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03：耶稣会-1 -- 本嘉明

话说当年秋高气爽，朱雀帮帮主在京师登铜雀台，横槊赋诗曰：“天可怜见，怎么就让我摊上个‘无限忙’啊，幸福至哉，歌以咏志。”言讫便欲一扑。众将大惊，一涌而上，把帮主压倒在地，捆得粽子也似，总算当天<大公报>木有出特大新闻。

其实帮主老哥比起历届教皇来，算是幸福的，人家可是湿手揉面团，粘着一车的忙总呢。

上图：一开始是这么一车。

到如今是这么一车。

这装满忙总的车，就是“耶稣会”。

因为忙总的特色是这样的：

1） 没有子女拖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有语言天赋，学外语很快上手，立马跟境外势力打成一片。

3） 能自己做饭，能独自生活。吃什么还不挑嘴。

4） 数理化优秀，能混口饭吃。

5） 实干，能周旋于三教九流。

6） 看见不平就骂，骂完了继续跟着组织玩命干。

7） 特别喜欢对年轻人“狠狠教诲”。

8） 安贫乐道，不屑于在首都置个三居室。就那点念想，太小了吧？

这些，也就是“耶稣会”大多数修士的特色。

（一）

基督教初创时，耶稣是木匠，大门徒彼得是渔夫，其他人也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所以耶稣会说“富人进入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们以劳动人民特有的仁慈和爱为立教根本，在几百年里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人心，成为凌驾于欧洲各国的国王之上的权柄执掌者。到了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散漫，腐败和保守，而逐步引起教内分裂，就是“抗议宗”的兴起和欧洲宗教战争。

教会的保守，体现在培养神职人员，注重于神学而排斥科学，因为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个宗教的偏爱和强项。有鉴于此，在法国留学的大学生，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等人在欧洲裂教的风云时代，于1534年秘密创立了天主教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团体“耶稣会”。

凡加入者，除神学外至少要精通一门科学，放在今天就是必须在神学学位外必须具备一个其他专业的大学学位。今天，“耶稣会”的全球成员有约20，000人。

这样一来，当年体制外的工科男们去了“共济会”之类秘密团体；体制内的忙总们，就被过滤集中到了“耶稣会”。这些“耶稣会”会员有忠贞的宗教信仰，并宣誓绝对服从于教宗，只要教廷发话，前面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冲上去，传教。

但是，“耶稣会”会员们由于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大量分布于欧洲的教育界（主要是中学和大学），长期理性客观地接受科学培训，使他们对于教廷内部培养高级干部的“逆向淘汰制”，也极为反感。加上红衣主教们有时明显地不顾人民疾苦而乱来，“耶稣会”成员们又比较“接地气”，了解市民/农民/学生们的激愤心情，因此逐步形成一种“梵蒂冈里的在野党”心态，忠于教宗，但不满于“君侧”的乱臣贼子。

而另一方面，“耶稣会”在大学里的宣教布道，仪式华丽，与“抗议宗”所提倡的简朴风格，恰成对比，因此而深受贵族的青睐，很多欧洲国王和公侯的忏悔神父，都是审美层次很高的“耶稣会”会员。因此，“耶稣会”对于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欧洲当时文化教育并不普及，把这么多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拢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文无第二”嘛。“耶稣会”的方法，是设立一个崇高的目标，再竖立一批标兵。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护教，同时传播教育。“耶稣会”对于欧洲和全世界一批著名大学的创立，起到了开荒奠基的作用。

而这批标兵，就是传教士中被神圣化了的伟大人物，包括创会创始人之一，到远东传教而病逝于澳门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S.J”是“耶稣会”修士的意思）。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后，之所以能领引世界文明达120年之久，一个主要原因，是所有的精英人士都很勤劳，有的忙于探险，殖民，赚钱；有的则安贫乐道，忙于披荆斩棘地传教。这使得欧洲的文明不但持续保持科技先进，而且通过对其他脆弱/落后文明的腐蚀摧毁而反哺欧洲文明（同时消灭潜在竞争对手）。所以在那个年代，所谓“X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是放屁，因为不论什么学，都不如西学那么有闯劲，那么有条理，那么有进攻性，那么务实，那么狂热扩张和自我骄傲。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人说那属于精英，我看也就一个饭桶。

（二）

“耶稣会”作为公教内部最大的男性修士团，它的出现，大大帮助了罗马教廷在同“抗议宗”的斗争中，稳住了脚跟。所以1534年秘密结社，到1540年就由当时的教宗保罗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内一个正式修会。

