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月15日纪念：敌后战场的伟大功绩，仍待还原史实 -- 春秋的老胡

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 1934-1974： 爱丽诺库柏、刘维汉著 傅志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

1940年冬天，人们最关心的是食品问题。洪灾造成了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港口内满是舢板，长船，帆船和木筏，上面挤满老老少少的饥饿的灾民。很多人直接从海河来到租界。食品危机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进口被停止，粮食被囤积，物供被断绝，货币变得一钱不值。日本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罪于外国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则指责这是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农村，而共产党则指出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控制下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饥饿使得这个本已失控的世界充满了怨恨。

1940年3月，一船面粉到达天津，很快就成了投机者的目标。有钱人大量购进，把面粉囤积起来，等着价格上涨。

新一代的“囤积、投机者”让格蕾丝感到怒不可遏，她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领导人对人民的死活根本不关心。正如她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说的一样，格蕾丝的失望主要还是在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们身上：

这时候，那些穷苦人被迫涌进城里，自来水公司的某些董事却在囤积面粉，要等到价格涨得够高的时候才出售。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来的，他们根本不管死的人有多少，反正中国人太多了——他们都这么想。

这些恶棍利用灾情赚了很多钱，然后，用这些钱去买妻妾。其中，一位董事在董事会上说他的酬劳该增加了，因为他想再买一房小妾，他刚见到的一个女孩，让他非常迷恋。一个男人毫无顾忌地说出他如何想买个女人的想法，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十分愚蠢的事儿。你也许可以这么想，但做起来恐怕是要隐秘些。但是，那个时候，这竟成了一种时尚。他根本不在乎把他的下流想法说出来，大家知道与否他根本不在乎。

1942年时，我们自己还有一些钱，生活开销尚未调到 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43至44年算是最糟糕的年头了。我们没有一点儿钱，鸡蛋一枚就要140元，牛奶一杯要100元，黄油一磅要6000元，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大多数时间，欠都吃不到一点儿水果，而且，水果有时贵得让人连想都不敢想。例如：一个苹果就要100元。这两年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一场被寒冷、疾病、永远也吃不饱充满的噩梦，此外，还有那种疲乏不堪的感觉，真不知道人会疲乏至此，仍然能生存下去。

45年1月，我通过瑞士领事馆给我和三个孩子申请了救济，从1月到9月，真的是这些救济了我们的命。

战争开始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体重降了20磅，此后，体重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在不停地下降。44年时，我的体重是79磅，现在，我的体重是86磅。过去的9到10个月以来，我感觉也好多了，而且也强壮了很多，不过我的样子很不好看！

1941年，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因为拒绝合作，再加上有一位美国国籍太太，茀祺被自来水公司管理层中的亲日派解除了职务。他们的借口是让一个娶了美国人做太太的人担任总工程师，在日本人面前不好看。前执行董事卢开瑗已做两个与日本人勾结的人取代，他们是张瑞和顾富林。1942年，他们和一伙日本人一起来到我们住的公寓，命令我们搬出去。张、顾两人领着日本人进了我们的卧室，当进我正在哄维汉上床睡觉。那个日本顾问想看看他能挑选我们的哪一件家俱，他要哪件我们都得给。姓顾的告诉他我那件漂亮的蒙古地毯也是公司财产。张、顾这两个家伙把公司的股份出卖或送给了傀儡政府，并以此换来了他们这五年来的豪华奢侈生活。

他们不给工人饭吃，并且利用日本宪兵队来压制他们。张瑞向日本人告发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卢开瑗，但是，当日本人去抓他的时候，走错了地方，进了小妾的房子。小妾开始又哭又喊，还门内上不停，这才给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逃命。他已经逃到内地去了。

1941年，他们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办法试着诱惑茀祺入他们的伙儿。茀祺不但拒绝了他们，还用很平白的语言写了一封信给董事会，讲了他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看了信之后恼羞成怒，立即就撤了他的职，还绞尽脑汁地侮辱他。他们还在公司的每间办公室内都挂上侮辱他，毁坏他人格的帖子。

工人代表们来找茀祺说想罢工，有的甚至要刺杀张和顾。茀祺让他们冷静下来，并提醒他们说，在现在完全受制于日本人的情况下，跟他们对着干或提抗议都徒劳无益。他们都哭了起来。所有的员工对茀祺都非常忠诚。我们离开公司的时候，张和顾拒绝把茀祺的积蓄给我们。最后，日本顾问让他们把我们全部积蓄的一半给我们。是这些中国叛徒们撤了他的职，不是日本人。

P110 1945年，一切都是一团糟。从重庆派来的新市长既无能又愚蠢，典型的中国旧官僚。此时此刻，正是百业待兴的时候，而他们却无所事事，不然，就只去做那些最蠢的事，比哪那种把哪 个庙改建成纪念堂之类的无关痛痒的事。他们整天一个接一个，没完 没了地开着会，除了空谈，还是空谈，统统一事无成。

