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国崛起的陷阱 -- 卢比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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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讨论】中国崛起的陷阱

经过一甲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世所瞩目,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复杂尖锐,如何看待、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对于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如何分配中国发展的红利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发展的红利是归全体中国人民所有?还是归一部分利益集团所有?甚至是归洋人所有?围绕这个关键问题,各方利益代言人粉墨登场,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提出各自的药方,各种“顶层设计”、“民主宪政”、“自由市场”等等纷纷出炉,在争夺中国意识形态战略制高点的斗争中刺刀见红。那么这些药方是灵丹妙药还是陷阱呢?

宪政民主“一抓就灵”?

当牛顿指出“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时候,没有人真的指望在现实生活当中观察到一个永远运动的物体,就像士兵扔出手榴弹后从不指望它能够一直沿着自己抛出的方向无限翻滚下去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经典运动定律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理想状态下”,也就是假定其他变量比如摩擦力等都不存在、或者都被控制住的情况下,物体才会“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往往会惊诧于经典力学定律与实际生活的显著区别:明明我踢了这个板凳一脚,但这个板凳为什么就不“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下去呢?在我们开始嘲笑这个愚蠢的家伙之前,需要反省和检讨一下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是不是在观察和处理很多问题上,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也会去“踢凳子”。不幸的是,我们身边很多鼓吹“赛先生”的人事实上并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素养,他们也社会问题上,也经常会去“踢凳子”。他们中的有一些不顾特定社会科学理论成立的基本前提建设,坚定而愚蠢地认为“某某某某一抓就灵“,30年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变成了“市场经济一抓就灵”,或者更加顽固地认为“宪政民主一抓就灵”。

宪政、民主当然都是好东西,小的像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人一样,无比渴望生活在一个公权力受到宪法制约而不得滥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不管不顾宪政民主得以良性运行的社会条件,盲目照搬西方社会政治制度,邯郸学步的结果,要么是揠苗助长,要么是橘生淮北,甚至是长平之战。

对于先发强权来说,宪政民主是平衡其国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和力量平衡的基本手段,以此实现其本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先发强权国家,宪政民主是国家强大、生产力水平高度进步、社会财富极大积累的结果,而非后者的原因。对于弱势文明来说,要想过上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好日子,首先要做到的是以狂飙突进式的工业化来富国强兵,快速积累国力和财富,待时机成熟后再实行宪政以调节由高速发展引起的国内矛盾。佂诸历史,所有成功崛起为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比如德国、日本、韩国等无不是遵照这一路线来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凡倒因为果、企图照搬原生型发达国家“宪政民主”的“成功经验”来实现本国强大和进步的国家,无一例外深陷“现代化的陷阱”无法自拔,这份长长的“失败国家”名单中有菲律宾、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等等等等,以及1911年的那个“中华民国”。这里有列强是否允许落后弱势文明搞“宪政民主”的问题,更有落后弱势文明本身社会发展不充分、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无法承担“宪政民主”这种高级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问题。

奇诺基人(Cherokee)是印第安人中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一支。1827年,他们完全依照美国宪法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国会也分两级。为了更好的与美国政府沟通,切诺基国会推举了会讲英语的约翰·罗斯(JOHN ROSS)为领袖。同时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切诺基语,开始信主耶稣了。他们还开始办报纸,言论自由。按某些人的说法,切诺基人没有被殖民300年,就自愿提前进入西方文明的极乐世界了。可惜,切诺基人有原罪,他们的罪行就是他们的土地太肥沃,白人需要他们的土地。于是美国联邦国会通过民主自由宪政的程序制定了《印第安人清除法》,于是7000美军出动,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切诺基人家园尽毁,被强迫迁徙到不毛之地,无数切诺基人饥寒交迫死在路上,剩下的人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切诺基人的遭遇活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赵老太爷鄙夷地看着力图“同去革命”的阿Q说道:“你也配姓赵?”另一个不配“姓赵”的族群,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东南亚华人同胞。

