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毛的失败证明不了邓的伟大――评温相《闲谈毛泽东的治国思想》 -- 燕人狂徒

温相对小平的欣赏我是一直知道的，但是就本文来看，却没有达到提升小平形象的作用，相反，在把一些历史和现实一一罗列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小平的很多理论和做法实际上遭到了彻底的挫折以及失败，甚至可以讲小平的思想几乎已经破产。

关于治国战略，毛泽东贯穿始终的是著名的“不断革命论”，而邓小平则是“三论（猫论，石头论，灯论）”。在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后的一九五八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１９５８年１月。见《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３４９―３５１页。）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标准”的确立，导致了三论的产生。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他自己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是有一定背景的。首先，国内的形势不错，一五计划获得极大成功（见资料1）。其次，国际形势相对好转，社会主义阵营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已经恢复了稳定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下了这么一个决心，那就是在将来苏联超过美国的同时，我国的钢产量和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超过英国（所谓的赶英超美），并且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的话也相当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想法（见资料1）。按照今天的资料来看，毛泽东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的，更不是盲目的，而是的的确确能够实现的。当然，后来在大跃进中，由于上层的乐观和下层的层层虚报，导致指标不断的升高，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的党中央是要负责任的。然而，这种失败，归根结底是败在实践上，是败在部分地方领导好大喜功，没有实事求是身上，没有准确的数据，上层的指标调整永远都不会正确，这是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地方。但是，后来的评价几乎众口一词的指责大跃进本身，我个人觉得不科学，最起码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于二五计划，毛泽东的总结认为，路线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执行上；而后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精英们则认为根子是出在路线上，从而证明他们这些执行者并不承担主要责任，责任必须由毛泽东承担，进而为自己执政的正义性打下了基石。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贯正确的小平同志和他的官僚精英们又是如何做的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接着，通过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全面打击毛泽东路线的残余，精英政治走上历史舞台；最后，六中全会又做了“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结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结论，并且由此出发又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进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牌的历史地位。），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和路线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新的邓小平理论成了唯一伟大光荣正确的指导思想。然而，一个思想，一个路线，并非几次经不起考验的会议以及几个决议能够否定的，更由于这些决议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以及实践的支撑，决定了结论是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党外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几乎完全停止，相反，批判倒是一浪高于一浪，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十分严重地泛滥开来，直至发生了１９８９年那样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事件。近几年，民间的反思比政府来的更加迅猛，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人如出闸洪水，不可阻挡的不断增加。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进行了否定之后，邓小平提出的代替方案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法论是“三论”。自然，“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可是，方法论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致命伤。首先，“猫论”的出现，导致了思想的大混乱，没有具体计划，没有切实的目标，一句“不管黑猫白猫”，典型的实用主义，根本无法检验，更谈不上有何指导意义；其次，“石头论”也是谬不可及，既然大家都一头雾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要你社会主义制度干什么，还要你中央政府何用？这就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尴尬境地；最后，“不争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又一大光辉发明，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的这么多年其实是在缺乏经过严密论证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赤膊上阵的。对于不争论，很多人想起了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似乎是一种科学的干实事的态度。那么，五四时期更加深入人心的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又代表了什么呢？没有主义，没有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指导，再怎么谈问题，都是盲目的，注定是要走弯路的。其实，毛泽东的部分失败就是由于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没有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才会遭受挫折，这本应该成为后继者的宝贵财富；然而，作为后继者，邓小平极其伙伴们彻底抛弃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却在同一条路上错得更远。我们都知道，一个项目，从开始起，必要的论证和实施方案的检讨是多么的重要，没有可行性的东西只能导致南辕北辙，最后还得推翻了再重头来。

要是我们仍旧处在八十年代，或许并不会觉得邓小平的路线有什么错误，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仍然采取鸵鸟主义，对邓的路线错误视而不见，那么，我只能用事实来证明了。

首先，邓小平的路线实际上已经被判了社会主义路线。他的猫论实际上就是指的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达到目标就行。自然，在精英眼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关键还是看个人能不能得到实惠，可是在老百姓眼里，社会主义仍是是一个代表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词汇，谁要是被判它，就是国家的罪人。这也是为什么邓路线实际上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而不敢明讲的原因。记得九十年代初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一幅漫画最形象，好像是戈尔巴乔夫在两条道路之中明确的选择了资本主义；而我们的邓公则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悄悄的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其次，邓小平的路线出卖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处，工人和农民似乎尝到了一点改革开放的甜头，其实那只不过是诱饵，等待他们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最终得益的仍然是精英和官僚们。按照老田的说法，邓小平最初执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刚开始的分田到户，短暂的刺激了生产，实际上更起作用的是中央财政上的有力支持。“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泽东时代远远不如邓小平执政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接下来，国家资源就向官僚精英们大力倾斜，无论是正当权的，还是老一辈的，都或多或少的得到相应的利益。比如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官倒的特权等等，都是笼络上层阶级的有效手段。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工农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可参阅《中国农民调查》和小说《那儿》），完全失去了国家主人的地位，而且，连起码的医疗和教育也得不到保障。

第三，。。。

第四，邓小平纵容了腐败，制造了特权阶层。在中央的四大家族之外，各个层次动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迄今，屡禁不止的贪污行为已经成为我国的一大恶瘤，究其原委，邓氏家族实在是做了个好榜样。

第五，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们毁掉了建国以来的工业基础，是中国失去了应有的技术力。读过愚蠢小猪写的《刷盘子读书》的网友应该知道，国家的立国之本，应该在技术的竞争力，而不是虚有其表的gdp。技术上没有竞争力，注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上，只能处于食物链的最后环节。

在我们不断修正毛泽东路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修正邓小平路线。如果讲毛泽东是路线错，执行方法更错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路线则是一条背叛马列主义，背叛工农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后果是今天的中国几乎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殖民地。即便是按照小平自己的说法“我国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出现资产阶级，出现百万富翁，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了”，我们现在已经走上邪路这一结论也是确凿无疑，无可辩驳。如果说这条路线仍然正确，那么我想，只能等待先富的富翁们帮助工农致富来证明小平同志的伟大光荣正确了。

――――――――――――――――――――――――――――――――――――――――――――――――

资料1：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十九章）

资料2：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９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十八章）

• 瓦，“赶英超美”是的的确确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