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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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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那个,我有点没太弄清楚您所说的

我有点没太弄清楚您所说的“不过对于用《周礼》舆人来解《左传》中的舆人稍有不赞成,虽然二者同名,但其实相异,”这句话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左传时代已经是春秋了,所以较《周礼》的那个年代晚?还是说,周礼里的舆人是有特别的存在,与其他典籍里的舆人是属于不一样的范围?

晁福林:《说周代的‘舆’与‘舆人’》,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张懋镕,王震中,田旭东,宫长为 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次印刷。P264-272

……在《周礼考工记》中,记有‘舆人’,谓‘舆人为车’,贾疏云:“此舆人专作车舆,车以舆为主,故车为总名。”依《周礼》体系可知其为主持造车舆之职官名称,还不是人的社会身份名称。

与国人相近的一种人,在春秋时期称为‘舆人’。童书业先生论析舆人的身份谓“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春秋左传研究第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尚有可以补充之外。兹试析如下。

“舆人”盖与军职有关,所以又称为“舆师”(《左传》成公三年)。春秋前期,秦伐楚,“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左传》僖公二十五的),将自己军队中的舆人绑缚,以造成析(今河南淅川县西北)地已被秦占领的假象。军队中的舆人似有一定的地位。著名的城濮之战以前,晋公公“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按照舆人的建议而迁徙军队的驻地。管理军中舆人的职官,在晋军里面有称为“舆尉”者,晋军里面的“舆司马”(《国语晋语》七)可能比舆尉地位稍高,或即舆尉的上司。作为军中役卒,舆人除了服务于军中之外,也参加平时的劳役。春秋中期晋国为杞筑城时就有舆人参加,舆人里面有一位来自晋国绛县的年长者,由于其识见广博而被任命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左传》襄公三十年),可见在县级官员中有舆尉一职,盖其为专门管理舆人者。史载晋国有七舆大夫之职,可能是管理军队以外之舆人者。

舆人应当是社会上有田产并且专门从者某项徭役的平民群众。关于其身份,《左传》襄公三十年的一个记载相当重要: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舆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个记载表明,郑国的舆人有自己的田畴,财产和家庭组织,所以子产开始向其征收赋税时曾经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在社会等级中,春秋时人有“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左传》昭公七年)的说法。依照前人解释,皂指没有爵位的卫士,皂之下的舆,即指普通民众,与身为奴隶者并不相同。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周的原伯绞因为暴虐而遭舆人痛恨,“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左传》昭公十二年)。从这个记载看,舆人实与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人相同。舆人对于君主也和国人一样,可以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例如晋惠公返国继位为君以后,背信弃义,“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福祸之门。’”(《国语晋语》三)舆人的舆论威力可以达到‘福祸之门’的地步,楚国的子张说齐桓公和晋文公能够作到“近臣諌,远臣谤,舆人育,以自诰也”,所以才能成就其功业。这些都说明舆人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

从以上这些说明里面可以看出,舆人应当就是国人当中的一部分,具体来说,便是国人中拥有自己车辆的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国人同,我们在前面所举出的一些例证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其次,既然舆义为车,则舆人即有车之人,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从文献有关记载看,舆人服役多从事与使用车辆有关的事项。……

复次,各诸侯国军队里面称‘舆‘的职官司皆为主持管理军中车辆的官员。《左传》成公二年载鲁成公赏赐晋军的‘舆帅’,杜注‘舆帅’,主兵车。《国语鲁语》上篇载齐孝公伐鲁,鲁人犒师时的外交辞令谓“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场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韦注“舆,众也”,以‘舆师’为众师,似不确。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兵军甲士自比徒步师众尊贵,鲁人在外交辞中尊齐军为‘舆师’,实即赞颂齐军为兵车甲士强盛之师。

再复次,周代社会上车辆的制造,既是各类木工工艺的综合产物,又是社会尊卑的一个标识,有了自己的车辆就是自己身份比较高中的标识之一。《考工记》谓‘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上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吕氏春秋君守》篇谓“今之为车者,数官而后成”,有车者为社会所重视,乃势所必然。

从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看,各级贵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车辆,国人阶层拥有车辆虽然就每家而言赶不上贵族,但是国人数量多,所以其拥有的数量也应当不少。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郑被楚围攻的时候,“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官,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巷出车”,意即居于里巷中的国人都出动自己的车辆以备抗击楚军的作战之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拥有数量可观的车辆,例如,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晋伐齐的时候,“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左传》襄公十八年),鲁、莒皆可出动千乘兵车助战,至于晋、齐大国拥有数千乘车辆当无可疑。春秋后期鲁国的阳虎作乱后而逃往齐国,被齐办困,遂“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左传》定公九年),可见邑人也拥有车辆,各国的车辆固然属于国家拥有者占有多数,但有些车辆当是征集自普通居民者,前面所提到的“巷出车”就是一例。春秋中期,楚国整顿赋税的时候,曾经“赋车籍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意即登记民间拥有的车马。春秋末年鲁国阳虎图谋作乱的时候,于壬辰日“戒都车,曰‘癸已至‘”(《左传》定公八年),所谓“都车”,即都邑外国人之车。总之,专家认为“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其主旨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舆人不仅指从征从役的国人,而且是有自己私有车辆的国人,并非是广义的国人。专家或以为舆人即居住于“国”中的农民,看来此说与事实 有较大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舆人”与单称“舆”者在身份上是有较大区别的。春秋时期人们讲社会等级地位时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舆”明显地已被归于奴仆之列,所以当时有“舆臣”(《左传》昭公十二年)之称。战国时期,舆与厮连用,已成为贵族的仆役之称,所以《管子治国》篇将“厮舆之事”列为耗费粮食的四种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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