首先，“耶稣会”起到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了欧洲大陆大批仍忠实于教廷（但不满于具体某些神职人员的无能贪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把持了大学的教职，确保对下一代的培养，掌握了舆论喉舌。“耶稣会”专注于青年工作，专注于凝聚天主教内的改革力量，对于同抗议宗打成平手，功不可没。

其次，“耶稣会”的成员，按国别设立分部，分工合作，出去传教也按国家组队，上阵亲兄弟。这带来的一个意外好处，是爱尔兰等国“耶稣会”会员，对于有霸占北爱尔兰的国仇的大英帝国（教廷的眼中钉），分外痛恨。他们积极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为武器，活跃于英属殖民地，打擦边球，间接传播“反殖民反压迫，众生平等”的思想，并把先进的知识传播给被殖民的土著居民。这使得教廷在对英帝国的压制上，多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殖民当局同爱尔兰/法国等国“耶稣会”会员的斗争，在香港/加拿大等地持久地上演，不时酿成流血，迫害和驱逐。

上图：中间是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右面是耶稣会大佬，爱尔兰裔的余理谦。此公在1960年代是香港反英反殖运动的一大主角。

第三，“耶稣会”会员具有神奇的力量，能撬开别派传教士望而兴叹的远方国家的国门。这秘诀，就是“耶稣会”会员都另有一技傍身，你中国日本不让我传教，我就操起第二职业，传授我的天文历法，医学，几何数学等知识，甚至进宫给皇帝画画，替皇帝设计建造“大水法”（欧式喷泉），长期潜伏，以待后变。这些人巨大的穿透能力，终于把隔阂两个文明的厚厚牛皮，穿了几个小孔。通过利玛窦等人的双向介绍，中国开始了解欧洲，欧洲开始了解中国。

但世事无完美，“耶稣会”令教廷不安的地方，首先是，这批“忙总”（比如法国的笛卡尔）能力虽强，但太理性，太独立思考，并不迷信主教们的智商。其次，是多数“耶稣会”成员是理想主义者，大学教员，清流，富贵不能淫，看见工人下岗吃不上面包看不起病，就要开骂。第三，这批人同情被殖民者的悲惨遭遇，所以不但反英，连支持教廷的天主教殖民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也反，打苍蝇也打老虎。结果，1759年，葡萄牙驱逐“耶稣会”；1762年，法国王室驱逐“耶稣会”（注意，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大学生是主流发起者）；1767年，西班牙驱逐“耶稣会”。随后，这三个最主要的天主教大国联手向教廷施压，要求全面取缔邪教组织。教宗克雷门特十三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予以拒绝。

1769年2月，克雷门特十三世逝世，继任人克雷门特十四世作为上位的政治交换之一，着手整治邪教，取缔了“耶稣会”，大批处决和流放“耶稣会”成员，当时只有凯瑟琳女皇治下的俄国，和英国城管们管不过来的北美大地，收留了残存的“耶稣会”人员。到了1814年，欧洲的动荡随着一代英豪拿破仑的淡去，而趋于平静，教宗庇护七世恢复了“耶稣会”的合法地位。但在很多欧洲国家，“耶稣会”仍长期被禁。挪威在1956年才解禁；瑞士到1973年才解禁。

休养生息后的“耶稣会”又开始向世界进军，184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踏着明末利玛窦的脚印，重返中国。1847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传教点，到1920年，在教廷委托“耶稣会”负责的江南代牧区（江苏、安徽两省，含上海），有信众20万人。1903年，“耶稣会”在上海由会员马相伯出面，创办震旦大学，震旦有名的医学院在解放后是组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主干。

部分在华耶稣会修士，1900年。

（三）

对于新当选的教宗弗朗西斯（方济），因为他出身于“耶稣会”，河里有些朋友就开始议论教廷的内部矛盾，这是没有必要的。早在上一次推选教宗时，他就是得票数仅低于本笃十六世而落选的。

本笃十六世来自于德国，在梵蒂冈长期任高职，为人保守，但观点鲜明，不假辞色。他在任枢机主教期间，就因为年老体衰，向上级（教宗保罗二世）请求辞职，不被允准，后来当选后，是拼了老命，克尽职守，这次请辞，实在是尽力了，教廷内外也是理解的。

弗朗西斯一世曾被手术摘掉一叶肺，年纪也大了。他的当选，主要原因就是内心跟本笃十六世几乎是一样地保守，只是表达得柔和一些，这就令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枢机主教团”比较放心，他是肯定不会走什么改旗邪路的。同时，他的年龄，其实也是优势，因为主教团再也不想推举一个像保罗二世那样，能在位27年（1978—2005）之久的教宗了。所以，天主教内部有人把弗朗西斯看作一个过渡性的，不可能轻言改革的教宗，是有点道理的。

murongke:其实一部中美关系史，就是天地会和共济会的合作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