……物价现在这么高，比战争期间还高，尽管我和茀祺都在工作，也只勉强够维持生活。我能拿到50，000元法币——相当于250，000元中储券。茀祺在市政府的工作可能稍微多挣一些。两个人一起，我们大约有五十万中储券。这些钱可以够我们付仆人、房租、食物、牛奶、黄油7000元一磅，但无钱买衣服和煤炭。煤炭几乎十万元一吨。

……前两天，我不得不给妮妮买了三米做棉袍的粗棉布料和其他需要的东西，再加外面套的外套，一共用去了50，000元。要去找裁缝的话，又要10000元。

……因为中央政府不加控制，食品价格每天都在无节制地上涨。从1945年9月到1946年2月间，物价向上翻了五倍。政府的对应措施是印发更多的钞票，结果，到5月份，物价都涨到了天文数字。

……1946年3月，食品的供应现在还算太坏，我们可以买到非常好的鸡蛋，每个两百元。肉类也很充足，每磅2600元中储券。现在有的蔬菜大多是萝卜、菠菜、甜菜、大白菜和洋葱。市场上有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的面粉，所以面包质量又好了。水果很少见，而且也很贵。前两天，我花了11000元买了四个小小的日本橘子。110000中储券大约是1.25美元。近来，我开始在黑市上买柚子汁、菠萝汁和西红柿汁。每听只要5000元或6000元，比买这些水果便宜多了。

P119 ……妮妮描述了卢开瑗的叛变又及格蕾丝对其叛变所感到的愤怒：卢开瑗从重庆回来后，跟那些曾与日本人勾结过的人站在一起来反对茀祺。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卢开瑗竟然没来看望他一下，而且，也未曾表示过任何关切之意。我们以前没有积蓄、没有收入的时候，父亲向卢开瑗借了钱，可是，就在父亲病倒的时候，卢开瑗跑来缶他要债。母亲对此非常生气，她向别人借了钱来，送到他家、当着很多客人的面把钱扔到他脸上，还怒斥他是个卑职小人。

P120-5……近两个月来，自来水公司发生的很多不正当的，令人气愤的事使得他神经极度紧张。如果市长是个诚实可靠的官员，卢开瑗不是这么愚蠢、懦弱，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以把这些事了结了。大家本来都以为会这样，不料，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谁是谁非本来清楚，分明，但是由于这种不可理解的拖延，现在已变得如此混浊不清，模棱两可了，以至如今是非颠倒、黑白不明，指控者变成被指控者，无辜者变成有罪者，到最后，大家不得不妥协。

卢开瑗曾任公司执行董事，是政府点名从张瑞和顾富林手中接管自来水公司的人，张、顾就是和日本人勾结起来把茀祺挤出公司的那两个家伙，就是他们俩在1942年1月的时候亲自带着一伙日本人到我们的公寓命令我们搬出去的。理所当然，人们都以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回到天津之后，像他们这样的人应该很快就被剥夺工作，连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但是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这给那些叛徒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用金钱和奢华的娱乐活动去收买国民党政府官员。

卢开瑗回到天津已将近两个月了。如果他是个有点儿骨气、有点儿胆识的人，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他是个十足的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智勇皆无。因为畏惧棘手的事情，他便左右不定，瞻前顾后，所以给了对方足够的时间反咬一口，说他腐败、挪用公司资金等。幸运的是，茀祺冒着巨大的风险，保存了一份政府的，证明了卢开瑗无罪，也没有挪用公司的任何资金。

但是，卢开瑗不得不妥协。那些腐败的董事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的董事席位，顾富林还可以保持他公司副执行董事的职务。这些叛徒们不仅没受到惩罚，还保住了面子。而市长本人和公共设施部主任也就可以得到两头提供的好处。

为了坚持原则，茀祺受苦受难，忍受了四年的耻辱和贫穷，现在又不得不回到顾富林手下工作，这种像雪上加霜一般的侮辱，实在难以让茀祺接受。

山姆，你很难想像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有多么腐败——从下至上，尤其是上面。好人连一点儿机会都没有。

权力阶层所害怕的就是有能力，诚实，直言不讳的人。心诚意实者寸步难行，心术不正者反倒走遍天下。效率一钱不值，实际上，高效率、高速度根本不是好事儿。耽搁、拖延才能给那些职位够高，可以运用政府资金的人以足够的时间来将自己腰包塞满。

当然，更让人无法忍受的还是官僚作风！我知道任何政府都难免或多或少地有些官僚作风，但是，在真正专业地阻止任何进步、并完全阻拦任何创意和能力的发展方面，中国官僚都能让西方官僚们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很清楚，因为我就在政府部门工作。腐败、愚昧、低效率和官僚作风把任何有益于人民和国每努力都扼杀了。

