国语。

1964年和1965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规定，理工医农类，考试本国语文、政治常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文史类，考试本国语文、政治常识、历史、外国语；报考哲学、财经各专业的考生，要加试数学，但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

虽然不少专业开始增设数学考试，但只是参考分，且对于考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史、政法学生，不仅不需要考试和学习数学，在大学里辩证法等哲学学科的内容也大大减少，对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肯定会造成影响。

四、学生成分与社会实际构成严重不符

文革中实行的政策是“看成分但不唯成分”。这个“看成分”被《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批判，但实际上，一个号称代表工农的组织在取得了国家政权后，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教育机会被非工农子弟占据的。

其实，这也是“血统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的原因——“血统论”的出台，本意是给高干子弟打出血路的，但相当一部分工农子弟，也许因为“自作多情”罢，认可“血统论”，虽然“血统论”从来不是为真正的工农子弟说话的。

1960年至1966年，教育部奉行“小宝塔”理论（虽然这个理论的出台是1962年，但在196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迹象了），各地大中小学为了追求升学率，对无法负担学费的工农实行“双轨教学”，重点中小学中真正的工农子弟比例非常小，这也直接反映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上。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1959年9月中旬做了题为《科学战线上的巨大胜利》的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9月19日）。在这篇报告中，郭沫若说了几个数字：1958年，工农成份的学生，在普通中学中已占75％，中等专业学校中占77％，高等学校的工农成份的学生，也已占48％左右。具体到每个大学，其工农比例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工农入学比例要求的北京大学，在1961年以后，其工农子弟的比例也是逐年下降的。到1963年，工农子弟只占52.8%（《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在1958年和1959年，由于“小宝塔”理论和“尖子班”实践尚未出现，大中小学的工农比例其实是1966年以前最高的。其次，郭沫若所说的“工农成分”，也包括了工农出身的高干子弟（这些高干子弟的统计时填的成分都是工人或农民，以农民居多），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底层工农子弟不仅上大学很少，连上中专、普通中学都不多，远远达不到工农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时仅农民即占人口总数的8成以上）。

1966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邓云柏的文章——《10∶0说明了什么？》。邓云柏在文章里写到

五、工农子弟大学生受歧视

必须首先说明，工农子弟大学生受歧视的报道，主要出现在1966年6月批判陆平等人之后，因此不排除其中有夸大的部分。

1966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谷世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道

在另一篇报道中说

在北大的工农子弟中有个典型人物——黄有根。黄是抗美援朝的英模，受过重伤。复员后于1956年参加扫盲班，然后进入湖南荣誉军人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于1960年被组织送到北京大学（先是政治系，也有说是哲学系的，然后是历史系）深造。由于黄的基础不甚好，加上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俄语和古汉语有困难。黄的俄语发音，经常在课堂上被老师嘲笑。1961年，由于古汉语、俄语等课程不及格，黄留级了。1962年，陆平用“泻肚子”等办法，将黄有根等工农子弟学生做退学处理。

那时历史系在大学一年级需要学多少课程，我没有查到，不过应该不止3门，也就是说，一个1956年才扫盲的人，居然也可以在大学里做到部分功课及格，在我看来应该是非常强的。当然，黄有根在1960年即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可能确实有困难，不过这也说明那时工农子弟想上大学，不仅面临着老教育制度的考验，也存在自身教育水平不够等问题。而后一个问题，除了与建国时间不长、扫盲依然在进行有关外，与中小学教育的“小宝塔”制度也有关系。

从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对文科教学不满早已有之，对那时大学文理工科比例和工农入学比例的不满也非常强烈。不办或迟办文科大学，但至少理工农医大学也是要办的吧？这从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的讲话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其实是主张办理工科大学的。那为什么理工科和其他类型的大学要迟至1969年才开办、1970年才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呢？毛泽东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说到毛泽东的底气，必须再次强调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中国的重要性。建国伊始，毛泽东即提出要建设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实现工业化，必须建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各种生产资料的工业体系。这一直以来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也是建国后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两弹一星的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中国能够不受干扰地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与苏联的交恶，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源于此。

建国以来培养的大中专学生，对国家工业化建设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但是，毕业生人数相对来说非常稀少（17年培养的大学生总数不过只有100来万人，而理工农医人数最多也不过一半，只占当时人口的万分之8左右），1966年毕业的研究生人数已经比建国初期增加了6倍，但毕业人数较多的清华大学，3年来毕业的研究生总数也不过只有320名。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工业化成就，其实是由工农自己而不是大学生（包括工农子弟大学生）创造出来的。

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仅在1966年的报纸中就有非常多的报道，甚至可以说几乎每天或隔天都有。我从自己做的约50万字的笔记中，摘录了其中一部分代表，这些人的成功，就是毛泽东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包括理工科大学教育制度的底气之一。

一、自学成才的工人专家、工人工程师

1966年的《人民日报》，用多篇消息、通讯、报告等方式报道了普通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事迹。学徒工出身、以前是吹玻璃工的蔡祖泉，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光电原理。虽然他曾经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但并没有就读，所有的知识全部来自自学和生产实践。我国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都是他领导的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的科研成果。蔡祖泉被誉为中国的“爱迪生”。

