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从中西文的语序看中西的思维模式差异 -- 慧诚

摘要：

西方和中国语文在地址和姓名的表述上语序恰好相反，这是最普通的常识，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遵守习惯即可。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其原因，也许能够发现，这个语序的形成与中国和西方的文字系统的差异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表意文字是模拟的，二维的；而西方的表音文字是线性的，一维的。文字的差异影响到句法，甚至影响到中西的思维模式差异。西方走向形而上学，中国走向取类比象，与中西方不同的文字系统有很明显的关系。

一，地址和姓名的语序

西方国家的正式表格中，一般而言，跟中国一样，是先问姓氏，后问名字。但是中国人一般也都知道，在绝大多数日常的生活和书写中，称呼西方人的姓名，是名在前，姓在后，如Jacques Rousseau，或者Honoré de Balzac。中国人先说姓，再说名，西方人先说名，再说姓。 这是最普通的常识，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遵守习惯即可，如果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仅仅只是约定俗成而已。另外一个语序的习惯，就是地址的顺序，汉语中地址中对于通信地址的表述通常是从大到小，例如：中国 北京市 海淀区 新街口外大街 19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某某。西语中恰恰相反，从小到大，例如：

Monsieur X

37, boulevard Jourdan

75014 Paris, France

X先生

儒尔当大道 37号

75014 巴黎，法国

同样的，这当然也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我们在使用的遵照这个习惯和规定就可以了。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是不可论证的。这个语序的差异长期以来也被当做是任意的，只是习惯的结果而已，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没有原因，也无需解释。事实是否真如此呢？

无论姓名还是地址，它们的功能对于中西文化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它们在表现形式上都显示出某种相同的特征，即西方的表达都是从小到大，而中文的表达都是从大到小。中文的表达方式，姓名和地址一样都是从大到小。称呼人名的时候，先说姓氏，指出其家族，然后是名字，指向家族中的某个具体个人。与地址一样，都是从大的空间开始逐渐聚焦到某个具体的小空间，最终找到某个人。中文的地址模式是一个典型的视觉寻找模式，当我们寻找某个具体的地方的时候，总是从大的空间逐渐聚焦到小的空间，这是视觉-空间模式。

西语的表达恰恰相反，地址是从小到大，从中心开始向外寻找其定位，这个定位是逻辑性的，我们分析上文提到的例子，它实际上表达的关系是：Monsieur X of 37, boulevard Jourdan, of 75014 Paris, France。也就是说，每一个前项与后项的关系，都是逻辑上的从属关系，而不是视觉-空间关系。

同样的，称呼的名前姓后的顺序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先后问题，其差异同样也是是符号所指对象的大小。例如Matthieu Vernet，实际上这个姓名的意思是Vernet家的Matthieu,如果是贵族，就更加明显，例如法语中的Charles de Gaulle，德语中的von，例如Christoph von Dohnányi。其实这种表达方式在中西方都很常见，比如马蒂家的皮埃尔，或者赵家的小儿子。西语中，把名字写在姓名的前面，是先点出个体，然后指出其归属。这跟地址的写法是一样的，从中心开始，然后依据逻辑从属顺序，向外扩展。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其他的文化形式上。例如西餐的套餐（menu）上菜的方式与中国式餐桌的上菜方式就很不同，其符号化的方式也很不一样。巴尔特在《符号学基本原理》中把饮食的这种点菜和上菜的方式构成了类似语言的组合和选择关系，也形成了一个符号系统。“餐馆的菜谱现实了两个层面：例如，横向的阅读头盘的选择，这是系统，纵向阅读菜谱先后上来的菜品，这是组合。” 欧洲人吃饭，一定是从头吃到尾，也就是一定要开胃酒、头盘、主菜、咖啡、甜点，菜是否好吃固然重要，但是缺少一个顺序才是最不能接受的，而且对于用餐者来说，面前永远只有一道菜。用一餐饭，不同的菜肴之间是时间的先后顺序。中国的宴会则不同，不是时间顺序，而是空间秩序：四菜一汤，或者四凉八热等等，都同时摆上桌面，它们之间是视觉-空间关系。

二、文字与句法之间的关系

中西文的这种语序上的差异表现出它们在句法上所遵循的是不同的结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完全约定俗成，而没有理据的吗？也许，我们可以从中西文字的差异上找到这一问题的蛛丝马迹。中国语文与西方语文最明显的差异是汉字系统与拼音文字的差异，恰恰是这两种体系，它们在表达地址和人名的时候，顺序恰恰相反，这仅仅是巧合，还是有可以解释的原因？西语的文字从属于拼音，虽然德里达批评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但是索绪尔的观点还是得到广泛承认，他区分了两种文字体系，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对于后者来说，文字是第二性的，其存在完全依赖语音。他说到：