……现在，国民政府的报纸、电影、电台等各式宣传和我们听了八年的日本、德国的宣传一样令人作呕。那些被派到这里来各处走走看看，待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年的美国记者们永远看不到真正的现实情景是什么。他们永远都是局外人，看到的只是他们所被允许看到的那一点儿。而我是局内人，我了解得更清楚。

据我了解，茀祺的很多朋友，有清华的同学，有从美国大学毕业归来的，这些人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受过教育、能力高强、效率极高的人相比都毫不逊色，但是，因为当权者把他们看成是很大的威胁，所以都被困在庸碌无为的职位上。当局宁愿高价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也不愿使用学有所成的中国人的技术人员。

我们的办公室（中国救济与重建总署）就有这样的事，是我亲眼目睹的。我们的主任是个有能力的，诚实，脚踏实地的人，如果让他管理这个地方，他完全可以让这个总署有相当高的效率。但是，没过两个星期，他就由主任被降成副主任，谁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一个因循守旧、官僚作风十足的蠢才被安排在他上面成为主任！这人可以是哪位政府“大员”的侄儿或是表亲。

因此，我们整个办公室就像个大笑话。全署共有五个部门，一百来人，我觉得没有人了解这里的真情。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英文信函都保存在一个档案里。但是，新主任觉得每个部门都应该保存与自己部门事务相关的英文信函，这样一来，谁都决定不了文件到底该放到哪个部门。结果，需要找某份文件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都得给翻个遍。

……我觉得，美国应该坚持并促成现国民政府的彻底革命，如果不这样要求就向中国提供太多的援助的话，美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现政府既不民主，也不想要民主，更没有任何实行民主的意向！政府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而国民党是由某一阶级和类型的中国人组成并受其控制的，这些人骨子里对任何真正的民主都是敌视的。这些类型的人包括：大地主、大商人、军阀和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官僚。

对他们来说，有能力、诚实、直来直去、不玩花招、不拐弯抺角、不含糊期辞的人便是他们的敌人。我们通常所钦佩的品格，在中国的官场上根本无立锥之地。

你要想成功，在社交方面就必须圆滑、八面玲珑，必须有如簧巧舌、天衣无缝的变色龙天赋，必须有能够绝对肆无忌惮地把大笔别人的钱据为已有的贪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高人一筹的欺诈手段。有时候，诚实的人如果足够愚蠢的话，也能混得不错，因为，那些聪明的骗子们可以利用他们。

中国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控制者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持旧秩序，因为旧秩序能让他们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敛取巨额的钱财。

这也正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害怕得要死的原因，这也正是他们痛恨共产党胜过日本人的缘由。他们有百万军队，本可以去抗击日本人的，但他们却用这支军队去封锁共产党的根据地。

我不是共产党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想看到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在我们完全生活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下的那些年月里，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八路军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知道，他们离我们不远。我们常听到交战的声音，很多高中生，大学生怕被日本人抓去做壮丁，便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都逃到农村，进入自由中国。我的好多学生都是这么逃走的。

最近四年中,我们知道不远处就有人在为我们而战,因此才有些许的安慰.共产党控制眘农村,所以日本人从来都没能像控制东北那样牢固地控制中国北方.共产党所拥有的最精良\最现代的装备都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美国供给中国的装备,他们一件都没得到.共产党的生活也非常清苦,不仅是士兵,连官员都一样,就连他们的最高官员都是如此。

只要把生活简朴，辛勤工作的共产党与在鏀银行安全地存有巨额钱财，拥有豪宅、汽车的怎么、腐败而且虚伪的国民党高官们相比较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认为自战争结束以来，工产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抗日八年，却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功劳未能得到认可，也未能分享到丝毫胜利果实。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牺牲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蒋委员长所做的却是借机请海军陆战队进来帮助国民政府接管中国北方。不仅他们多年的抗战没有行到任何功劳，就连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未得到认可。这还不够，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实际上还利用日本人来打他们，并把持着铁路不给他们使用。

这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希望马歇尔将军不会被这帮中国人专为他而准备的尊贵的礼仪、精美的菜肴和奢华的娱乐而愚弄。

P127 1946年8月1日的一封家信中：即使对挣美元的人来说， 生活开支也极其高。我们家每个月的花销都是一百万元法币。苹果都到了13000元一磅。物价高到不可思议，根本都看不到尽头。政治和经济方面，中国都处于毫无希望的混乱之中。在当前政府和那些盲目、自私的领导人的统治之下，毫无希望可言。

中国现在的政党与社会体系已把中国人民压迫得连喘息之机都没有，美国政府为何还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来支持这样的政府？现政府的腐败、愚昧和自私使得任何诚实，不善钻营的人都难以维持生计，很多都自杀或投靠了共产党。如果政府能够彻底得到整肃，进而变得清廉，人民得以维持生计，政府根本无须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来打击共产党，也无须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北方驻守。

现政府领袖围剿共产党并非出于爱国，也不是为 国家利益或贫苦大众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巨额的财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