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发】抗美援朝老兵以亲身经历谈朝鲜战争 -- 夏至欧锦

（一）、后悔药不好吃

59年5月，我由军队转到北京邮局，邮局把我分配到邮件转运处，让我押运北京至广州的火车当搬运工。

第一关就是晕车。我与王德一班，再与祝正身一班，又与王立秋一班，到广州往返五个昼夜，我在火车上喝水吐水，吃饭吐饭，不用说干活站都站不住，经过三个月身体瘦了八斤，没有人过问。我实在坚持不了，病倒了；我在床上偷着哭问自己，我犯了什么错误？不是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大练钢铁砸锅，劳民伤财吗？我这个为国献身九死一生的军官，说得都是实话，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撤了我军官的职务，这不是让我在这里劳动改造吗？在解放战争我没有被国民党打死，我去朝鲜没有被美国鬼子打死，我在和平环境要被共产党整死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们把我右倾分子的资料写进档案，你们可以随时抓住我对国家领导大跃进不满的言语、行动发动群众批评我。这时我连发个牢骚都不敢发，苦只能咽到肚子里；否则要给我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万一要扣上，我的后代都跟着遭殃。只能顺着潮流老老实实过渡吧；死不了，也活得难受。又赶上1960年大饥饿，我全身浮肿，没有人过问，后悔药发作了。

这时我想：当时若有个亲人或者是有个好友，劝劝我，我也不会转业了。

在这30年里我经常回想，我要不到军校学习，我在军队是个小领导，知道领导的目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政治上被处判死刑。

我太实在了，58年大跃进我认为是真的给党整风，而是套你的话，当时我不知道。结果我把看到的、听到的全说了，掉进悬井里。假设我在部队继续当领导，是领导别人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结果把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的功劳全毁掉，落到今天的命运；想着想着落下了眼泪。

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该怎么办

邮局领导看到我的档案，也对我另眼对待，让我押运火车，我晕车，实在不能押了，领导又把我调到永定门当邮局当营业员，押车是重体力劳动，每月49斤定粮。当营业员是轻体力劳动，每月30定粮，由于没有肉、油、水果、菜副食等，纯吃粮食确实不够到月底挨饿。军队党组织把我推到这里，衣食住行没有人过问了叫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我该怎么办？，只能堵着气，不求天、不求地、不求共产党，自己自力更生了。

1959年秋，我老婆由农村迁到北京。邮局不给房，我住在妹妹租的大红门西街三号4平方米的小房里。60年秋老婆又怀孕八个月，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在永定门邮局营业30斤定量；肉、油每月每人二两，我挨饿开始了。

有一天我捡了一些野菜，包的菜团子。因为厕所离得远，尿盆没有倒，不慎一个菜团子掉进尿盆里，我被饿得舍不得甩，捞出来，用水一冲我就吃了。

我的长子两条腿为什么细

1959年9月，我在珠市口的墙角下捡了一张一斤北京的粮票，一看是9月份的高兴极了，想，我到饭馆买五个烧饼，今天我们两口可以足吃上一顿饱饭。结果我去买，被饭馆工作人员扣下了。说这是58年9月过期的粮票，你来冒充欺骗我们。并且打电话告诉了我们单位，回到单位我受到批评。老婆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60年10月孩子生下后不足三公斤。两周岁两腿发软还不会走路，五岁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经医生缝合至今还有两个大巴，他的腿比别人都细，差点成为残废。

