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平凡传奇 -- 朴石

此贴是近期写的，花了很长时间。原不想太公开的，近期看了些东西，有些触动，还是贴在这里吧，毕竟有些人有些事再不说出来，都慢慢要被完全遗忘掉了，可正是他们的平凡的劳动为今天奠的基。

文中所记录的人事大多是听来的，我不能保证全部都是事实。

平凡传奇

《一》

暑假时候出去玩，一起跟去了，去的地方名为“三清山”，山奇水澈，真正是个好地方，自己游过的地方里面，也只有华山可以相媲美的了。不过给自己印象更深的是同行的一个老师傅，王师傅，他已经是退休了，因为工作上离不开他，又被返聘，他也是喜欢有个干活的地方，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也很达观，跳健身操，练气功，散步，爬山时候丝毫不让年轻人，作息很有规律，旅游期间，我还有一个小伙和他住一间，听了许多老辈人的故事，加上以前听说过的事情和网上看到的事情，也该写写了，逼迫自己动弹动弹，记录一下那些值得尊敬和纪念的人和事情。记录在此文的只是自己个人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鉴于个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文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鉴谅。

王师傅是个工人，四川人，很小时候参军，去过朝鲜，不过是朝鲜战争打完后一年时候去的，给我们吹他知道的朝鲜战场的事情，不过是二手的了，比较有趣的是一个打土耳其部队的战役，说土军士气很高，当时主席的战略是“又打又拉”，“打”就是打顽固派，“拉”就是不打不积极和我军作战的队伍，这个土军就成了要打击的对象了。这一日，我一小部队和其作战，然后撤退，土军猛追，被我诱入一个山谷，然后两头一扎口袋，边里大炮小跑机关枪早预备好了，片刻工夫，战斗结束，连俘虏都没抓几个。记得在一个论坛上说，有人去土国，人家一听说是中国人，只说当年朝鲜战场你们打得狠，是不王师傅所说这场战役呢？王师傅还说朝鲜姑娘很漂亮，对中国人也很热情，我们开玩笑说，王师傅是不看上那位了，王师傅说：“哪敢呀，部队有纪律，违犯了那还了得。”

王师傅回国后，在北大荒那块当电影放映员，他说当时那地方狼多，黄羊多，经常坐着吉普车，端着枪晚上出去打猎，车灯一照，那些黄羊都呆了，一打一个准。后来复员了，去了长春光机所，当了一名工人。

刚开始的培训是上午教理论，下午到车间练习用锉刀，后来就分派到各个师傅那里去学徒，他跟的一个师傅解放前就是九级工了（级别最高的一种，我有可能记错了），师傅教的认真，学生学得用心，很快就能上机床了。

长春光机所是中国光学的摇篮，新中国的光学事业真正起步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不能不提一个被誉为“光学泰斗”的人物－－－王大珩。建国前一年，王老就回来了，建国后王老在长春筹建长春光机所。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找了一些人才（这些人中许多后来都成了栋梁），然后王师傅就是这个时期进到这里的。仅仅是王老直接培养的学生中院士就有十人之多，而且许多是中国光学发展历程中中流砥柱的人物。而长春光机所更是一个光学技术人才最初的培养基地。从长春光机所开始，以后又陆续各有偏重地先后组建了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机所等等。

王老大名如雷灌耳，但人只是在今年所庆的院士报告的录像上见到，这老头90多岁了，说话有些不清楚了，到底年龄不饶人呀，可是思路明晰，讲了光学发展的十个方向，搬着手指娓娓道来，丝毫不乱。

也许是他这辈的人对落后挨打的经历体验太直接也太深刻了，他这辈子也就真正和中国光学发展的事业密不可分了。光学领域和国外差距一直不是非常大，这个老人在其中起的作用相当有份量。以前有个长光读过书的同学说对他的印象是，他的战略整体的眼光，发展预见能力特别强。王师傅和他直接打过交道，当时邓锡铭（后文会介绍到这个人物）带队的，邓给王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工人－－王师傅。”王师傅说他没有架子，很平易近人，很能讲话，大道理多，政治语言相对也多。:)【这是网上看到的他的一篇文章(http://news.sohu.com/29/31/news147193129.shtml)】我听到他最近的一个事情是：一次有个大的项目要做汇报，人家编了厚厚一本资料，王老面前也有一本，九十多岁人了，眼睛也不好，别人想他就是听听就是了，那想老人拿出放大镜，趴在桌上就看。

