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纪念 -- 属虎的懒猫

日常工作

回到北京，父亲就和所有的大院机关干部一样，沉浸在日常的、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先是外县劳动。

外派回来的人先要进行一下劳动锻炼，在北京边上的霸县，现在是霸州。风沙很大。

家里有一副那时候劳动用留下来的风镜，真正地防风眼镜，正面两块镜片，侧面还有两块镜片。

没有眼镜腿，使用松紧带勒在头上。

等我能拿着当玩具的时候，一个镜片没了，松紧带也老化不管用了。

父亲回来后依旧从事资料工作，在紫竹院公园附近的一个单位上班。

我们的家在颐和园附近，单位分的筒子楼，共用厕所，共用的厨房，全都是蜂窝煤的炉子。

工作日父亲就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周末父亲回家。

舅舅跟我说，那时候，家里大院每周末都有电影，父亲大部分时间不看电影，在家里擦自行车。

姥姥跟我说，你爸爸就是不懂收拾，有一阵你妈参加四清工作队不在家，一看，一张大床，半床都是书。

（姥姥一说，我就想起去中南海参观，毛主席的卧室那张床，也是半张床上都是书。都是读书人。）

父亲在香港的时候玩的是网球和桥牌，调回北京就从香港买了好几筒网球，还有讲解桥牌的书。

回北京有时也玩，大院里有几块网球场。 前几天去那边，看见那几块网球场依旧保留。

母亲后来跟我说，一些部长一级的大首长还叫过父亲跟他们一起打网球、打桥牌，父亲是不愿意去的。

那时候父亲母亲倒是没有太多油盐酱醋柴的生活琐事，每个孩子一出生，就请一位保姆，

姐姐出生的时候还有姥姥帮忙。

那时候的保姆也都挺好，带孩子做饭都干，像一家人一样。

那时候，家里有一把自行车专用的小竹椅，绑在前梁上，我在前，姐姐在后，父亲带着我们出去玩。

父亲一边骑一边低声哼着小曲。 父亲花钱大方，我们不缺玩具盒小人书。

妹妹比我俩小六七岁，很久以后才出生。

妹妹出生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大院里的小轿车送妈妈去医院，那辆小轿车好像是华沙牌的，样子就像现在马路上跑的甲壳虫，前后都是圆下去的。 还有人问我，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也不知道父母他们的日常工作都是干什么，保密机关的工作回家当着孩子也不说，一些事情是文革后，长大了才知道一些。

北京今天就杀了四只猪的事是我青年时期才听说的。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军科院任职的叶剑英元帅有请，局里的书记王伯伯带着父亲一起去的。

（这位王伯伯不苟言笑，也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孩子。 但是退休之后，见了我在家闲着，就叫我陪他去看演出，给我讲他当新四军侦察员时候的故事。 老头喜欢钓鱼，可惜我上班了就没时间跟他玩钓鱼了。 最逗的是老头送我一双草鞋，叫母亲拿给我，红军的草鞋，太扎脚了。）

军科院当时自己也想在香港建立一个采买机构，父亲有十年的在香港的相关工作经验，叶帅要亲自了解一下。王伯伯就和父亲去了。

谈完工作，叶帅就请了王伯伯和父亲一顿饭，一起的还有王新亭上将。

父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只是说，叶帅说了一些诸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之类的话。

别人跟我说这事的时候就有色彩一些。

叶帅请的是一顿便饭，并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真是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全北京今天就杀了四只猪，其中一只是我们这里杀的。

