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抚仙湖的女儿——追思义母张世英 -- 鬼谷雄风

抚仙湖的女儿

——追思义母张世英

杨 弘

义母张世英，昆明滇池大观楼，2005年

秋天的抚仙湖，本应天高气爽，风轻云淡，然在这一天，却罕见地下起了磅礴大雨。深蓝的湖水在风雨中激荡、悲鸣，恣意渲泄着心中的哀痛。2010年10月9日，我亲爱的世英妈妈，终于回归故里云南玉溪，安息于她一生系念的抚仙湖畔。

1931年10月27日，世英妈妈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书香世家。身为家中长女的她，不仅美丽可人，还十分聪明伶俐，为此，深得当时身为玉溪地区督学的外公喜爱，得以多次隨其出行，考察当地教育。外公张含峰，博学多才，受“五四”思潮的影响，思想很开明，鼓励女儿探寻进步思想。在如此家风熏染下，少年时的妈妈喜好读书写作，曾阅读了许多宣扬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文艺作品，为她以后接受共产主义，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根基。同时，少时随外公考察当地教育的经历，也让妈妈开始明了教育之于个人、家庭、乃至国家和民族之重要性，使其矢志不渝，兢兢业业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其一生。

1947年3月，在家乡读完初中后，妈妈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告别了美丽的抚仙湖，妈妈只身来到昆明。此时，正是云南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校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冯康和老师的推介下，妈妈阅读了一些如《李友才板话》、《吕梁英雄传》之类的进步书籍，她思想上对自由、民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当时社会的黑暗，更使其对现实产生不满。在昆明，年仅十六岁的妈妈，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学生爱国进步运动，包括助学运动、人权保障运动等。由于其热情勇敢的表现，经冯康和老师介绍，妈妈加入了当时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由此，妈妈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外公张含峰(右)，1919年

外婆蒋增华

1948年5月，北平、上海学生发动了“反对美帝囯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昆明学联积极响应，于同年6月发动全市三万大、中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活动。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的妈妈，当时被推选为昆华女师的总纠察，与许多进步学生一起坚守在云南大学。7月15日凌晨，当局派军警包围了集中在云南大学与南箐中学的学生，逮捕师生近千人，妈妈也未能幸免。此即云南史上著名的“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对于这段经历，妈妈曾回忆道：“那天，我们一个个从三楼下来，特务宪兵全身搜查，分别按黑名单禁闭在云大教室里。有的学生当日被释放了，有的被带到警备(司令)部。我与其它学校学生会负责的一些女同学一起，被捕关入伪二分局三楼上约一个月。敌人对我们分别进行审讯瓦解，我曾被提审两次。在审讯中我是很坚强的，没有出卖任何人和暴露任何关系，也没有暴露自己的面貌。我一直装小，用不懂什么事来掩盖自己。有一次，敌人曾企图收买我做其走狗，在学校收集情况。他们用金钱、地位、恐吓等手段，但我一概拒绝了。”审讯之后，妈妈与其他四百多名师生被关进“夏令营”受训两月有余。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奔走营救，最后当局以请保形式，释放了所有被捕师生。当时妈妈只有十七岁，这是她第一次经历生命威胁，第一次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妈妈表现出了机智、坚韧、以及对组织的忠诚。

“七·一五运动”后，妈妈离开了昆华女师，回到玉溪，在棋阳小学任教。时隔两年，再见抚仙湖时，妈妈已非当年只是朦胧地向往民主、自由的大家小姐，而是一名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拥有了自己的崇高理想之革命战士。她渴望着加入游击队，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而战。

冬天的抚仙湖是深沉的、含蓄的。一池幽蓝的湖水，虽柔而刚，似无而有，为春季的喧腾，夏日的活泛积蓄着能量。妈妈也如抚仙湖一般，默默等待着，等待着冬去春来，等待着组织关系早日转下来，能与组织尽快恢复联系。大约过了半年时间，与妈妈同校任教的熊福美老师(共产党员，已牺牲)开始与她取得联系；半个月后，妈妈就接到另一负责人孔祥芬的通知，组织上决定转送她与郑翠英、徐惠芬等几位知识分子去游击队。

