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 铸剑

兄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但推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简单讲，抓军权是果，不是因。

关于军权，民间的传说和印象最直接的体现在《新龙门客栈》的片头。兵部尚书被挂在刑架上，厂公曹公公（甄子丹）说，快把军权交出来！急得兵部尚书咬舌头自尽了，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呀。军权这个东东，如同“坐金銮殿”这个概念一般，家喻户晓而又难见首尾。

军权这个东西，字面上讲就是对军队的指挥控制权。一声令下，命令传的下去，军队动得起来。古代，军权的象征可能是兵符。近现代，军权的执行变成了电话，加密通信，和书面文件的结合。但这个军权，指的是和平时期，正常状态下军令范畴内的控制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或者叫关键时刻，这个意义上的军权往往又不管用了。

抓住军权很重要，这个常识自古皆知，世人皆知。但是实践的效果，却是千差万别。借用兄的说法，很多历史人物对抓军权的理解太“书生气”，以为抓住了军委主席的位子，握住了兵符，就是抓兵权，导致了一场场政变的成功或者失败。举几个成功的案例，西汉初年平定诸吕的政变，和唐平定韦后叛乱的事件，都是成功夺取战术层面上的军权而获得成功的。但同样是这两个案例，被杀的诸吕和武氏宗族，在事变之前都长期拥有名义上的军权。而两次事变的成功者们，又都在不久之后又陷入军权失控的境地。军权失控的例子更多，从曾国藩几封私信能调度湘军淮军，到凯申公一届下野的白丁能指挥一线部队。国外的例子也不少，拿破仑第一次从放逐地逃回，一个人向巴黎进发，遵命前来擒拿镇压的军队一路倒戈。苏联解体时军队和所有强力机关指挥的失控大家都很熟悉。所有这些例子里，“军委主席”和正常的指挥路径都没起作用，军权没有把在它的名义持有人手里，而是迷失在复杂的执行过程中，从赤裸裸的忽视和倒戈，到“充分准备”“再次确认领导意图”等等貌似合理的拖延。

我朝的军权，也是松松紧紧，异彩纷呈。从早期的共产国际加党中央直接领导，到各大山头的各自为政，到集中于太祖的绝对领导，诸位熟知我朝典故，就不赘言了。但中间也不乏杂音，军中各种山头，指挥关系不顺的逸闻，到王洪文点名众老将不答的传说，都说明即使在我红朝，一个军委主席的位子也不是指挥通畅的绝对保证。

对军权的理解还是可以从道术势三个层面来解构。道就是铸剑兄说的“有自己立得起来的东西”，拥有正统，拥有合法性。术就是基于历史，和指挥员的个人魅力，而对军队形成的熟悉和威信。至于势，才是现在的位子和指挥体系，是军委主席的这个名分。只有道术势三位一体，才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哪怕英明神武如毛主席，胸怀救世济民的毛泽东思想，头戴解放军缔造者的桂冠，也要在1965年只身着睡衣夜闯空34师，测试一下自己的势还在不在，看看自己能否指挥得动一线部队，自己还能不能“上井冈山找红军去”。古代的例子也解释的通，卫青征匈奴时，对西汉军队拥有绝对的领导，因为道上，皇帝和他站在一起，术上是名将，势上手握大将军的兵符。后来功成身退，道上没有皇帝的授权了，术上是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如果不主动把指挥权交出来，那三层占了两层，皇帝肯定不放心。所以卫青主动装孙子急流勇退。同样，在周勃铲除诸吕的政变中，虽然通过计谋取得了小部分中央卫戍部队的临时指挥权(势的层面)，也没有直接命令弟兄们上，而是在动员大会上高呼：愿意服从刘家天下的，光左膀子，愿意服从吕家的，光右膀子。还是祭起了正统（道的层面）的大棋。

所以，新一代的领袖要抓住军委主席的名分，很好理解。但如果法统不正，光靠一个军头的位子是保不住江山的。从历史上看，如果是密室政治，小圈子政治，和黎民百姓生活关系不大的话，那么抓住军权中的势这一层面最重要。比如那两个成功的例子，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的大势是很稳定的，而武周时期，从民间的角度讲，也是经济繁荣稳定，正在走向开元盛世。如果是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阶级分裂，扰扰攘攘的转折时刻，军权中的道这一层面就万分重要了。因为矛盾掩盖不了，不是一个领导层不折腾就能平息的。“把自己这边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对方的人搞的少少的”政治立场就很要紧了。

现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到底是哪一类，仁者见仁。我同意铸剑兄的观点。

• 胡赵虽然在职务上是党的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