王师傅在长春干了段时间，期间他提到煤矿的人找来了，他们搞了一个沼气浓度光电自动检测的东西很受欢迎，不久他连同另外一些人被抽调到上海组建上海光机所，听说要去上海，一是怕去南方不习惯，能带东西都带上，王师傅说他把一口大缸带到了上海。：）二是怕上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王师傅说有些同志还专门穿了补丁衣服去的。一到地方，他们发现他们来的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待续》

<二>

建所初期，技术力量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春光机所，一个是北京电子所，这两拨人前者实践动手能力极强，胆子特别大，眼睛盯着前沿指标冲击，后者理论功底扎实，物理图像明晰，而且都是年轻人居多，干劲足，创劲猛，建所初期，名义上的所长是王大珩，而实际上是邓锡铭担任。

中国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王之江和邓锡铭这两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61年，也就仅仅是在美国第一台激光器出光后一年，他们就把激光器搞出来了。听老辈人说，王之江院士搞到激光这个领域并不是他本来的选择，他本来学的是和军工相关的，因为他家庭出身的关系，转到光的领域来了，他的理论功底扎实，在光学设计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听睡着了，：）听不懂他浓重的江苏话口音。文革初期有段时间他没工作可干，他在家里迷上了研究锁子（想起那个费曼先生也有这个爱好），他这种人，不管到哪里在任何地方都是喜欢琢磨问题的人，现在年龄虽然大了，还是在做事。对他了解不多，就说到这里。

邓锡铭是应该好好说说的，不过在说他之前，先提另外一个已经很少有人再提的关键人物－－－余文炎.

每每读到国外西方一些知名企业研究机构的创立发展的历史时，往往为其领袖人物的睿智果敢和机变而敬仰，为其对于市场和发展方向的敏感而赞叹，也为其声名事业所能达到的辉煌而羡慕。而当有机会了解到咱们自己的科研队伍时候，不能不感叹这些开拓者们在一无所有基础之上所创造的奇迹。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身上凝结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精神，他们是一群默默做事的人群，他们中的大多数终归是无名的，但也正是这些无名者，扎扎实实建立起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激光事业的基础。

余不是学部委员，也不是院士，但老光机人都讲他本来肯定会是个院士的。他是因为一次车祸去世的。很可惜。

王师傅说余去世时候神光项目的第二负责人，是整个研制工作中支柱性人物。王师傅说余的为人非常好，是个踏踏实实挑重担干活的人。他和邓一样很少发脾气，但很多人还是有些怕邓，余却是一个温和的人，也是一个低调的人。

当时神光项目的研制之初，由于它对于国家整体意义重大，一些核心研究人员出差时候，甚至会专门跟个警卫人员保护，一般人有这特殊照顾，肯定会自我感觉良好的发晕，甚至会目中无人，趾高气扬。余文炎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观点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基本是和一个人体重相当的黄金堆的，自然待遇也要好，重视你保护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你的工作意义重要，国家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就不能做不好你的本职工作。同样的钱和机会落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也一样会使得另一个人成为一个飞行员的。

余的为人相当好，是全方位的，底下的职工，不管你是什么职位的，只要找他办事，他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立即就有回答，不在他职权之内的，他也一定会有反馈的信息，行与不行他总会有个明确的回答，而对上关系也是处理相当好，在处理各种关系时，他起到一种中间桥梁的作用。

