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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衔玉而诞、众星捧月般的嫡长子，那么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则更像是姨娘养的，611生于乱世、成长坎坷。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611终成大器，而601所却像康熙的太子胤礽一样惨遭两度被废的厄运呢？

1964年讨论米格21改进和新歼击机研制计划的时候，实际上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双发动机的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主任王南寿负责，就是歼八；另一个是单发动机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副主任谢光负责，就是歼九。 双发方案的歼八实际上是宋文骢提出来的，他当时是气动布局组的组长。宋文骢和谢光的关系很铁，宋文骢刚结婚时没房子住，谢光军衔比老宋高，把自己的单间让给老宋，老宋才算安了家。

歼八的综合技术论证结束后，老宋被抽调出来主持歼九总体气动论证。歼八进行的比较顺利。歼九的方案却一改再改，搞了I、II、III、IV、V五种方案，后来全被否了。文革期间乱哄哄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航空科研机构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时不时就有人被送去种地，老宋也不例外，成了“五一六”分子。歼九的研制实际上被搁置了好几年。1969年601所被编为几个型号大队，研制歼八的是六大队，歼九是四大队。

1969年跟毛子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东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老毛说我睡不着觉，要搞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军工企业迁到大后方。1970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从601所抽调300多人，到成都组建一个新的歼击机研究所，一开始叫 601所成都分所，后来改叫第二歼击机设计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被抽调到成都的300多人中，就有负责研制歼九的四大队。王南寿被调到成都任总设计师，主持歼九的设计。据说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没有宋文骢，但老宋割舍不下歼九，于是带着老婆搬着行李自己跟着大队去了成都。

611所到了成都的第一件事儿，是争地盘儿抢房子。611所一开始被安排在空军第十三航校，地处成都南郊，与武侯祠仅一墙之隔。十三航校院子很大，院区西侧还有四十亩稻田地。土共走到哪儿都自己种地，那是传统，611所也不例外，自己组织生产队开荒种地、施肥插秧。每年都能分给职工每人几十斤粮食，十多斤菜油。1970年代生活困难，也算是改善了生活。那时候房子也不够用，还得自己组织建筑队盖房子。十三航校的营区原来属于空军，1970年601分迁三线时，空军已经同意把营区交给601分所使用，也办了移交手续。但是，1972年，空军成都指挥所又变卦了，给十三航校留守干部下命令：今后调走的人不再将空出的房子交给611所，由成指后勤部接收，并报告军委“后勤部已进驻大院”，军委只能同意十三航校营区由成指后勤部与611所合住。埋下了双方争地盘儿抢房子的祸根。双方甚至发生武斗，知识分子当然打不过当兵的，挨了揍，四十多人被打，三人重伤，其中一人脾脏被打破，做手术摘除了。一直闹到叶剑英派出调查组，给双方重新划定地盘儿才算把事儿了了。

歼九的设计目标经常变动，而且越来越高，甚至不切实际，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提出要搞“升限26000，马赫数2.6”的“双二六”方案。以当时土共的技术实力，根本达不到。但负责主持歼九设计的总师王寿南对下面的科研人员从来不说实现不了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建设队伍最重要，一旦队伍散了，就什么都完了。

611所主要的工作除了歼九的研制之外，还有歼七的改型工作。1976年，611所调整了歼九的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叫做歼九VI-II方案，特点是：鸭式布局、60度三角翼，两侧进气。是不是有点儿像歼十？没错，后来的歼十就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进的。

1980年，太宗耍大刀，削减军工项目，航空是重灾区，歼九、沈阳601所的歼13、南昌的强6攻击机、上海运十、黎明的涡扇6发动机、西安的涡扇9发动机等统统下马。歼九研制工作全面中止，共投入科研经费2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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