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晁福林：《说周代的‘舆’与‘舆人’》，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张懋镕，王震中，田旭东，宫长为 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次印刷。P264-272

……在《周礼考工记》中，记有‘舆人’，谓‘舆人为车’，贾疏云：“此舆人专作车舆，车以舆为主，故车为总名。”依《周礼》体系可知其为主持造车舆之职官名称，还不是人的社会身份名称。

与国人相近的一种人，在春秋时期称为‘舆人’。童书业先生论析舆人的身份谓“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春秋左传研究第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尚有可以补充之外。兹试析如下。

“舆人”盖与军职有关，所以又称为“舆师”（《左传》成公三年）。春秋前期，秦伐楚，“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左传》僖公二十五的），将自己军队中的舆人绑缚，以造成析（今河南淅川县西北）地已被秦占领的假象。军队中的舆人似有一定的地位。著名的城濮之战以前，晋公公“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按照舆人的建议而迁徙军队的驻地。管理军中舆人的职官，在晋军里面有称为“舆尉”者，晋军里面的“舆司马”（《国语晋语》七）可能比舆尉地位稍高，或即舆尉的上司。作为军中役卒，舆人除了服务于军中之外，也参加平时的劳役。春秋中期晋国为杞筑城时就有舆人参加，舆人里面有一位来自晋国绛县的年长者，由于其识见广博而被任命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左传》襄公三十年），可见在县级官员中有舆尉一职，盖其为专门管理舆人者。史载晋国有七舆大夫之职，可能是管理军队以外之舆人者。

舆人应当是社会上有田产并且专门从者某项徭役的平民群众。关于其身份，《左传》襄公三十年的一个记载相当重要：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舆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个记载表明，郑国的舆人有自己的田畴，财产和家庭组织，所以子产开始向其征收赋税时曾经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在社会等级中，春秋时人有“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左传》昭公七年）的说法。依照前人解释，皂指没有爵位的卫士，皂之下的舆，即指普通民众，与身为奴隶者并不相同。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周的原伯绞因为暴虐而遭舆人痛恨，“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左传》昭公十二年）。从这个记载看，舆人实与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人相同。舆人对于君主也和国人一样，可以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例如晋惠公返国继位为君以后，背信弃义，“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福祸之门。’”（《国语晋语》三）舆人的舆论威力可以达到‘福祸之门’的地步，楚国的子张说齐桓公和晋文公能够作到“近臣諌，远臣谤，舆人育，以自诰也”，所以才能成就其功业。这些都说明舆人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

从以上这些说明里面可以看出，舆人应当就是国人当中的一部分，具体来说，便是国人中拥有自己车辆的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国人同，我们在前面所举出的一些例证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其次，既然舆义为车，则舆人即有车之人，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从文献有关记载看，舆人服役多从事与使用车辆有关的事项。……

复次，各诸侯国军队里面称‘舆‘的职官司皆为主持管理军中车辆的官员。《左传》成公二年载鲁成公赏赐晋军的‘舆帅’，杜注‘舆帅’，主兵车。《国语鲁语》上篇载齐孝公伐鲁，鲁人犒师时的外交辞令谓“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场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韦注“舆，众也”，以‘舆师’为众师，似不确。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兵军甲士自比徒步师众尊贵，鲁人在外交辞中尊齐军为‘舆师’，实即赞颂齐军为兵车甲士强盛之师。

再复次，周代社会上车辆的制造，既是各类木工工艺的综合产物，又是社会尊卑的一个标识，有了自己的车辆就是自己身份比较高中的标识之一。《考工记》谓‘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上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吕氏春秋君守》篇谓“今之为车者，数官而后成”，有车者为社会所重视，乃势所必然。

从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看，各级贵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车辆，国人阶层拥有车辆虽然就每家而言赶不上贵族，但是国人数量多，所以其拥有的数量也应当不少。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郑被楚围攻的时候，“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官，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巷出车”，意即居于里巷中的国人都出动自己的车辆以备抗击楚军的作战之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拥有数量可观的车辆，例如，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晋伐齐的时候，“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左传》襄公十八年），鲁、莒皆可出动千乘兵车助战，至于晋、齐大国拥有数千乘车辆当无可疑。春秋后期鲁国的阳虎作乱后而逃往齐国，被齐办困，遂“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左传》定公九年），可见邑人也拥有车辆，各国的车辆固然属于国家拥有者占有多数，但有些车辆当是征集自普通居民者，前面所提到的“巷出车”就是一例。春秋中期，楚国整顿赋税的时候，曾经“赋车籍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意即登记民间拥有的车马。春秋末年鲁国阳虎图谋作乱的时候，于壬辰日“戒都车，曰‘癸已至‘”（《左传》定公八年），所谓“都车”，即都邑外国人之车。总之，专家认为“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其主旨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舆人不仅指从征从役的国人，而且是有自己私有车辆的国人，并非是广义的国人。专家或以为舆人即居住于“国”中的农民，看来此说与事实 有较大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舆人”与单称“舆”者在身份上是有较大区别的。春秋时期人们讲社会等级地位时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舆”明显地已被归于奴仆之列，所以当时有“舆臣”（《左传》昭公十二年）之称。战国时期，舆与厮连用，已成为贵族的仆役之称，所以《管子治国》篇将“厮舆之事”列为耗费粮食的四种行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