神光1研制成功后，紧接着研制神光2的工作就展开了，此时的邓锡铭就准备让余全面担当起整个项目研究工作，也正在此时，1989年初，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余的夫人被检查怀疑患的肺癌，都准备进行化疗了，也许是余感觉平时欠其夫人的债太多，他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一天过马路时候，脑子抛锚没注意路过的车辆，结果被一辆车的反光镜挂住了衣服带到在地，一下子头碰到路面，当时就不醒人事，尽管当时上海最好的脑外科大夫被请来了，但余还是没有醒过来，他死后，他的夫人再次检查却是一切正常。多年以后，余以前的同事－－范滇元院士说：“如今自己头上的院士头衔，如果余文炎在，应归余文炎！”

<三>

其实中学大学教育中，对科学研究的概念有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科研工作是爱因斯坦式的天才人物所推动的，也更注重于一大串公式的推导呀，这个理论那个符号的理解呀什么的，没做什么自己心里面就已经怯了阵了，知道我们的科研水平相比于国外的科研水平落后，但往往把落后的原因表面化，肤浅化了。

最初的科研工作靠几个瓶瓶罐罐，小投入，不多的几个人的确可以完成，物理学史上就有这么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中就如同比尔盖茨的window出现之前，人才辈出，拉杆大旗就可以占山为王，而且人员分布的阶层，地域就很广了，甚至个人依靠自己的兴趣就可能站在前沿。记得美国那个富兰克林就对电有独到的实验记录。这个阶段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实验室以人为贵，也就是这种小实验室离开了核心的一两个人就不行了。

以后就逐步呈现出一种竞争胜出的姿态，如同美国贝尔实验室一样，它在竞争中逐渐积累了技术，积累了资金，积累了人才，也积累了信誉，更在长期的科研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和文化传承，管理机制和竞争模式，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人才集中由这种实验室，这种研究机构中涌现，而所研究的东西和研究的周期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了起来。 很明显地，以这样一种自由竞争的科研格局自然发展下去，其结局就是一个先进的，垄断的，资本雄厚的，人才众多的一方压倒性的胜利，而后来者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无论其怎么折腾，总免不了被吞并被隶属被边缘化的结局。

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套不是由这条路子发展而来的，这就是以国家投入的方式以行政强制集中，或者大资金方向性拉动形成大规模科研机制的模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以国家投入的方式研究U2导弹开始，到美国研制原子弹，再到后期美苏冷战格局中的科技竞争，科学研究就已经不再是不多几个人头脑中的思维了，而更多的是一种机制体系，甚至是一种国家机制。到了现代，这种科研更是意味着大投入，长周期，高风险，依赖的不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稳定的科研的队伍和群体。有些项目的研究更是必须要国家支持才能进行下去的。

建国后激光发展初期进展很快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支持，当时激光一出现，毛泽东有段讲话，大意是我们也要养专门一些人不干别的，专门研究死光（即激光），什么也搞不出来也没关系。以行政方式造成人才物质投入的集中，很快形成了一个综合而又稳定的科研队伍，这个队伍以分所的方式组成，研究方向各有侧重，总体上又互相补充协调形成格局。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技术积淀都是自己的，有自己的总体设计，有自己的光机电的力量学术工人，而且在计划和行政的那个年代，做成事情是第一位的，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可以说是不计较成本，这种机制既有利也有弊，弊端之一是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最终也没有走出实验室，吃大锅饭，对核心的关键人物待遇上不合理等等。但积极的因素也不少，最大的好处就是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个片子叫《撼天记》，是说卫星飞船的，拍得宣传色彩太浓了，但其中有一段很耐人寻味，就是他们改革之初就有力量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卫星发射的竞争，这说明这种机制下形成了能做这事的能力；接下来，成功和失败的发射就很好玩了，连着摔了好几次才找到点感觉，是市场运行的规则强迫他们开始完善每一个环节和零件。能做和把事做好到底不一样，但无论如何，能做是第一步。感觉这种国家支持的最大好处就是：在你还不会做的时候有机会和时间去做下去，这在完全竞争的模式下很难做到这一点。国外高科技产品在销售上往往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东西你没研究出来，他就给你来个封锁，或者超级高价，一但你自己研究开发出来了，马上低价，让你无法形成一个产品。这种情况下研究初期，离开国家支持直接去竞争根本没有胜算。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方式就是以类似神光系列工程，大量的资金项目投入，然后接着这个工程的启动，带动整个光电科研水平的提高，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光学骨干研究力量，带动一大批相关科研项目和研究的持续性跟进，进而使得相关的企业和产品形成规模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运作也逐渐开始有效起来了。

