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儒家文明的精神，就在于对于秩序的追求，而这个秩序，却并非是无条件的，其前提，乃是强调系统中每个角色兑现自己的责任。

换言之，系统内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有责任的。每个个体都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此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下一级对于上一级的义务和责任，是有条件的，那便是孔子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实际上，我们切不可仅仅将“君”和“臣”两字，理解为大臣和国君，而是指下一级和上一级的关系。实际上，甲骨文中，“臣”的意思，乃是俘虏，也就是奴隶这类完全服从于主人的人，身份并非后来通用的大臣这么显贵。

孔子的时代，乃是封建的时代，诸侯的君，乃是周王——对于周王来说，诸侯是臣；卿大夫的君，乃是诸侯——对于诸侯来说，卿大夫是臣；士和百姓之君，乃是卿大夫——对于卿大夫来说，士和普通百姓，乃是臣。（当然，站在孔子的立场，他未必承认普通百姓or氓隶的权利，这点暂且不提）

君主要在精神和信仰上领导全国，并且理顺整个国家的秩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国家的总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决策掌舵；

臣子分割国家的领导责任，并且负责具体领导国家的事务；

百姓则负责发展生产，尤其是要把土地耕种好（实际上，中国农民做得极其出色，其侍弄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程度。而既有条件下的单产水平，也是欧洲根本无法企及的）

至于系统内部的痼疾，亦即管理者兼财富分配者总是要向自己碗里多扒拉那件事，儒家也明确提出了限制和约束机制：自省、反思和不断学习，提高个人追求。（自然，这点并无政治制度如监察监督的配合，效果有限。不过，这个缺陷，却由秦汉通过政治体制之设置加以完善，具体可以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正是有了这套体系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中国每个新兴王朝总是能够在恢复农耕文明的固有疆界之后，迅速转型，从帝国体制转入“儒家的治国体制”，将国家的整个体制，迅速扭转到内政为主的轨道上来——一个王朝能够如此并不稀奇，但是中国每个王朝都能做到这点，就绝非偶然了。

反观西方，一个帝国倒台后，就再也不能复振，而文明也随之垮台。继而，第二个帝国再次步前者之覆辙——西方文明之不知悔改，不思反省的痼疾，到今天的美利坚帝国仍然未曾改变。

究其原因，其体系之精神，不过就是强调无条件的利益。正如司马迁讲野蛮的匈奴人所说的那样“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臣下对君主的效忠，唯一的条件就是利益。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能够带领帝国扩张抢劫的人。日耳曼的王，就是军事首领，就是能够带领大家打劫抢东西的人。自然，日耳曼蛮族建立的法兰克帝国、神罗帝国之皇帝，也是这个德行。

这个指导原则，逼得帝国们不停扩张，根本没有可能如中国一般顺利转型，进入“内政”型王朝，他们跟汉高祖一样，一般无二地“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如中原诸王朝一般，顺利转型进入“以诗书治理天下”的状态。

这就是西方所谓“帝国”和中原所谓“王朝”的区别。故而，正如钱穆曾经说过的那样，将清朝在内的一切中原王朝，也叫做什么这帝国那帝国，完全是污蔑。

英帝国1900年停止扩张，进入螺旋式下坠，美帝国1970年扩张受挫，2008年扩张受挫，就算尼克松里根奥黑都是天纵英才，难道每次都能调整成功么？

帝国，是一定要灭亡的，而且，随之灭亡的，必然还有其一切附带的上层建筑。

• 去你家园博客看啦下，也是老河油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