22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兰芳共和国”。它的开国元首是中国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很早的时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岛谋生。他们大都集中在该岛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带打工。有的在农村种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则在山区开采石油和煤炭。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得不到祖国的关心和照应,被乾隆皇帝称为“天朝弃民”。为了生活,他们需要团结互助,于是组织了不少“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以东津为首都的兰芳共和国。罗芳伯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在坤甸一带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搞同乡会的人推举为领袖,于1776年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罗芳伯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这个华人小国也不幸灭亡。“民主”的“兰芳共和国”共存在了110年,最终沦亡于自由民主宪政的灯塔荷兰。

  如果说这些都是近代的案例,与当代世情不符的话,那么当代“民主的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大家就都很清楚了,那些年俄罗斯人民平均寿命从“恐怖的苏联帝国时代”的接近70岁降低到不到60岁,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资本和一小撮本国强盗资本家手里,普通民众则民不聊生,直到普京“大帝”用克格勃的办法重整旧河山才缓了一口气;至于仍然“民主宪政”的菲律宾和印度,前者几乎全文照搬美国宪法及政体,后者则是英国制度的克隆版本,不幸的是这两个亚洲民主的橱窗至今仍在游击战争、族群撕裂、极端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深渊中打滚,至于有人非要说“民主的印度贫民窟好于专制的现代化公寓”,那就夏虫不可语冰了,倒是和极左“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真让他们去印度的贫民窟享受民主的“普世光辉”,怕是一天也待不下去的。

国际屌丝如何逆袭成功?

像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有“屌丝”和“高帅富”之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这些就是国际社会的“高帅富”,广大亚非拉东欧等国家基本上都是“屌丝”。一如国内社会,“高帅富”享受生活,“屌丝”被生活折磨;“高帅富”挣钱主要靠资产性收入(资本密集型、智慧密集型、金融抽血),“屌丝”只有靠给“高帅富”打工挣点散碎银两(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金融输血);“高帅富”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屌丝”一无所有;一句话:“高帅富”统治,“屌丝”服从。

正如国内社会一样,稍有自尊心和进取心者,都不会甘心“屌丝”的社会地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地主家小姐的象牙床“泥腿子”就不能上去滚一滚?但是所有想要“逆袭”的国际“屌丝”,还要面对另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个国际社会的“屌丝”,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般的国际社会中,自保尚且不易,谈何“逆袭”?然而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要自身运作得当、外加国际战略机遇的垂青,像日本这样“屌丝”上千年的国家也可以逆袭成为“高帅富”,而自身运作不当、外加国际战略威胁的强加,像中国这样“高富帅”数千年的大国也可以堕落成“屌丝”。

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又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公案。在很多人看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一战击败中国、二战惨胜帝俄,而中国“同光中兴”、洋务运动乃至戊戌变法失败,说到底是因为日本仿效英德实行了宪政,而清朝、帝俄虽然也改革却没有实行宪政的缘故。那么历史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本是孤悬海外的单民族中等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财富积累,天皇被神化有绝对的权威让国民无条件服从;中国是多民族大国,领先世界千年,虽然已经落后于列强但是历史财富积累世界第一,内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清朝皇帝虽然神化但是恢复汉族统治的造反威胁不断,这两个国家的内部条件是非常不同的,日本即使发达了,最多也只是列强之一,衰落了就是边缘荒岛;而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崛起了是注定要成为压世界列强一头的超级大国的,衰落了就是列强瓜分的大蛋糕,资源、利益、实惠巨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等等就是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中国崛起让列强担忧,中国的衰落让列强觊觎,由此对于中日的维新图强,完全是不同的外部环境。

日本维新成功,背后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所起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日本举债发展经济军事也是其基本国策,问题的关键是国际资本凭什么借钱给日本这样当时没有资源、没有工业、没有偿债安全保障的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列强看重日本什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真正合理的解释只有是把日本当作枪使,借助它来掠夺中国这样有资源、有历史财富积累的国家,同时制衡与英美西方资本异质的大陆强权沙俄在远东的扩张。这样的使用代理人间接渔利比自己直接动武要高明得多。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一个列强掠夺中国、制衡俄国的棋子。