对于各个研究所都有过一个痛苦的阶段，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人才（特别是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上光所有个人才的断层，这个断层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后文中会讨论这个事情。

《待续》

《四》

上光所建立之初，名义上王大珩是所长，实际上是由邓锡铭来负责组建的。所里面流传的有关他的故事很多，可惜无缘见到这个传奇式的大师，只是看到了他的照片，很有些“学儒”的味道。尽管有句话，人无完人，但在这个人身上，一切结合得是如此完美，先看看他的一个简单的到上海前的简历吧。

1930年，出生，广东东莞人。

1948年，邓锡铭考入“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读书。1949年7月，邓锡铭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52年7月，邓锡铭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领导调邓锡铭到院机关工作，他到了北京。三个月后，他又要求返回原单位，因为他太酷爱科研第一线工作。

1960年，任研究部副主任。首先倡议开拓激光科技新领域并与王之江一起组织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1961年底，几乎与国外同时，独立提出了高功率激光Q开关原理。

1963年，主持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氦――氖气体激光器，并做出了一系列对激光特性早期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与实验成果。

1963年，他曾写信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倡议，建立起激光专业的研究所。

1964年春天，他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组织八个大型光学精密仪器研制，以及军事光学研究。带着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八大件” 到北京汇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4年，到上海负责组建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我国第一台气体激光器，独立提出激光器Q开关原理....，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够荣耀一生的了，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他毫无疑问是出色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个技术专家，更是一个出色的组织管理者，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航者。他一手组建发展完善起一个合作协调充满生机活力的科研团队，并在他的努力下呈现出辉煌。

建所不久，他和当时的第一任书记就雄心勃勃的策划一个集“光机电”一体，科研生产一体，覆盖整个光学领域的“光学托拉斯”了。这一计划因为文革而中断，并成为他日后倒霉的一个罪证。

王师傅说他有个特点，就是他手下工作的人，不管你什么样子的人，能力大小如何，性格如何，他都能让这个人在特定的岗位上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他手下工作的人没有闲人。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点？一个原因自然是本身技术学问过关，他光机电全都熟悉，理论实践都是行家里手，书桌坐得下，车间也下得去。王师傅说他搞的有些复杂电路，别人还上不了手，机械从图纸设计到自己上机床加工都行，光学元件设计加工也是行内数一数二的专家，还听说他有个本事就是不用纸笔，仅仅靠脑子想在实验现场就能解方程。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不管对方是资深专家还是车间工人，他都能用适当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让对方深入了解，并与对方共同探讨问题。从来以理服人，以逻辑服人。再一个原因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论能论德都无可挑剔，他从不骂人，甚至没有一个脏字，但工作上对己对人要求都严，王师傅说当时人们挺怕他检查工作的，有一次，他来到王师傅他们的车间，也不说话，带了双手套，在机床上一摸，然后把黑糊糊的手套放在王师傅面前，什么话都没有讲就出去了。接下来发生的，就是王师傅他们大擦特擦一通，把机床擦得油光光亮闪闪的。王师傅讲这段逸事时候，我好像看到了自己上小学时候的影子，那时候特别害怕老师检查到打扫不干净的地方。：）

虽然他在管理工作上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但这个人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科研一线，王师傅说他很会也很能做报告去寻找支持，其报告普遍能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关键环节，关键数据，关键实验上，他给出的结论是直截了当的，排除了“可能、也许”这些模糊词汇的，他的工作作风是，关键实验现象一定要能重复，一定要自己亲自参加过，一定能以其他的方式验证了的确是这样才可以。对于科研发展方向和团体发展方向，他的预见和胆气方略都令人赞叹。