1949年7月，妈妈加入了滇桂黔边纵队，在滇中游击大队第一大队任民运宣教员。初到部队，常要爬山越岭，挨饿受冻，生活十分艰苦，但妈妈对此早有思想准备。部队一驻扎下来，她一边向当地民众进行宣传，一边担任文化教员，教部队战士们识字，以极大的热情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因表现积极、勇敢，能吃苦，以及在去年的学运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到部队一个月后，妈妈便由大队政委夏汉昌介绍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9年9月，滇中游击队奉命改编，妈妈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团三营七连，担任指导员。黎明之前最黑暗，此时也是云南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疯狂进攻的时期。当时妈妈所在的连队单独行动，远离司令部。据妈妈后来回忆：“我们负责峨山县反围剿，在大山头驻扎了一个星期。当时天气非常恶劣，大风大雨，极其艰苦。连上有一营长和副教导员与我，共同领导指挥部队。因部队人少，我也要参加站岗放哨……”

1950年时的义母张世英

反围剿任务完成后，部队调回整休。妈妈调去负责全营的文艺工作，任文艺组长，后来又做民运组长。在搞民运期间，1949年11月，妈妈所率领的部队在峨山沙漠区与土匪遭遇，被围困三天三夜。在敌众我寡、粮弹将罄的危急情况下，妈妈带领部队官兵，动员民众供给粮食，到战地前沿向战士做动员工作，鼓舞士气。没有卫生员和医生，妈妈就自己负起卫生员的工作，亲自抚慰和医治伤员，表现勇敢、果断、负责任。为此，在任务完成后的评功会上，妈妈被评为二等战斗英雄。

1950年1月，妈妈所在的滇中独立团进驻抚仙湖边的江川县城，进行接管工作。江川解放了，军民同庆，欢呼胜利，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悦中。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多方派遣特务，煽动各地反动地霸势力，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杀害革命群众和干部，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4月至5月间，滇中地区发生了多起地霸土匪反革命武装暴乱，其中在江川就发生了金绍云、王耀云两大股匪武装暴乱。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行滔天，不可一世。

当时部队刚整编入玉溪军分区，妈妈在三营担任民运干事兼组织干事，并被送到军分区干训班学习。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妈妈随即回营，马上与部队出发到各地剿匪。妈妈后来曾回忆道：“这时期玉溪地区匪情极严重，刚解放，国民党军四处暴动，匪特活动猖狂，有些解放区被占，很多干部战士被土匪杀害。我们部队人少，但仍主动配合各解放军部队进行剿匪。”据玉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室史料记载，金绍云匪部从4月23日暴动，到9月8日在抚仙湖心的孤山岛覆灭，共在江川、华宁、通海、新平、玉溪等地，向县、区、乡人民政府进攻达十余次，疯狂杀害抓捕摧残干部，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残杀无辜，抢劫公粮公物。这段时期，仅在玉溪地区牺牲的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就有485人。面对凶残的敌人，妈妈不怕牺牲，不畏艰苦，坚强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由于妈妈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营里的代理副教导员，在新平县的扬武区继续剿匪时，还兼任扬武区委副书记。此时，妈妈年仅十九岁。

1951年4月，剿匪工作已告一段落，妈妈被调回军分区机关，在司令部做秘书工作。在此前的剿匪战斗中，妈妈与玉溪军分区首任司令员黄建涵由相识到相爱，故在她调回机关后，经西南军区批准，于1951年6月与义父黄建涵结为连理。

义父义母结婚照，1951年

1952年9月，妈妈进入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俄语，义父则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妈妈与义父本是为革命而投笔从戎的书生，能有机会去大学学习，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段时期，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1952年至1956年，妈妈和义父不仅学业优秀，在读大学的四年里，还生养了三个孩子。由此可见，妈妈的聪敏才智和坚强毅力非比寻常。

1952年赴南京前的照片

由于妈妈的出类拔萃，原本毕业时是分派她到北京外交部的，但妈妈不想远离义父。义父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被任命为武汉空军副参谋长，妈妈便随之来到武汉，在外交部驻湖北办事处工作。