60年代人们被粮食逼得无亲无友。母亲在山东要来京看我，我说这里没有吃的，她在老家到粮食局卖了十斤粮食，换了十斤全国粮票来京了；只住了十天就被饿得回家了。

老邻居也是我的老战友尹鹏年（三老头）到北京看他哥哥，又到我家探望，我没管饭，他对我长期有意见；几年过去了还说我无情无意。

我吃猪食省个馒头给老婆，1961年2月，我被调到邮政机械厂，学习邮政机械。我的户口迁至工厂，管理我们的是张国良，每月发给我30斤食堂粮票，当时没有副食品，就是单纯得吃点粮食。28岁一米84的我，不足20天就吃完了。张国良怕我提前吃完分两次给我，让我早晨吃二两，中午、晚上各吃四两，食堂多吃点，给的量又不足，没有任何副食，几乎天天喝白水酱油汤。每天下午四节课，到第三节课时，我饿得坐不住了。向嗓子里咽口水。这时，我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水的响声，转头向水声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做饭的李师傅向水缸里倒喂猪的泔水，倒完后，还向缸沿上磕了几下，我想，缸底下一定有稠的，猪能吃我就能吃，等到下课后，没有人看到时，我把手伸到泔水缸的底下捞着稠的吃了。当时只顾肚子不饿就行，几乎天天如此。

老婆没有工作，每月28斤粮食定量。才生个小孩每月定量六斤。肉、油每月每人配给二两，凡是粮食制品都要粮票，买菜要菜票，买糖要糖票，每月每户凭本供给二两芝麻酱。58年大跃进，因为吃大锅饭果树没有人管理，有的死掉，没有死掉的树长了几个果子，也给苏联还账了。市场上没有卖水果、花生之类的东西。

我在学习班的食堂吃饭，心中始终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由于我吃猪食不太饿，晚上我还常带着二两一个的馒头回家给老婆。

饿极了不顾一切

61年9月北京邮局机械厂食堂病死一头猪，我看到食堂人员把猪的五脏，肝、肺、心、肠、肚子，埋到墙外的田地里去了，我也不怕中毒，等到晚上没人看到时，我就把它扒出来带回家去了；进门我对老婆说：把它洗干净煮熟吃了它，若中毒咱们一起死，‘能当撑死鬼，也不当饿死鬼’。结果我们吃了也没有药死。

一个月过去了，食堂李师傅看到我饿的可怜，他偷偷的对我说：“晚上我值班，等到他们下班你来一趟”，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晚上我没有吃饭，等到食堂人下班我就去了。一看桌子上一盆汤煲饭，李师傅给了我一个直径12厘米的碗，我吃了11碗，把一盆‘米饭菜粥’全吃光。现在想好笑，饭足有十斤，顶到嗓子眼，低下头都能出来，没有撑坏 打几个咯就过去了。

饭，总是不能常在肚子里，1961年10月我被饿得浮肿了，腿上用手指头一压一个坑，11月份进了北京南河沿邮局浮肿疗养所，一个月后养好。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不光是我一家，家家都缺粮挨饿，当时要不用阶级斗争抓得紧，像现在样，全国早乱了。

个人档案的作用

我是个敢说、敢干、敢做的人为什么到了邮局成了绵羊。

个人的档案起了作用，在毛泽东时代档案是个人的政治生命，不准许本人看，调到哪里带到那里。你到达一个新的单位领导先看你的档案。看完后，就对你种下一个刻板的印象。我的档案上写的右倾分子，他们就知道了，此人不能重用；用阶级斗争这根线对待你，开始受到歧视，60年秋我买了200斤萝卜说我抢购，给我写了10多张大字报。好事没有你的，单位要抓坏的典型教育群众时，你有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比别人轻也先抓你，万一不服，用你的档案施压，给你加上个一贯的，就吃不消。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怕说错话扣上阶级斗争的帽子；我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生怕带链子女。有苦、有怨，只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六零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

原因，一是我的政治身份受到歧视，因而我的衣食住行公会、领导不过问。二是，我老婆没有工作，六零年之后，每隔二年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定量低，吃得多穿的费，我的工资每月68元3毛1分，每月还得给农村的父母寄去十元，造成雪上加霜。

要问我怎样把五个男孩养大结婚的，具体请看下面。

我是怎样自救的

在叫爹爹不答 叫娘娘不应之际，61年12月，我由机械厂学习班回到本单位中心局。因为我在机械厂和在永定门干营业这两单位挨饿挨怕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干什么都行，不让我和老婆、孩子挨饿就行。最后我选择还是继续押运火车。因为押车每月能给49斤定粮，还能在火车上三两粮票管吃饱，在外地还能买点便宜货，我决定，克服晕车继续押运火车。管我的韩九如，开始让我到转运，装卸火车，我不同意。所以我要求继续押运火车，领导同意了。

