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康熙初识乾隆，乾隆赏识道光 -- 查理五世

我个人的理解，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政治理论就是对一个国家当前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实现未来发展的方略，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检验、评价一个政治理论，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的通用性和创新不是政治理论的根本特征和标准。

从我说的这个标准，可以逐一分析一下历代领导人的理论建树和特点。

一代是理论大家，按照一代的判断，中国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中国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城市暴动的经验，必须依靠和发动农民阶级，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方法都是正确的，最终在理论上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根本上就是两条，一条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条就是中国要走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办法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第一条是世界观问题，第二条是方法论问题。

二代也是理论大家，而绝不是你说的厌恶、鄙视理论。一代是理论大家，但也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可以算作100%成功（还留了个祖国统一的尾巴），但社会主义革命却有很多问题。这个判断不是我下的，而是一代自己下的。一代发动文革，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之前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代自己也说过，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直接引用一下原文。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实际上说明了一代遗憾终生的一个困惑，就是社会主义怎么搞。虽然中国已经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很显然一代对这种社会主义是不满意的，他试图用不断革命去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没法让自己满意。

二代接过接力棒的时候，必须去解决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一代的理论框架内，该尝试的办法已经都尝试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时候，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否则中国如何往前走就无解了。华没能力做到这一点，只能坚持两个凡是，所以被二代说成是没有自己的东西。二代的理论，最根本的也是两条。第一条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条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前者是世界观问题，后者是方法论问题。

二代提出的初级阶段，比较好的回答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很多方面还不如人家的资本主义的这个尴尬问题。这也是一代耿耿于怀的问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解决了二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在理论上呼应了初级阶段的观点。我们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必须发展生产力；我们生产力不发达，所以我们处于初级阶段。世界观和方法论互相呼应，互为因果，理论上就比较完美了。

三代、四代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二代理论的补充、完善，因为大的理论框架都是二代定的，现在谁也没有突破。现在，TG的官方提法也是这么说的，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统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代的理论比较单薄，对于邓的两条都没有什么突破。三代的理论转变，关键的有两个，一个是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十五大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最终阐述。我个人的观点，三个代表思想理论体系不够完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与三个代表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这里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间隔太短，前者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后者很难有什么理论创新了。后者很像一个匆匆忙忙推出，为了推出而推出的理论。从表面看，无所不包，但是却没有回应中国处于何种历史阶段、采取何种发展方式这两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这是三代理论的根本缺陷。

至于说，三代向民族主义转变，我看也不对。爱国主义教育是90年代初搞起来的，背景是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还是二代的意图。

四代理论和三代一样，也无法突破二代的理论框架。但是，四代有自己的聪明之处。第一点就是在二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大框架下，搞出了一个两步半，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算是回应了世界观问题。第二点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你可以说这里面很多观点不新鲜，但这的确回应了方法论问题。从这两点看，四代的理论整体上要强于三代的理论，最少完整性上要好。

四代还有一个聪明之处，就是把二代以及二代以后的理论整合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一来，就给三代、自己以及以后的几代解了套。以后基本上十年一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全面的理论创新非常困难，但现在规矩又不能不搞。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大的理论框架在，以后领导人就不必搞全面创新了，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提出新观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