1966年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撰写的文章《产品设计革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沈鸿是工人出身的“红色工程师”。建国伊始即负责国家重工业发展。大跃进初期，只念过高小的沈鸿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开始自行建造万吨水压机。这个项目在大跃进期间开始，1964年完成。万吨水压机可谓工业母机，不仅是大型工业项目、大型工业机械的基础，甚至也是两弹一星成功的基础。沈鸿在领导建造一万两千吨水压机时，其条件非常差，技术人员也很少，且大多数是“工人技术员、工人工程师”，即自学成长的工业人才。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用土设备制造出我国第一根异型无缝钢管的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的技术组组长石圣钰，原来就是普通车工，在接受异性钢管研制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异性钢管（《人民日报》1966年1月9日、13日报道）。

曾并担任万吨水压机关键部件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焊接车间工人工程师唐应斌，也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普通焊接工人出身。在1965年，唐应斌代表中国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焊接年会，他提交的《电渣焊接在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制造中的应用》是我国参加年会的三篇论文之一。

解放前在颜料厂当学徒工的徐驿敏，也没有受过大中学教育。1960年，时任上海革新塑料厂工人工程师的徐驿敏，接受了研制强力磁粉的任务。在此之前，徐驿敏和他的小组成员只知道磁粉是从氧化铁里搞出来的，但不仅不知道制造的工艺、设备是啥样的，连强力磁粉也没见过。就是这几个“大老粗”，搞出了国产录音磁粉（《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报道）。

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和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一样，涌现了很多自学成长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马恒昌就是车工出身的工程师，他领导的“马恒昌小组”在抗美援朝时就已经很出名了。这个小组为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升降台铣床、第一台251型镗床等多种产品的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人民日报》1966年5月22日）。

鞍钢作为工业的一面旗帜，出了很多有成就的工人工程师，如张明山、王崇伦、孟泰等等。

普通钳工出身的工人工程师张明山，是鞍钢机械化、自动化运动的创领者。邮电部发行的“反围盘”特种邮票，描绘的就是张明山发明的“反围盘”自动喂钢设置。长春电影制片厂也以张明山的事迹为素材，拍摄了一部名为《无穷的潜力》的影片。

时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孟泰，也是工人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在苏联撤回专家并停止供应工业机械和设备后，孟泰和同样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王崇伦一起，组织500多人，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的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自行研制了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可提高冷却热风炉燃烧筒的寿命100倍。

上面提到的王崇伦，乃刨工出身，鞍钢著名的技术革新能手，有多项技术发明、革新、创造。1954年，王崇伦和张明山、唐立言、黄荣昌、刘祖威、朱顺余、傅景文联名发起了全国性技术革新运动。1955年，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王崇伦，被中国科学院辽宁省分院聘任王崇伦为特别研究员。（《人民日报》1966年1月23日）

在2009年9月18日的《重庆日报》上，公示了“新中国建立60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模”人选，黄荣昌是公示人选的第53号。1954年“全国性革新运动”的发起者黄荣昌是雕工出身，也没有上过大学。1958年至1966年，黄荣昌在重钢完成了包括大型码头装卸机械设备、广场装卸起重机、焦化厂装卸桥、大轧冷剪机在内的很多大型机械设备的技术革新和创新。

山西晋生纺织厂工人出身的副总工程师陆福庆，14岁就去上海做小工，没有受过几天正规教育。通过自学和生产实践，徐福庆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双滚筒吊线花袜机、Ｋ字吊线螺旋型花袜机，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不过，1966年徐福庆这个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并不是为了表彰劳模。徐福庆所在的工厂，解放后一共分配了20多个大专学生，但中间很少工农子弟。徐福庆的女儿陆惠琴，在学校里经常因为俄文不好被老师骂，说太笨了，后被迫退学。徐福庆在1966年8月7日，写了篇《让文化回到劳动者手里来》，控诉教育制度的不合理。

自学成才者非常多，并不仅是上面这些出名者。1966年1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就报道了上海汽车钢板弹簧厂的一次技术革命。当时专家和领导以及大部分工人都建议大改，只有2个工人建议小改。虽开了3次辩论会（可见其民主），但意见仍不统一。后来这2个工人在现场给大家讲述改革方案，大家认识到小改即可。该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不仅表彰了“群众这样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的风气，也可以看出普通工人在技术革新中的作用。

1966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谁是产品设计领域的主力军？》，其实也可以回答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人智慧的质疑。在当时和前后十来年，有很多工人成长为技术骨干，很多街道、弄堂小厂，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天津的一批小厂小社成长起来。1966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个只能生产落后的矿物油电容器的工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是怎样经过工人自行改造，成为能成批生产六十年代新产品三氯联苯电容器，并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一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的技术先进的工厂。通过同样的改造，天津市一批小厂小社普通工人的智慧也发挥出来，过去只能生产鸡毛撢子、烟筒等产品的小社小厂，在1966年已经可以生产立式光学投影仪、三十兆周脉冲示波器、二极管、压电陶瓷、超声波硅单晶切割机、汽车电器检验仪等七十多种新产品，其中有不少产品具有六十年代先进水平，成为制造仪器仪表等高级精密产品的一支后起新军。