我突破了四关。

第一，关晕车关，在车上吃了吐，开始连胃里的苦水都吐出来甭说工作站都站立不起来；同事劝我不要押运火车了，去干别的工作吧，我想，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死也死在火车上；通过三个月的锻炼总如好了

第二，关炎热关。我与王允启一班，45次车到福州每十天一趟，杭州到金华白天气温42度，门、窗、电扇不敢开，怕刮跑信件。太阳光直射在火车的铁皮上，车厢内温度在50度以上，身上根本看不到汗，有汗立即被蒸发，坚持了多年。

第三，是寒冷关。我与马家鹏一班，每七天一趟牡丹江，气温零下30多度，办公间的暖气管经常被冻坏，喝水杯里的水都被冻实，门把手粘手，在寒冷的车舱里搬邮袋，每一个往返要搬上万次。

第四，劳累关。在火车上不分昼夜，除了抓紧时间吃饭、轮流睡觉之外，就是干活。北京都要装五、六千个邮袋和报纸捆，每件都在10-15公斤左右，有的超过15公斤。开车之后，脑力劳者登单。我在前后两仓搬动邮袋分拣，第一遍，初分各个站应缷的邮件，做好与来单核对的准备，第二遍搬动邮件逐个核对有无缺少；一袋邮件在火车上只少要搬动2-3遍，甚至还要多。两仓邮袋搬完后，再到室内，拆袋分拣信件，从北京开车一干就是4-5个小时。我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每天1.05元的出班费，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不管天冷、炎热，我总是捡重活干，一直干了30年。

1960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自然灾害。

因为我家五个男孩每天比女孩多吃二两不算多，长期下去不得了；我老婆再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家每月至要缺少30多斤粮。我这个被军队淘汰的右倾分子被推到邮局，我只能自救。

办法一，押运一趟福州往返五个昼夜，在火车上每日两餐，每餐三两粮票管吃饱，我在家为了给老婆孩子省点粮食，少吃点，经常饿着半拉肚子上火车吃，结果在火车上吃的很多，同事警告我说，老尹饭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因为在火车上每人每日限制只能吃两餐，我从福州返回北京时，在车上吃第一餐时，我用大饭盒承回来分两次吃，吃一半留一半，天热怕坏，经常用开水烫烫留着下午吃。剩下下午这一餐，再用饭盒承回来带回家（足有一斤半米、一个荤菜）老婆孩子吃一顿。

我饿怕了，五个男孩心中无底，还不知到今后还能遇上什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简朴。我们到上海休息一天，别人在食堂吃半斤饭，买个甲级菜，我只吃五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养成面’，空着肚子第二天到火车上再去吃。因为我经常这样做，有人就挖苦我。我们到福州邮局宿舍，吴宏泰对李清亮刺笑我说：‘老尹看到地下有一份钱他去捡，捡了一手痰’；真是他们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得饥。

二是，靠靠亲戚、邻居帮助，在和平二村卖菜的王惠珍她家五个姑娘知道我家吃粮困难，每月给我家10斤粮票，姐、妹家每月再给点，就这样凑扶着生活。以后让我押运承德火车，那里没有餐车家中的吃粮就更紧张了。我每月拿凭票供给的20%的面粉到承德，一斤换一斤半的玉米面回家维持生活。以后我又看到市场上有买0.38元一斤的小带鱼，没有油煮着无法吃，那时我押运沈阳，邮政车与行李车挂在一起，行李车经常运送牛、马。到了沈阳我看到行李车地下的木槽沟里，有很多运输中漏撒的黄油与牛、马粪凝固在一起，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没有人要了。我到市场买了两个大塑料袋子，装了十多公斤带回家，把黄油加温，把粪末烧成灰烬再沉淀，炸三毛八分一斤的带鱼，吃了一冬天也没有药死。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我什么招都用了，就这样度过了33年，1993年取消粮票我家才过了粮食关。

再看我的住房. 可把我惹急了‘造反’