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

（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

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

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

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

的要素为基础的。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表音文字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的是很有限的，但是他并没有详细分析文字的表意体系对于语言的影响，因为他不懂汉语。汉字表意体系与地址和人名的语序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汉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其中与语音相关的有形声、转注和假借。转注和假借是不得已而为之，且争议较大，形声字比重很大，但是形声并不完全意味着对声音的标注，同样也有意义的表现。例如：论、伦、沦、轮、纶，构成这些字的右边部分，并不仅仅表达同一个声音，同样也表达意义，仑的小篆 ，《康熙字典》解释：“《廣韻》力迍切《集韻》盧昆切，音論。敘也，亼而卷之侖如也。“其意思都与条理有关。

索绪尔语言学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建立在两条公理之上：1，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2，语言的线条性。这两条公理对于印欧语系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对于中国文字就不合适了。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有理据，因此中国文字的能指与所指不是任意的，是有理据的——这个理据来自现实生活和经验。例如汉字：上下，日月，明，目，等等。索绪尔在语言\言语的对立中，强调了语言的优先性，也就是说言语活动一定要依赖语言系统才能成立。但是象形符号实际上并不一定需要语言系统的存在才能成立，因为象形符号的表意功能所依赖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和相互对立，象形符号完全可以是分类命名集。第二点、中文不仅仅有线性，而且是平面的，每个文字都是一幅画，因此是二维的。而只要超过二维以上的，就可以模拟。

作为方块字，汉字最大的特点是二维的，象形文字是画出来的，在认知上是以模拟为基本。虽然现在的简化汉字距离甲骨文的绘画象形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但是模拟的二维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比较方块字和字母文字，最大的差异就是汉字是二维的，而字母文字是一维的。汉字的表意系统是视觉的和空间的，其句法也有空间的特征：从大到小。吴泓缈先生在《论汉字结构中隐含的句法和认知模式》一文中分析了汉字与句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然而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论文，其中一些论点可以对上述语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他举例说明这一问题：

1）一篮梨子烂了一半。

它不符合西方的语法，但从构图的角度来说却是再自然也没有了：眼睛先看见篮子再看见烂了的梨。这便是视觉的编码，即先大后小，先整体后局部，先概括后具体。汉语中大量的所谓“存现句”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床上躺着一个病人（病人躺在床上）。

3）大路上跑马车。

4）教室里摆满了桌子。

说汉族人以汉语匹配客体时与绘画具有同样的心理规律，即主体总是根据相似性原理以近似的、初始的范式来映射和匹配客体的……

汉语在语序上的特征明显受到汉字二维空间特性的影响，尤其在表达关系的语句中，例如地址和人名称呼的时候，符合空间视觉的心理特点，从大到小，逐步聚焦。但是汉字之“文”的二维特征之外，汉语同样也是语音的，这一点与西方语言并无区别，都要服从语音的规则：线条性。因此也有一维的特征，线性的组合关系对于汉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研究汉语的语文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吴泓缈认为：“我们需要一套适合汉语的符号学，这一符号学应该是“文”之二维与“音”之一维的综合，它研究的不仅是时间链上各语言成分的排列次序，还必须研究这种排列次序与“面”上布局的转换关系。“ 西语的语文纯粹是一维的，因此，更依赖逻辑，其语序的排列是以中心词，然后加上限定结构，在地址的写法上，就会先写中心点，然后在对它加以限定，形成类似boulevard Jourdan of Paris的结构。

三、隐喻和换喻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认为隐喻（métaphore）和换喻（métonymie）是语言的基本模式，隐喻处于纵向的选择轴，表达相似性关系（ressemblance）；而换喻则处于横向的组合轴，表达相邻性关系（contiguté）。 雅各布森继承了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理论，并对其做出改造，提出自己的理论。首先，他区分了语言中两种基本行为---------组合和选择。在《语言的两个方面和两种失语症状》中，雅各布森指出，任何语言符号都涉及到两种安排。组合和选择这两种行为中体现出两种类型的关系，雅各布森称之为相似关系和相邻关系：“语境中，各个部分处于邻接状态；替换群组中，不同的符号联系于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浮动于对等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的语义内核之间。” 相似和邻接两种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解释：“某个有意义的单位可以由相同代码系列中其他更为明晰的符号所替换，从而揭示出其一般语义，而其语境意义则取决于同一序列中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行为都必然受到这两种关系的支配，并且支配和运用这两种关系的能力对于正确使用语言来说都不可或缺，任何一种能力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失语症：一种失语症是不能正确的选择词汇；另一种失语症则是不能正确造句。但是这两种关系在不同的语言运用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相等，诗歌主要是隐喻关系，而散文则更多依赖换喻关系。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能解释汉语和西语的在语言上差异导致的各自的文化特点。根据我们在上面的分析，汉语从字到句法，都更加受到视觉-空间关系的支配，对比西语，相似性关系（隐喻）在汉语的结构中具有更重要的功能。汉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蒙培元说：

