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从过去的龙年看未来的中国(连载) --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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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很难说是东哥没读懂《资本论》,还是他根本不是书生

很难说是东哥没读懂《资本论》,还是他根本不是按图索骥的书生,只能用中国的办法来改造中国

教科书(注:毛评论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毛对于两国资本改造的认识是很清楚的,至于为什么中国是联合农民消灭官僚资本,而苏联联合大资本消灭小资产阶级,就跟问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而不是城市市民一样?没办法,农民确实是愚昧狭隘和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但谁让当时的中国就是个农业国,最大的人口数量是农民,最长的历史是农业生产的历史?毛不是不想搞社会化大生产,不想为社会主义培养大量无产阶级接班人——其实这些也都是次要的——直接说毛不是不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只要最大的工业国在,其上的生产方式就必然是为之配套的。但基础就是那样,怎么在那样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才是问题。如果毛真的就那点水平,连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不理解,认为“可以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那么他顶多就会忽悠个类似“闯王来了不纳粮”一类原始平均主义的口号,然后像穆巴拉克一样靠出卖国家的部分主权换取大国的粮食援助,然后给民众分发大饼,尤其是给自己的基本盘农民们增加福利,而不是硬生生的靠剪刀差,从农民的嘴里抠出一点点资本,用来启动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评判人的思想看法,总要从其行为来入手,从东哥建国后的做法看,他根本没把农业国当建设社会主义的土壤,而是一心要将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目的如果能得到认同,具体到方法,自由市场与门户开放在民国已经盛行了很久,但是工业化的苗头一点儿不见。记得沈从文的文章里讲到他们老家偏远的湘西,用的油灯油也是顺江运来的美孚的油;更有公知讲到30年代四川、云南的中等人家都用过力士香皂,而改开后中国人又将力士香皂当个宝,以此嘲笑建国前30年的老土闭塞与落后——在这种外有大资本无孔不入、内基本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如果你在东哥的位子上,你将怎么进行工业化建设?然后还能让现在的坐在书斋处处要求“最优”的经济学家满意?

另外,“国有”和“公有”的区别恐怕东哥未必不知。原来的概念是“公有国营”,勉强将“国有”和“公有”划等号,那也是因为“国”是无产阶级工农联合的国,对此东哥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而现今将“公有”说为“国有”,然后用官僚资本化的“国有”狠狠的打“公有”的脸,再鼓吹就是“民营”也就是私有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调,其基础就在于“国”的性质的异化:从无产阶级工农联合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因而那些“公有国营”性质的企业就成“官僚资本”性质,当然最后又成了“私有资本”,多么一脉相承的逻辑,竟然有人认为那些国字头的官僚资本不愿意更进一步,落入私人腰包。当然,对于此,东哥也不是看不到

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 ,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然后呢,这些苗头愈演愈烈,然后东哥开始了他人生第二件大事,步入辉煌或者步入毁灭,留待后人评说。

以上的引用都是东哥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不知别的读者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完后,就认识到东哥不是一个不懂经济不懂工业的土包子(土的是我自己)。谦虚点、或者矫情点说,东哥的智慧不是他自己的,是共产党人思想的结晶。而斯诺在偏僻穷苦愚昧荒凉的陕北见到共产党人和红军时,这支队伍不是白莲教红灯照那样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土壤的队伍,斯诺是这样描写的

前已强调指出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地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映。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

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过手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象俄国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中详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如果说“以为可以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延安的一群土鳖残匪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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