《待续》

《四-下》

激光诞生后不久，在当时苏美两国冷战的大背景下，激光很快被重视起来了，其输出能量和功率也不断得到提高，为过去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提供了可能的条件。1964年，几乎和苏美同时，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倡议用强激光来引发热核反应(现称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简称ICF)。当时的上光所，在邓锡铭，王之江等一批人的努力下，很快在大能量大功率激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有这样一个传说，当时苏联有位领导人来访，带了一块钢板，上面有一个洞，炫耀说是用大能量激光束打出来的，邓锡铭知道这事后，组织一帮人加班加点干，没几个月，就带了块用强激光束打了洞的厚钢板去了北京，给总理汇报说：“这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用激光打出的洞。”

王老建议一提出，邓锡铭就最先响应了王老的倡议，在两王(王淦昌、王大珩)的支持下，从这一年开始，邓锡铭就和这一方向分不开了，并投入了全部精力，直到他去世，历时3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最终建成了以“神光”装置为代表的多项大型高功率激光工程。长期领导着一个科研大集体，开创了我国用于ICF研究的高功率激光驱动器技术领域。

67年68年是所里最乱的阶段，也就是这个阶段里面，首先是那个书记被揭发有“杀妻”嫌疑，被打倒并判了死缓，接着邓也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并由于他有直系亲属在香港，被开了批斗会，又关进了牛棚，后来还关了拘留所。这个阶段一定也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但也就是在他坐牛棚，劳教的阶段中，他仅仅靠自己脑子的记忆和思考，发展完善一套直观地描述光束的传输传输理论，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光束传输流体模型，以后出版了专著－－《有限束宽光动力学》。刚回到研究岗位，尽管只是一个普通研究员的身份，但大家（包括当时研究室的负责人）都以他为核心开展工作，开会汇报的事情都由那个负责人去做，具体研究工作他来组织。问过一个曾经长期和邓一起干工作的前辈文革时的事情，邓的批斗会都要去，然后大家喊口号，“打倒特务邓锡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邓锡铭”什么的，也跟着喊，但心里都清楚这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邓回到研究岗位时，大家也很自然就听他的安排。

王师傅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当时他们的研究工作加班加点到很晚是常事，邓锡铭看同志们辛苦，就让他夫人晚上煮了绿豆稀饭，然后装进大桶，和女儿两人用棍子抬到实验室来，后来有一次送的时候正好让所长看到了，一问怎么回事，所长很是感动，马上找了后勤来解决这事情。刚开始打靶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测得的信号是不是中子，争论很厉害，后来一次邓和王师傅讨论时候，王师傅建议就用电灯泡的玻璃灯芯来代替金属座试试，还真管用了。因为散热的问题，打靶每天也就只能是一次，一大帮人调靶调光路，忙活一天，“啪”的一声就等结果了，结果不好，都很扫兴，反复琢磨那里出了问题，集思广益，反复改进；如果成功了，就有人要请大家客了，听王师傅说一般是林院士和邓院士请客多，请大家每人吃个面包。

如今这些元老有些已经过世，有些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所，剩下的大多也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们中很多人留有病根，有个陈老师，王师傅说是当年干活不要命的人，中午加班，天气热时候经常直接躺地上睡觉，腰部的风湿病就落下了。

从1980年年开始，他开始领导863计划中的神光高功率激光装置研究工作，组织了百位科技人员，历时近十年的预研、方案制定、工程建造、总体调试，建成“神光－Ⅰ”装置，它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在高功率领域中，具有这种综合研制能力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根据他的思想研制了新颖的列阵透镜，光束均匀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被国外同行称为：“上海方法”或“LA”法，并都竞相采用这一技术。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90年代，负责建造“神光－Ⅱ”装置，他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从立项论证、组织协作到技术攻关都亲自过问，1997年就在神光二号装置改进达标进入工程实质性启动阶段，长期心力交瘁而患癌症倒了下来。住院时候，王师傅带了盆花去看他，因为化疗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人还是很乐观，脑子还是不闲着。去世前在病床上，他完成了一份20多页“意见书”，全是讲神光的发展蓝图和技术路线的。 邓去世后，王淦昌痛惜：“你走得太早了！！”据说邓锡铭和王淦昌、王大珩两位泰斗的私人感情都非常好，邓锡铭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王淦昌说的“学习是享受”。