1952年南京大学学生证上的照片

妈妈少时受外公影响，对教育有较深的认识。她曾在昆明就读过女子师范学校，投奔游击队前还在家乡玉溪教过书。在妈妈的心底，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回到课堂教书。因此，她主动请求调往高校工作。不久，妈妈如愿以偿去了华中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孰料不久后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却让她蒙受了二十几年的不白之冤。作为教工支部书记，开始时妈妈还按照上级的指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到后来却因为出身成份，被诬与家里划不清界限，再加上高校右派指标很多，把她也划进了右派之列。众所周知，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这股浪潮席卷而来之时，即便是如妈妈这样尚未成年即已投身革命者，也不能幸免。这一结果影响到了义父的前程。当时武汉军区给义父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部队，但必须离婚；一是转业到地方，婚姻可以维持保留。

1957年反右后，义父义母在庐山：乱云飞渡仍从容

义父于1938年參加革命，戎马一生，他是那么地热爱军队，但他不信一个十六、七岁就參加革命人会反革命。义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为此，妈妈一直心怀感激，又深感歉疚。义父的抱负，妈妈的理想，就这样被人为地摧残了。

1958年10月25日，义父转业，离别武汉前，全家留影

从1957年到1979年右派平反，一个人最美丽的青春壮年就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磨砺着、蹉跎着。这段往事曾被许多人传为美谈，说义父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曾问义父有否后悔过当年的决定，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他从未为此后悔过。他说：“一个人要有良心和起码的是非观。我对得起良心，分得清是非，即使对自己无利，也无愧无悔。”好一个“无愧无悔”！正是在义父的这种信任、理解、支持和爱护下，妈妈才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坚强地挺了过来。

反右之后。无愧无悔的义父义母：笑对人生

转业后，义父于1959年到江西工学院任副院长；妈妈也在接受完“改造”后，于1962年8月调转到江西工学院外文组当教师。1966年5月，妈妈又随义父调往当时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1983年改为江西农业大学) ，担任外文讲师。虽然历经坎坷，但妈妈的理想并未泯灭。她在养育五个儿女、照顾年幼的弟妹之时，还不断地充实自己，自学第二门外语英语，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我认识妈妈时，她已是大学英语讲师，可见她自学的英语已有相当水平。

1958年，义母与虹波在武汉

1979年，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获得平反，妈妈终于扬眉吐气，她以更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自1983年起，妈妈担任了高校的领导工作。1983年10月至1985年4月，她在江西教育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常委；1985年4月至1988年6月，担任江西工业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1960年代，义母在江西工学院

妈妈与义父自1952年离开云南玉溪，赴南京读大学，直至1987年，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磕磕碰碰地在外乡走过了三十五年，然故乡的风物人情，抚仙湖的秀丽山水，却一直珍藏在妈妈的心底。记得1979年夏天，我与妈妈在庐山上的如琴湖边散步，她曾对我说：“你看这湖光山色很美是吗？在我的家乡玉溪有个抚仙湖，比这湖更大更美。这湖的湖水是绿色的，水色不清。而抚仙湖的湖水是碧蓝碧蓝的，水质清澈见底……”妈妈说这话时，眼里流露出对故乡、对抚仙湖十分思念和向往之情。

1971年，南昌，虹若姐入伍，全家留影纪念

1988年6月，妈妈调回云南昆明，在云南工学院(现在的昆明理工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直至1993年离休。这次调动，使妈妈得以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工作，了却了她欲报答故乡养育之恩的心愿。

妈妈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家教，她的理想，她的坚忍、以及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皆深受其父之影响。外公张含峰在民国时期曾为玉溪地区督学，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支持女儿参加革命。据妈妈家族的长辈说，外公曾用独轮车给共产党的队伍送过银元，刚解放时还担任过政协委员。但后来在肃反运动中，外公却莫名其妙地被清肃。妈妈曾为此感到非常困惑，为外公写信申诉。也因为此，妈妈被组织上认为与家里划不清界限，成为其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一大罪状。

妈妈无比热爱教育事业。她认为，教育能使人获得知识和谋生的技能，能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缺少教育的民族和国家，是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强大。为此，她在顶着右派帽子的二十多年里，虽然蒙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种种不公正待遇，但没有自暴自弃，萎靡不振，而是积极地、认真从事教学和研究。“文革”前，她从事俄语基础课教授，由于她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得学生欢迎和敬重。当时每年的高考评分，她都被聘为外语评分组组长。在疯狂的“文革”中，妈妈受到隔离，批斗等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她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忍辱负重，不卑不亢，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习，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掌握了第二门外语——英语，此后她与张淑媛、陆世英一起合编了《英汉农业常用词典》，于1986年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弥补了此专业缺少英汉词典的空白。基于妈妈多年來的教研成就，1987年5月，她被江西高教委评为副教授。那年月，高级职称的评比，远较现在严格得多。妈妈曾担任过数间大学的领导，但她一生最喜欢别人对她的称呼是“张老师”。妈妈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