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直觉、意象思维和主题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事实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

姑且不论这一段话的精确性如何，但是在对中国思维特征的描述中，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一观点更多来自直觉的观察，却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理论的说明。这种所谓传统思维模式就是所谓诗性的思维。由于汉语的象形特征，中国语言的使用上更重视隐喻关系，因此中国人更善于用模拟的方式思考世界；而西语由于更加抽象，因此更强调逻辑关系，也就是所谓换喻问题。隐喻是相似性，换喻是相近性。所谓相似，就允许模糊的空间，然而如果是线形的，那么其结果就是要么是一致（identique），要么不同，给模糊性留下的空间就很小。

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以柏拉图的理念概念为基石，而理念的核心就是能够建立起根本的一致性-身份，相比现实的现象世界，理念的世界才是第一性的：

苏：因此，那些只看到许许多多美的东西，许许多多正义的东西，许许多多其它的东西的人，虽然有人指导，他们也始终不能看到美本身，正义等等本身。关于他们我们要说，他们对一切都只能有意见，对于那些他们具有意见的东西谈不上有所知。

格：这是必定的。

苏：相反，关于那些能看到每一事物本身，甚至永恒事物的人们，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不应该说他们具有知识而不是具有意见吗？

格：必定说他们具有知识。

苏：我们不想说，他们专心致志于知识的对象，而另一种人只注意于意见的对象吗？你还记得吗，我曾说过，后一种人专注意于声色之美以及其它种种，他们绝对想不到世上会有美本身，并且是实在的？

格：是的，我们还记得。

苏：因此，如果我们称他们为爱意见者，而不称他们为爱智者，我们不会有什么冒犯他们吧？如果我们这样说，他们会对我们生气吗？

格：他们如果相信我的劝告，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对真理生气是不对的。

苏：那些专心致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我们是不是必须称他们为爱智者而不称他们为爱意见者？

格：是的，当然是的。

柏拉图所力图寻找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要找到绝对的确定性，否则就只是一种意见，而不能是知识。理念是一维的，才能就此确立绝对不会变易的一致性-身份，是模拟不能达到的状态，因此西方对于真理的理解是非模拟的。对于柏拉图而言，真理并不在现实世界之中，只能在logos中存在，因为现实是多变而复杂的，只有logos才能是纯粹的。在中国的传统思维看来，柏拉图翻转了真理的理解。对于真理的追求并不是我们用语言来尽可能靠近真实的世界，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只是第二性的，而是在“理念-词语-逻各斯”中找到真理。当现实世界与理念不一致的时候，不是理念错了，而是现实世界错了。

中国的思维则完全不同，把模拟作为根本的知识途径。道无言，行于天地，人用象或者语言来尽可能贴近这个真实的世界，从而认识和表达。中国文化的根本经典之一的《易传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明确了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决定性地位，是文的根本来源。胡适说：“象 《系辞传》说：‘易也者象也。’这五个字是一部《易》的关键。这是说一切变迁进化都只是一个”象“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也是来自于象，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中国的思维是：道、象、文。文之所以能够通于道，要借助于模拟的“象”，而象就是对于世界的隐喻性理解，文则是对象的隐喻性理解。但是由于用二维的象来模拟多维的现实（除了视觉上的三维空间，还有超越视觉的其他维度），因此，这种模拟就不能不是不够充分和精确的。所以才会有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孔子才会发出感慨：“天何言哉！”

从地址和姓名的次序说起，讲到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和中国的取象模拟的思维模式，“以小见大”的推论似乎有点过分。不过文明是一个有机体，如同一个人体一样，手的运动必然影响到脚部的肌肉和神经运动，文明的习惯必然语言文字的细节处为我们留下种种蛛丝马迹，我们可以从中如中医拿脉一样，诊断中文明和传统的体质。

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慧诚: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的博客上有两篇文章，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