《待续》

<五>

室里老马要退休了，他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热心于退休的人了，他想退，因为他有退了以后的事情，他可以干他喜欢干的事情了－－－研究人工智能和旅游，倒不是他在这个领域有什么建树，这只是他的爱好。老马是个工人，根正苗红的工人，建所之初就来了，真正的元老，他一辈子没结婚。没见过他穿过什么好些甚至很合身的衣服，总是一身旧工作服，很少说话，也说不来多的话，整天不是在捣鼓电路就是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对他的印象用陕西话说就一个字“蔫”。

他很不起眼，干的事情就是最直接最基础的工作，干活时候，别人叫一声，他就过去了，没有多余的话，忙完事情，自己又坐在桌子边忙自己的事情，平时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直到他退休以后。最明显的一点是实验时电路改动没那么方便了。老马过个一两周还来看看，他说他不做新的东西了，过来就是怕以前做的电路出什么问题，可事实上他做的活出问题的几率太小了。

了解越多，老马身上总要冒出来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能直接读英文科技文献，实验室里用的电路都他一手弄的，公认的电路一把好手，还有他的文字输入不是“拼音”也不是“五笔”，是他自己当年捣鼓的一种输入法，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人在用：）。旅游除了台湾青海西藏，其他省份都跑过了，而且大多都是自己一个人背个包跑的。呵呵。。。。

老马没有自己写的论文也没有申请过专利，他自己有个电路的设计，旁边实验室一个学电的博士来请教，他二话不说就把图纸拿出来了外带详细讲解，末了还把到那里去采购零件的细节都说了，这个博士说那个电路设计思路很妙，设计那么好不容易。

自己有这么个体会，请教这些老职工技术问题相对于年轻人要容易，反而是年轻人要保守的多。想想也是正常，竞争的年代不就是能力知识的竞争吗，而这些老职工一方面也不和小年轻人有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个习惯问题吧，他们到底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象王师傅马师傅他们是一线的工人，他们不可能站在聚光灯下面，也许一辈子就是默默无闻的，但作为科研整个的框架，他们是基底。

比如说一个做工程的院士吧，一般来说不可能靠他一个人，最起码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有至少一个科研小组的支撑；二完成过很有意义的而且是比较大的科研课题；三、自己具备优秀的科研和组织管理沟通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下，一个院士背后就是一个大的项目，这个项目背后就是若干个科研小组，而每个小组的后面就是马师傅王师傅这些人，一个项目的完成不仅仅是领军人物的素质，同样象王师傅马师傅他们的作用也很关键。王师傅说原来有个国外进口微加工机床，操作工人也是个老师傅，八十年代期间因为房子问题一气之下跳了槽，结果后来没人开得了这机床了，后续一连串的事情全搁黄了，你设计的再好，总得有人能实现才行呀。

技术说到底是个积累的问题，没有那个天才能离开他的平台创造出个奇迹来。怎么积累，还不是磨出来的吗？强国的数学曾经撰文说越大的项目就需要更多的笨蛋和傻瓜，有几个能干的会干的就可以了，也的确有这么点意思，有的事情就是这样，聪明人太多谁都不服谁，跳来跳去来回折腾，最终积累不下来，反而是笨蛋就安心从做最笨蛋的事情开始，能稳定下来，长期积累下来，技术也就积累成了。

《待续》

<六>

有句话说的好：“时世造英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俊杰。正如比尔.盖茨只能诞生在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成就于信息化革命席卷全球的时代一样，邓锡铭他们那批人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脊梁，诞生于一无所有、百废待兴又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时代，磨砥于政治风浪的冲击与一线科研的实干中，成就于一个集体和“神光”项目，讲邓锡铭就无法分开神光，无法分开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集体，那些老辈人。这些老辈人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和私人感情，很简单就说彼此的称呼吧，很多老辈人称呼邓锡铭张口老邓，闭口老邓，很亲切，谈论他就是在谈一个很熟悉很亲切的熟人和老朋友一样。他们痛惜余文炎、邓锡铭的早逝，语气里不仅仅是一种叹息，而流露于其中的是一种怀念和惋惜，这些人的确是不朽的。

