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匪闻两则以及作为享受的党史阅读 (前话） -- 史文恭

六千块银元积蓄全部捐出来做军费。彭1916年投军，1923年讲武堂毕业任湘军军官，1926年当营长，1928年当团长。十二年军旅生涯，五年旧军军官，彭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投身革命，一分钱的后路也没给自己留下。

打土豪，分浮财是TG早期做法。到了抗战后期，就越来越少见了。原因很简单，3万红军，跑到福建打土豪，搞些银元，可以改善一下生活。200万野战军靠打土豪过日子还不早饿散了？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钱--纸币也好，银元也好--甚至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粮食。二野三野将士、蒋军俘虏、随军民工共130万（长途送粮的民工不在内），4万马匹（粮食消耗顶10万人），一天耗粮280万斤，整个战役耗粮数亿斤，打了胜仗还要犒劳将士（每人1斤猪肉，5包香烟），兵荒马乱的时候，就是抢来金条、钻石，有个鸟用？

根据地建设才是正道。即便称TG为“匪”，TG也是心怀大志的“窃号之贼”，而不是李自成这样的“流贼”。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的财政状况。

1950～1952年，在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中国财政支出总额的41.1%、43.0%、32.8%情况下，尤其1951年年底，全军总人数达到空前的627万人，财政收入和支出仍大大增加并达到平衡。

1950年、1951和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从65.2亿元上升到131.1亿元和183.7亿元，增长了将近3倍；国家财政支出从68.1亿元上升到122.5亿元和176亿元，增长了2倍多。

1953年继续增长，财政收入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220.1亿元，收支平衡，结余2.8亿元。

由于政府财政收支大致持平，朝鲜战争和外部封锁并未造成物价急剧上涨。

TG建国之初是继承了国民党的高通胀的，尤其是大城市。举例：1949年6月～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指数约上升20倍。逐月平均上涨率46.3%，上涨率最大的月份为132.7%，同期米价涨60倍，棉纱价涨19倍，卷烟价涨38倍，白报纸价涨28倍，化工原料如二硝基涨68倍。1951年上海物价比1950年高出约32%。到了1951年12月，全国城市物价上涨速度已降低到了13.8% (参见TG财政部长薄一波1952年财政决算报告).1952年，物价上涨就降低到了3%左右，其中上海物价涨不到1%。1951-1953年，生活必需品涨幅大体低于生产资料物价上涨，乡村低于城市，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提高，工业、基建及教育经费都大幅提高。

对比国民政府，这简直是奇迹。法币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为何？甚至在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注：六千分之一疑为六分之一，按照俞鸿钧1948年4月做的《财政金融施政报告》，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12.79亿法币，支出55.68亿； 1947年财政收入130亿法币，支出400亿；1948年1季度收入197亿，支出500亿）.

高赤字带来高通胀。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年－1945年》的数字，1938年中国的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1944年为231%；1945年1-8月为251%。

解放战争期间法币币值则完全失控，以指数速度贬值，百分比失去意义。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内物价比战前（1937年6月）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金圆券改革也毫无意义。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

同样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1951年中国政府养兵627万，兴建海、空军，外派百万大军与联合国军打得热火朝天，内派大军深入西藏、新疆，还要兼顾剿灭西南数十万土匪，居然还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经济快速增长，教育、工业投资增加，公路、铁路里程双双增长。

怎么才能解释这种区别呢？凭的是税收征收之廉洁，财政支出之高效。若无“三反”“五反”运动干掉了刘青山、张子善，爱国精神鼓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热情，恐怕如此效率是实现不了的。

TG领导下的中国，已不折不扣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现代国家，所缺的就是长齐现代科技的牙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