二、自学成才的农业机械专家和农民育种专家

工农智慧也体现在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商和农业革新改造上。1966年，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已经完成了很多，中小型水网也在逐渐建成。在水利建设已经基本成体系后，妨碍中国粮食单产增产的因素主要为化肥、种子、耕种技术和机械化程度，工人和农民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占主要意义的成就。

1966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定县东亭机铁生产修配合作社工人寇志寒自学成才的故事。研制了双铧犁、点豆机、拐棍儿点种机、独角耧等新式农具的寇志寒只有高小程度，但每天坚持自学电机和相关知识，且不以明白原理为满足，而是弄来电动机亲自揣摸。他的电焊技术、无线电的知识和修理技术，都是经过书本和亲身实践相对照而取得的。1959年以来，他先后对力学、热学、光学等方面的原理做过上百次实验，而对电工学方面的项目就做了一百几十次实验。

1966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省新会县环城公社青年农民育种专家邓炎棠的文章《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必须强调，邓炎棠确实有资格说这样的话。邓炎棠是普通农民，1952年想考新会农校却没考上，最后他没念完新会一中就去下乡当了农民。1958年，邓炎棠用北陆（稻）与狼尾草作水稻远缘杂交试验获得成功。1961年，育出广选3号、19号，1970年培育出“红梅早”。这些良种在1966年开始推广，1985年已推广至全国13个省（区）。

在1966年的报纸上，陈永康的名字出现得非常频繁。陈永康是松江农民，在1951年就创造了单季晚稻亩产1433斤的记录。50年代末期，陈永康被中国农科院作物育种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的系统经验在全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推广。他培育的水稻良种“老来青”被全国22个省市及15个国家引种。70年代后期，陈永康致力于研究双季稻、三熟制和杂交水稻的高产规律以及栽培技术，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大功臣之一。

闽侯县南通公社支部书记黄宝洛，从1951年就开始种试验田。60年代，黄宝洛的水稻“间作改连作，高杆改矮杆”和板田种小麦取得可喜成绩，被聘为福建农学院特约教授、福建省农科院特约研究员。1960年6月，黄宝洛还作为中国援苏专家，去帮助苏联种植水稻（《人民日报》1966年5月18日。

三、遍地开花的职工大学及半工（农）半读学校

如果毛泽东的底气仅仅来自于工人和农民的自学成才，那也太信任普通民众的自学能力了。实际上在文革开始时，中国的业余教育已经颇成气候，业余教育不仅对中国扫盲运动居功甚伟，也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早在1960年，不少刚刚扫盲的工人、农民已经开始了以业余进修为主的进一步学习了。1960年3月，参加业余学习的职工人数，已经达到2200多万人，职工业余大学生达37万多人，还有很多地方办起了业余中专和技校。上海许多工厂大扫“科学盲”，帮助工人在最短时间内掌握革新中急需的超声波、无线电、化学、电学、光学等知识（《人民日报》1960年5月8日）。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其中工人技术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培养的（业余大学、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夜校），由于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人在技术革新中显示出很强的力量。

晋西机器厂是大办业余学校的佼佼者。1960年，该厂已有近90％的职工在各级各类业余小学、中学、大学；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学院学习（《人民日报》1960年6月11日）。

电视大学和其他层次的电视学校也在这个时期兴起，据196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在该月8日，北京电视大学正式开始，首届招生6000多人，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开设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教授讲课。此后，各地也陆续开办了电视大学，课程设置更为丰富。

1962年，有相当一部分业余学校在被砍，但在1964年前后又逐渐恢复了。与此同时，各地大中专院校也开始开办职工夜校和职工业余大学。

业余大学和职工大学等学校的兴办，也促使全社会形成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氛围。“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工作的李振声就去了西北农学院旁听，将实践中的问题拿到讲堂上学习，把讲堂上的问题拿到实践中解决（《人民日报》1961年6月28日）

1970年开始大规模招生的工农兵大学生的问题和成就比较复杂，我将在以后有了更充足的资料后再写。

从我目前得到的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全日制大学暂停招生，并没有给中国的工业化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很明显，那时毛泽东认为，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并非全日制大学的入学人数，而是扫盲和教育普及化，因此才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与文革几乎同时开始的“语录扫盲”。但我依然认为，理工科大学不应暂停，或者至少应该提前招生。

至于文革后宣传的“人才断层”，我是这么看的——如果文革后把文革时期培养的人才，即工农兵大学生、“七二一大学生”、自学成才者以及业余大学学生不视为人才，也不给予必要的培养，则这个断层是必然的——你不认为这个时期的人才是人才，这个时期自然也就没有人才了。但从中国工业化的效果来看，文革时期无疑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自学成才的沈鸿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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