邓他们不背包袱放手大干的黄金时间应该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项目逐渐做大做成熟，队伍也相对稳定成熟，政治运动对于科研工作不再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危机孕育期，前文已提到有个人才的断层，这个断层怎么产生的呢？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知识的重视，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都达到了前所没有的高度，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时代，也是这些知识分子放手大干的时代，当时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李四光、钱学森、陈景润等科学家、数学家成了这个时代的偶像和英雄，伴随中华大地的是一股学习热潮；国门打开，人们对于国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学说，新价值观，人们特别是年青人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氛围也越来越重，初期下海有不少人成了骄子，时代的变革是生产关系大变革的时代，是所得利益大调整的时代，同时也是观念价值观大变革的时代。

这一阶段，光机所的工程还在做，但这个阶段外部条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

这个阶段，不是没有人才培养出来，恰恰相反，这一期间培养的人才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果这一资源积累下来，那用人才济济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但有一样，留不住！年青人大多数跑到国外去了没有回来。不但年青人留不住，甚至自己的技术骨干也留不住了，到神光2快结束时候，人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相对减少甚至是严重缺人的局面，所里白头发的比黑头发的人还多。

那为什么留不住人了，原因也简单，还是个利益和大气候的问题。

最初凝聚邓锡铭他们的是一种责任和精神，是一种重集体重奉献的价值理念，而一旦这个基础被打破，新的凝聚模式没有形成之时，就呈现一种离析的局面。假想你是当时的一名研究生，亲身参予了这个大的工程，上有经验丰富的老研究员，下有技术精熟的老技工，只要你是有心人，总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而激光领域当时国内的制高点就在这里，整体的水平比起国外也差的不算远，出国难度要小，这样出国学习这条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初期出国是公费的多，而且对个人的限制很小，而出去以后，从个人角度，很明显发展空间和利益所得都要大于在国内，这样就成了送出去回不来的局面。对于一些有能力有本事的职工，旧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很容易激起不满的情绪，以前即使不满也只好忍受，而此时，外面的机遇越来越多，人员流动的限制也越来越少，于是跳出去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师傅说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因为房子问题跑出去了，到了去应聘的单位，一上机床，人家立马把这个师傅当宝贝供起来了。

《待续》

<七>

得失成败的评价是一件既容易又很难的事情，说容易就是单单看一点，横纵定量比较一下优劣就能得到结果，不容易的地方是如果放在前因后果的联系中去，放在具体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想做到客观的评判就很难了，而且也不容易能定量得到确定的比较指标。就如同现在许多人评价建国后高等教育体系不如49年前，指标是没有培养出杨振宁等或诺贝尔奖的厉害角色，从这个角度的确如此，甚至从纯教育的角度衡量，也很可能要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来。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因果，所看到的就不一样了，仅仅从师资力量来考察，49年前，国内有条件养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校本来就不多，再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没有展开，客观上造成了优秀人才在有限几个高校的聚集，从教育的角度，师资力量就很厉害，不信你查查杨振宁当时的几个老师，名号响当当的。建国初期，有个院系大调整，北大集中了许多物理方面大师级人物，你再查那几届出来的牛人，也是一大串，这以后，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展开了，再一个是教育上发展也很快，人才就分开了，顶尖人物去搞工程的要比留在学校的要多，就好像现在一般大学里面文科老师更受学生欢迎，原因很简单，很优秀的理科学生留学校的比例远远小于优秀文科学生留校的比例。

这种分散客观上一方面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一段时间内的下降，另一方面是这个阶段的工程建设人才大发展和初中等普及教育大发展，从这个全局来看，退其实还是进，而且是急进。而最近几年的教育恰是有些合的发展趋势，至少师资力量上，长久看是一种集中的趋势，以后出几个拿诺贝尔奖的人物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