同时日本“屌丝”上千年,侍奉大国的的历史智慧是很高的,马上与英国打得火热,大量的“遣英使”到英国学习,就跟当年日本学习中国唐朝举国穿汉服一样,国民马上都胡服(西服)剃发(短发)了,对于东方民族服装发式的意义深远,是带有文化信仰性质的;反之中国是数千年来的天朝大国,一向以自己为中心,对于西方是敌视的,对于洋人是憎恨的,这样的仇恨情况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的有经济财富基础的、敌视你的、只是现在没有能力直接反抗的国家,列强会怎么办?对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万里远征和维持长期军事存在成本高昂极不现实,不如在其近邻扶持一个便于操控的强国以限制、削弱和掠夺中国,使之永远没有与列强抗衡的国力。因此扶持日本、限制中国和通过日本掠夺中国就成为了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战略。没有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日本根本没有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时值白银约400-500万两),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到甲午时期日本借款约5000万两白银,而整个北洋舰队的军舰造价才2000万两,这样的资本介入,对于日本开始维新时这样的小国穷国,是没有偿还担保的,而且日本借债的主要投入方向是在军事方面,只有战争胜利才有收回本息的可能,而日本能够用兵的地方傻瓜都可以看得明白,只有列强和金融资本的扶持日本才可能建立起一支击败北洋舰队、打赢甲午战争的日本海军!而中国至甲午战前,清政府共借外债45笔,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战前已基本还清,从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3-6%,占海关税收的12-20%。中国是基本没有外债不依靠国际金融资本生存的,而清政府本身财政紧张,战前李鸿章要求拨付300万两的战争经费,实际到位只有18万两, 相比之下甲午战争中,日本募集的公债达11,680万日元,而各国认购的公债就达到966万又4900英镑(日元与库平银比价为1.4:1。〔日〕大藏大臣官房财政经济调查课编:战时财政经济参考资料第一辑,《日清日露两战役及世界大战に于け■我か战时财政》。)。所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关键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这样的巨款借给日本,等于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完全押宝日本胜利,如果日本失败,这些借款和债券就将全部变成垃圾债券甚至废纸。国际资本的操作实际上决定了世界列强的态度和中日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中日两国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

德国的童话与印度的现实

关于大国崛起,还有一个神话,那就是德国皇帝与磨坊的故事。这个标榜德国式法治宪政精神的童话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当年在距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这让他非常扫兴,于是派人与磨坊的主人协商,想买下这座磨坊。不料,磨坊主人就是不卖。威廉震怒,派警卫把磨坊给拆了。第二天,磨坊主竟把威廉告上了法庭,判决结果居然是皇帝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把磨坊复原。后来威廉一世和磨坊主都死了,磨坊主的儿子希望把磨坊卖了,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回信道:“亲爱的邻居,你说要把磨坊卖掉,我以为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代保留在你家。随信送上3000马克。”

很多人用这个近似于童话的故事来论证德意志的崛起全赖法治的宪政精神,似乎只有在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甚至高于皇权的情况下,德国才顺利实现了崛起。这个故事还往往被用来映射中国的拆迁政策甚至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言下之意大约是“你看人家德国,你再看看你自己,你还动不动强拆,你不学人家德国的宪政法治能崛起吗?”

但问题是这个故事是真的么?德国真是靠皇帝拆不动磨坊实现崛起的吗?

事实上德文原版故事的作者名叫约翰·彼得·赫贝尔(Johann Peter Hebel),此人生于1760年,卒于1826年,1813年该故事被汇编入一个故事集出版。德国威廉一世皇帝则生于1797年,卒于1888年,继位为普鲁士国王的时间是1861年,加冕为德国皇帝是在1871年。很明显,中文版中的“威廉皇帝”当为德文版中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威廉一世的爷爷的舅舅)之误。事实上该磨坊的确被国王拆过然后又重建过一次,但时间是在1787年。为什么拆?因为磨坊快要倒塌了!为什么建?因为国王喜欢那个磨坊的存在,用的是王室的钱!

