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计生贴]今天才知道马寅初 -- 真狼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P312 ……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那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间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茸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 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

（1957）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等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107）杨明轩，20世纪20年代即加入共产党，但一直以民主爱国人士从事活动，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8年3月10日召开全校师生誓师大会，由陆平做“双反”运动动员，这该是学校里最大的事情，马寅初却外出看望下乡干部。“双反”运动中，结合运动整改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教学跃进计划，改组校务委员会，马寅初都借故视察而不参加。根据揭发，马寅初是在党委几经劝阻后毅然离开学校的。（151）在那个把运动看重到可以停课、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况下，马寅初竟然可以有5个月在校外视察，足见校长职权已经式微到何种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马寅初在校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从计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前后历经2个多月，其中会议18天，不仅没有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现在从资料上都看不到马寅初在其中有什么活动。相反，从做会议计划和安排，到会议的总结，都是陆平在起作用。

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樊弘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1958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两张大字报。韩佳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在此之前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曾经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如果说《光明日报》在以前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时，无论批判文章的观点如何，该报还未曾对马寅初致以可否的话，那么，从5月3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等文章就开始以否定态度对待马寅初了。在“本报讯”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对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讨论，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新人口论”，“一致认为马寅初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

……右派分子费孝通就说过：“拿我国的情况而论，如果说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发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社会学搞些什么”)。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说出这些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值得奇怪的倒是象马寅初先生这样的人，也说出这种附和右派分子的话。

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154）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