前文说到人才的流失问题，按当时观点，那些现象就是旧体制不如新体制，必须要改革的动力所在，按下改得好不好的讨论不提，仅仅是这个改变需要的时间就很要命，动作快家底厚实的还能熬过去，反应慢底子又薄的日子就难过了。虽然就这个所的发展来说，这种流失不是好事情，骨干队伍不稳定最直接的负效应是所能争取到的工程规模和科研经费的萎缩。但这种流失长远看和大局看未必是坏事，比方说那个大族激光，技术力量来源就和这种流动有关系，还有现在在光晶体生产领域，象福建物构所，山大，上光所，209所等都在神光项目带动下在晶体材料研制领域有大的突破，现在都以成立公司的方式形成研究、生产、销售一体的良性循环，并在国际竞争中也渐成气候。如果说群策集力攻关搞大事情是计划体制的优势的话，把研究成果更快地变成产品方面市场体制的确有优势。感觉和兵法里面说的合兵与分兵一样，是怎么用，什么时机用的问题，而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出国的人才即使不回来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还有未来合作交流的渠道和可能。

曾看到有专家说，国内现在普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虽然科学论文发表了很多，但真正有影响的不多(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常年空缺)。的确有这个现象，特别在学校更是如此，这个大家都学校过来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力量投入不够的问题，前几天大学几个同学聚会，有个同学现在在大学当老师，博士后出站后一直在搞研发，小有成就，他自己就是以钱的多少来衡量的，他就不愿做前沿的课题，他的经费主要来源是企业的合作项目，而且是成功把握很大的那种产品开发，中间他提到对一家合作的很有点名气的企业科研力量的估评，是说那家公司的科研力量还不如他们一个系的力量，这就能解释一等奖常年空缺的原因了，现在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市场在企业的居多，特别是留在信息领域企业的人才更多，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风险很大而且预期回报周期长且利益空间不大的项目上的，资金和人才都缺了，再想搞个一等奖就难点了，这也自然。就ICF项目的指标和技术来说，从神光1立项开始搞到现在神光3上马，和美国livermore国家实验室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上次听报告记得是20年的差距。

近几年，一方面是战争的风险大了的原因，另一方面是自身研究成果的大规模产业化的过程也告一阶段了，用在前沿课题上的资金和人才也开始返流了，基本因素具备了，出成绩也是早晚的事情。

《待续》

《八》及后记

大企业与小企业有个区别，就是大企业能做大而且能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个价值体系和文化传承的积淀，换言之又叫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平时说没用也没用，可每每到了生死关头这东西就有大用了，最直接的作用是能起到团结的作用，三人同心，利可断金，便是此意吧。国外一些知名的企业公司似乎对新人都有个“洗脑”的过程，便是要新来的人接收这套传统，只有接受并主动认同了，这个人才能算真正意义上这个企业或部门的人。现在国内也开始拿来主义，狼呀，猪呀，猫呀的也对员工上课了，看一些信息，感觉象海尔华为这些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公司在有意识培养这一体系，这些公司建立发展壮大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故而它们那一套价值体系内核和国外企业差别不大，简言之，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强者文化。去年一年，狼嚎一片。

对于老的研究所呀，还有一些改革前就存在的老企业，这种文化传承的重视力度相对于国外和国内新兴企业要差，也缺乏一致性，表现出来就是人员凝聚力不够，基本上是单一的利益组合框架。内在原因是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使得对旧有文化传承出现了混乱甚至断层，如何重整看上去并不成熟，如何统一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企业文化和人一样，一个企业或部门一个个性，象酿酒一样，这种文化的养成成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既然是积淀，就有一个历史，有一个对过去的扬弃过程，脱开自己的历史盲目拿来硬套肯定有问题。

写到这里感觉不好多写了，原因是要说当前具体在进行的事情和人了，总有许多顾虑。大家也注意到了，基本写是以褒为主，讲的大多是已经故去的和普通人的事情，而且他们都是人，是人就会有矛盾，会有有争议的一面，甚至会有不好的一面，这些都隐去了。总之吧，还是喜欢这个有历史传承的地方，敬佩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特别是那些铸造脊梁和魂魄的平凡人。就写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以后有机缘的话再续写下去吧。

• 河友你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机构的作用呀
• 对这个评价感觉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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