  此外该磨坊是在1736年获得许可兴建的,而普鲁士国王的无忧宫是在1740年开始兴建的,磨坊主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之间也的确有过法律纠纷,但纠纷的起因却不是那个童话故事中所说的国王想拆掉磨坊,恰好相反,弗里德里希二世很喜欢那座磨坊,把它看作是无忧宫的装饰。纠纷的起因是无忧宫的院墙太高挡住了磨坊的风,因而磨坊主要求国王批准他到另一个地方兴建一座新磨坊,当然要求国王出钱。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喜欢那座磨坊,所以最后他虽然批准了磨坊主另外兴建一座磨坊,却不允许原来的磨坊停止运营,为此他还减了磨坊的租税。磨坊后来的一系列修缮几乎全都由普鲁士王室出钱,包括前面提到的拆除并重建,全都源于此。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很明显了,既没有磨坊被野蛮拆迁,普鲁士国王老弗里茨的法治之功也不那么优秀。

那么德国到底是怎样实现崛起的呢?是因为德国人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卧薪尝胆发展重化工业和铁路运输,同时拒绝英国人自由贸易的说教,坚定奉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国际经济政策,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并以快速进行的工业化为依托打赢了普丹(麦)、普奥(奥匈)、普法三次大战,方才实现了大国崛起。也正是因为德国国内的快速工业化和铁路网络的建设,德国的内线作战能力达到举世无双的境界,才使得德国敢于、并有能力接连发动两次双线作战的世界大战。如果德国人真的执着于过度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恐怕在全国修筑铁路网和一战后的高速公路网就成为了空谈,高昂的拆迁费用和时间成本将大大拖累德国崛起的速度。

如果说皇帝与磨坊的故事在德国只是童话,那么在印度就近乎是现实了,只不过这个现实不是玫瑰色的,而是黑色的。

说起印度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及印度极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印度持续发展的瓶颈,对于这样的明摆着的问题,看似很好解决但是为什么印度总是无力改善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印度是和平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限制原来的土地占有者的食利,使得基础建设成本高昂、以致在经济上无法承受。在秉持“皇帝与磨坊主”童话精神的“宪政民主”体制下,在印度搞强制拆迁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核心城市集中的大片贫民窟,个个都是“钉子户”,牵一发而动全身,随时可以引发示威乃至骚乱;而且政治家得罪了这些“贫民窟主”就会丧失选票,所以不让这些“贫民窟主”得到心满意足的补偿,让他们搬家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印度拆迁成本巨大,这也是孟买房价远远高于上海的主要原因。由于印度原来的富人是有产者、有房者,新增买房的印度人都是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但他们创造的财富大量被“贫民窟主”食利了。

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基础建设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革命把原先的食利阶层给消灭了,西方当年生产力的发展建设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圈地运动血腥消灭土地所有者、进而消灭食利的基础上完成的,等到社会充分发展以后才开始落实宪政的问题。但是同样一套国家发展路径西方却不允许后来者效仿,谁要是敢于效仿谁就是不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专制极权国家。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是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高效率地推进工业化以及科技进步、资本积累的,而这个过程对于全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及其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并且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尤为艰难。小国和地区可以靠卖资源、或者为大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做配套和服务来发展,前者的典型是海湾产油国,后者则以东亚的几条小龙为代表,香港、新加坡靠金融、转口贸易,韩国、我国台湾则靠给日本、美国财团做产业配套。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只有全力以赴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国内工业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才能在这个盛行丛林规则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生存并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天定的命运。

而在中国现代化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因历史上列强侵略而一穷二白、家底单薄的中国社会,要完成快速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每一个中国劳动者不付出超出常人的辛苦努力和痛苦是不可能的,这是整整几代中国人天定的命运。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过早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只会迅速放大这种艰险和痛苦,将本就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彻底撕碎,这样不管崛起也好、发展也罢都成了一句空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也就稍纵即逝了。由此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红利必然被国际资本和国内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力量瓜分一空,诚如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我们要避免踏入大国崛起的陷阱,绝不能让这样的噩梦成为现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天定命运。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上下同欲”者胜。如果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广大劳动者所分享,而是被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所盘剥,被一小撮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那么这个国家发展的根基必然是动摇的,是不稳固的,前景也是及其黯淡的。不管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甚至是根据常识,一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和绝大部分人的消费乏力,老百姓把钱动用在买房上而不是购买其他工业制成品和社会服务,那么对于一国经济体系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于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一定要严肃、慎重而坚定地逐步治理和解决。鸵鸟策略是行不通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是自取灭亡之道。这同样也是一个大国崛起的陷阱,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无数的国家在一路向好的崛起势头中一头栽进了这个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以致自爆的陷阱。坚决避免踏入同样的陷阱,更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天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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