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共产党员毕加索的两幅画 -- 桃源客

Antony Beevor在《光复后的巴黎》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公布后，法共中委、作家Louis Aragon找到与毕加索有私谊的党报《Les Lettres franaises》编辑Pierre Daix，嘱他出面请毕加索创作一幅斯大林画像供刊登，以资纪念。Daix深知毕大师一直拒绝以照片为蓝本为斯大林画像。因此在给毕加索的电报中只含糊地说“随您的意愿创作即可”，电文以Aragon的名义签发。

毕加索最终交出的这幅画像，恰好赶在报纸截稿前送到。看得出来，这是保留标志性大胡子的“青春版”，斯氏双目大而圆睁，神态略带几分惊讶。

Daix先呈Aragon过目，后者称许有加。付印过程中，编辑部同仁也不断上前围观，纷纷表示“这画配得上斯大林”。孰料，画像刊出后却激起轩然大波，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媒体认为毕加索“亵渎领袖”，“远远不能表现斯大林无与伦比的的善良和高贵”。有些评论甚至认为，画中的斯大林面相“凶残”、“看起来貌似亚洲人”，“彻底诠释了斯大林的敌人之所愿”。

重压之下，Daix打电话给Aragon意图辩解。接听的是Aragon的俄籍夫人、曾获龚古尔奖的Elsa Triolet。她上来就直斥Daix脑子进水，竟然会想起找毕加索画这样一幅画。Daix小声嘟囔了一句：“行了，斯大林又不是上帝圣父”。Elsa大怒，”你错了，他就是上帝圣父！毕加索这幅画究竟想表达什么没人会上心。他还算知道分寸，没把脸画变形。关键是他真敢画，还就画了！“

Aragon一股脑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硬着头皮承受宛如军事法庭审判一般严苛的谴责声浪。报社编辑部接听电话的秘书们更惨，常常在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左翼读者抗议“渎圣”的怒骂中泪水涟涟。而面对种种非议，毕加索丝毫不为所动，他觉得自己笔下的斯大林形象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针对党内批评，他很达观地说：“在任何政党内部都有这种情况，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但你还得和他们共处。”

再往前追溯几年，毕加索还曾专门托付邓发转交赠予毛泽东的一幅油画。很可惜，它被带上一架不走运的飞机，最终化为灰烬。

早在1944年二战结束时，毕加索即宣布加入法国共产党。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在第四版头条专文刊出《庆祝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据说毛泽东特意写了按语。延安还举办毕加索画展予以纪念。1945年4月，邓发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国统区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邓发回国前，毕加索主动提出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转交。

郭永怀夫人李佩当时受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钱泰指派，正和留欧的李惠年、袁晓园等人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据李佩回忆，她见到了当时来巴黎参加国际工会的邓发。邓发说绘画大师毕加索要见他，以对传说中的延安表达敬仰之情。毕加索让邓发带一张画送给毛主席。后来邓发拿着这幅画，还让李佩等人看了一下。作为见证过这幅画的人之一，李佩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说起来，毕加索让邓发送画，也算找对了人。从小就在粤港一带靠做公安勤杂、旅店茶房和轮船厨工讨生活的邓发，机灵过人、爱好广泛。不仅修炼成威名赫赫的老牌特工，还勤学不辍，精通外语、厨艺、炭相绘画、书法、摄影和艺术鉴赏，是党内公认自学成才的典范。一位当年曾陪同邓发在巴黎工作的同事，1983年12月3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欧洲，中国大陆的邓发，跑了各地的博物馆，不仅研究各国的革命发展史，还欣赏了音乐、戏剧、绘画等文化艺术，真没有想到，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英 雄，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之余，还那么爱好文化艺术，处心积虑地收藏，这使我深深敬佩，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2005年，法国一位95岁的著名画家，还托朋友到中国来寻找60年前曾经与他同时参加世界工联大会，在巴黎同住一室的邓发的后代。

在法国参加世界工联大会期间，邓发收集了不少绘画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的《和平鸽》，先后用包裹寄给夫人陈慧清。（邓发牺牲后，陈慧清将这些绘画和其他重要物件一并上交给党中央。） 对毕加索亲自托付赠送给毛泽东的油画，他格外珍视，将其精心包裹，几乎形影不离。1946年4月8日，载有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的飞机在重庆至延安飞行途中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众多高级领导不幸罹难。那幅毕加索名画，也永远消失在崇山峻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