跟军人们吃饭，酒是要喝的，年轻人多喝一点应当的。

于是父亲就醉了，回家时筒子楼的楼道里回荡着父亲的醉话，“今天就杀了四只猪----------”。

生活也还不错，文革来了，一切就都乱了，包括我们孩子们的生活。

文革岁月

多数人的文革岁月是差不多的，我们家也一样。

父亲回北京后由于有知识、有见识，被确定为重点的培养干部，此时就要作为“小爬虫”陪着大领导挨斗。

陪斗就是带一定纸糊的大帽子。

等到军代表来的时候，五七干校也就等着我们了。

去五七干校前打行李的景象还依稀有一些印象。

其他的事情就是从家里留下来的物品上知道的，比如一架缝纫机、一个小炕桌，什么的。

妹妹由于年龄太小，又不知道五七干校的具体环境。

只好托付给带她的保姆，由保姆带回农村家里抚养，每月给钱。

（太残酷了，现在我看着我闺女，长这么大了，托付给谁我也不放心。 何况是肉肉呼呼二三岁的时候。）

到达山东五七干校时，天正下着大雨，那是我人生一直记忆犹新的大雨。

从火车站走到干校驻地几里路，泥泞的路把鞋从脚上沾掉，只好光着脚走路。

晚上了，部分行李才送到，如果碰巧铺盖没到，就只好忍一夜了。

五七干校父母大单位是一个，小单位不是一个，还是分开的。

母亲带着我们在兖州，父亲在邹县住集体宿舍里，后来才调到一起。

记得每个周末，父亲周六晚上有通勤的大卡车回来。

周日早上，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生炉子，屋里会有一些淡淡煤烟。

那时候，农村的集市还是有的，父亲带我们赶集，买回一些活鸡什么的，自己做饭吃。

在干校家里还添置了一个大件。

父亲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买了一台上海无线电厂出的最新样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砖头大小，有几个短波段。父亲收听短波，以便保持信息上的知晓。那个年代，收听短波都是不让孩子们知道的。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母亲就把妹妹从北京接了过来，干校有一个自己的小幼儿园。

一家人团聚了。

由于五七干校是在山东，我们一家人还一起去了一趟泰山，那时候的泰山，山清水秀，游人稀少。

最后登南天门的时候，在十八盘上，我连手都用上了，真是“爬”山。

我实在爬不动了，父亲背着我上了泰山的玉皇顶。

第二天，看见了泰山顶上的日出。

我到现在，世界各地也去了一些地方，从北京乘车到拉萨，却再也没有去过泰山。

干校的日子不是很长，我是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去的，回北京插班上三年级。

林彪事件之后不久，父亲就接到调令回北京工作了。

父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回北京了。母亲由于没有接到调令，带着妹妹依旧呆在干校

父亲回到北京，到单位办理各种手续。

一整套的军官军装都是簇新的，还有背包带蚊帐等等日常单兵用品。

父亲还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遍身体，301医院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给我很深的印象。

去医院的时候，蹭的是院里领导的小轿车，下车的时候我连车门都不会开。

父亲回来工作依旧是搞资料工作，办公室和资料库在一起，资料库是单独的建筑，窄窄的窗户都是毛玻璃，很有特色。 现在，办公大楼已经重新盖了，但资料库还依旧存在。

父亲回来后工作的十分辛勤，晚上别人都休息，父亲也还是晚饭后拎一暖壶开水去办公室。一直到晚上院里响了熄灯号才回来。

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为了战备，重要资料都运到山里的防空洞去了。 需要用的时候，就抽一捆，搞的乱乱的。

父亲一回北京，把奶奶也接来和我们一起了。

奶奶由于是那种家庭出身的人，文革时不允许住在父亲这种单位，姑姑的军队单位整建制地转移到山西的山沟去了，条件也不允许奶奶跟着。 奶奶就在我们大院外边一栋破旧的居民楼蜗居了。

父亲回北京后，把奶奶的情况跟组织说明，顶头上司来到奶奶住的地方看看。

奶奶住的老式的居民楼木质的楼梯板一踩上去吱吱作响，楼道里黑黢黢的还摆满了锅灶杂物。

军人干部说话直率，这种地方老太太怎么能一个人住在这里！

第二天，一辆解放大卡车和几个解放军战士，没一会就把奶奶简单的行李、物品搬干净了。

又过了一阵，母亲和妹妹也回到了北京，生活大致走上的正常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