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1） -- 江南水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领导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领导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