广袤浩淼的抚仙湖滋养了妈妈，也培育了其宽厚、包容、与博爱仁慈的胸怀。妈妈虽然历尽坎坷，饱受委屈，但仍对生活满怀热爱，对家人和亲友、同事和学生关怀备至。1995 年5月，我去昆明探望妈妈和义父时，妈妈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仍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关心教师员工与学生的福祉。她领我去参观学校新建的教学大楼和学生活动中心，并陪我去学生活动中心参加周末舞会，与学生们同乐。妈妈还很自豪地跟我提起，在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她如何设法保护云工的师生，使云工的师生无一人因此而受牵连。

2002年，义母赴美探亲，在加拿大温哥华乘坐豪华邮轮上留影

离休后的妈妈人离心不离，仍有心继续为国家培育人才。妈妈曾有意在家乡玉溪创办一所民办大学，连学校的名字都想好了，即以其著名同乡聂耳为名，称“聂耳大学”。妈妈还趁去美国探望小女儿虹波的机会，参观和考察了多所美国大、中、小学，希望能博採众长，将中西方的教育方式融会贯通，用于培养社会之适用人才。为此，妈妈曾写下许多心得，並为筹办学校多方奔走求助。遗憾的是，妈妈的这一愿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是为妈妈人生一大憾事。

2003年，义母在美国访问宋氏姐妹所就读过的Wellsley学院留影

回想我与妈妈结缘的三十几年，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再加上我近二十几年移居澳洲，与妈妈更是天各一方。然而，不管距离多远，我们都能保持联系；无论时隔多久，我们总能续上话题。至今，我还保存有妈妈多年来寄给我的书信和照片。揣着妈妈的鼓励、关爱和祝福，我在异国他乡耕耘着另一片人生。

2006年，义母访俄国，在普京办公厅前留影

2009年底，我收到妈妈的来信，说是渐觉老之将至，希望能见上一面。我与妈妈约好，在来年山茶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在春城相聚。转过年去，山茶花开了，我却因故没能如约回国。当时我心想，妈妈年纪尚未到八十，她身为老干部，若身体情况欠佳，应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再说，我已订好十月份回国的机票，与妈妈再过几个月见面也不迟。孰料，人算不如天算。九月份中秋节前，传来妈妈病重的消息，我当即去电问候。当时妈妈刚入住医院，准备做手术。她在电话里还安慰我，说她只是做个手术而已，不会有生命危险，要我别担心。因我当时负责的大型慈善筹款活动，即将于十月上旬举行，苦于分身无术，无法前往。我只能默默祈祷，希望妈妈吉人天相，能避过此劫。

2008年春节家中留影

2010年10月4日，国内传来妈妈因病辞世的噩耗。我闻讯如遭电击，全身只觉一阵阵地發麻，千般悔恨，万缕歉意，缠缠绕绕，盘结于心。我悔恨自己爽约，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去看望妈妈；我歉疚让妈妈在等待中失望，最终难以如愿。后来听说，妈妈入院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还有我寄给她的中秋节贺卡。我虽有负于妈妈，但妈妈对我的牵挂和关爱却丝毫未减。

数日后，虹波来电告知，他们已遵照妈妈的遗嘱，不发讣告，不搞告别仪式，只是将妈妈的骨灰送回她的故乡玉溪，让妈妈安息于她一生系念的抚仙湖畔。闻讯，我心下略感宽慰，因我深知妈妈对抚仙湖的感情。我想，这大概是妈妈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归宿地了。

千百年来，抚仙湖一直静静地躺在滇中高原上，层层叠叠的山峦环抱着一池碧蓝清澈的湖水，微风拂过，荡起一道道银色的涟漪。抚仙湖即有着湖泊的秀美，又有着大海的气魄，这也正是我亲爱的妈妈所拥有的独特品质。如今妈妈回到抚仙湖的怀抱，我想，抚仙湖定会因妈妈的回归而更加深邃含蓄，更加灵动美丽。

再见抚仙湖！再见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