我感觉领导总是把我当成政治劳改犯对待。1973年我家五个男孩七口人，宋玉符家三个男孩5口人，住在我隔壁同样大的七米长，2.75宽营业厅改的房间，单位给他两居室的楼房住上了。我问付科长窦国堂：“宋玉符家五口人，我家七口人，为什么不给我？”他的回答：‘你那是干着急！’可把我惹急了，我说看着谁着急！

回家我把宋玉符家搬走的门锁一撬我占上了。因为是我抢占的房，房管局不管改修，我自己从隔壁打门住进去了，一年之后这间房子终于批给我了。

1980年之后，我家七口人住着两间7米长、2.7米宽的长筒房，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要结婚了，钱，我用的出班费准备好了，做家具的木头也准备好了，没有房怎么办？，我向管房子的郭俊英要房，他说，已经给你房子了，你的孩子结婚我们不管，让他到自己的单位要。我说，单位规定职工要够10年工龄以上才给，那么我怎么办？他回答，谁让你要那么多的孩子来！。我又问，你们让房管局给我把七米长的房子打隔断行吗？回答，你去找房管局去吧？我知道我抢占了房子他们对我不满，不会给我打个断，我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打隔断，自己做门，把长条的两间房子改为四间，一、二、三子结婚各占去一间，四、五子和我们两口共四人住在九平方米的一间。以后我实在无法住，只好自己捡砖在院门口盖了一间三平方米的小房，住了六年；我盖小房和给儿子盖厨房，我总共做了六个门。

1992年单位又分房还是不给我，我坐在党委办公室不走，要求党委书记刘兆英到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老兵住处去看看。我便质问他，你们让我住在三平方米，高1.8米的小房、下雨漏，冬天有煤气，夏天的然热你们忍心吗？。以后给了我沙子口一间12平米的南房；终于有房住了。

有一次把我气急了 真想把副科长窦国堂的腿砸断

77 年我押运北京至牡丹江的邮车，北京缺木头王振明等人在牡丹江有熟人，给他很多的像铁道枕木一样的木头，用邮车带到北京。按着铁路规定是不准带。我看到别人带我也想带，但是没有门路。这时哈尔滨我有个哥哥，我对他说，我的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你能否给我找几块。他给我了八块两米长的木板，捆了两捆送上邮政车让我带到北京。没想到窦国堂半路从锦州上邮车，被他发现，他当时不说，被他跟踪。到北京站他坐在站台上看我怎样拿走。邮件卸完后，我从车后门将两捆木头卸下扛着就走，窦国堂下了站台就跟踪我。我停下，想对他说说木头的来由，承认错误让他放过，结果他离我十多米也停下。我生气了，扛起两捆木头继续走，我在想你要从我肩上拉木头，我就借你的力量倒在你身上，砸断你的腿，把事情闹大，进法院解决。结果窦国堂没敢动我。我没进值班室交班，扛着两捆木头（由北京站后门到和平二村有两公里）回家了。以后窦国堂快速的进了值班室，对值班员霍安远下命令说：‘老尹扛着两大捆木头走了，你们快去追！’值班员急速出动追，没有追上又返回了。第二天我应该到科里去学习，我知道一定要点名批评我，结果我没去。第三天下午又让尹传霞到家传我，让我到单位，我还没去，我知道我惹事了。

借此机会我以守为攻给我补贴 40 元

第四天该我出班把我扣下；我发牢骚的机会来到了。工会主甄西汉提前把一间房子摆上三张桌子，铺着白布，上面放着暖壶和茶杯，让科长、科员就位，让我进去受审。我进门一看，科长王丰年坐在当中，右边是科员，左边是工会主席，摆设很严肃，真像个审判室，我站在桌前科长审问开始了。

问：你为什么前天不来学习？

答 : 天气结冰了，我的五个孩子还没有棉鞋，到大红门我姐姐家借钱去了。

问，你的两捆木板从哪里来的？

答：我家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我哥哥在哈尔滨他知道后给我的，你们要罚我，我可以拿运费。但是，我不承认错误，你们不管我，我还不能自救吗？

科长王丰年与甄西汉工会主席点点头说：‘给他补助点’。 1977 年，我这是第一次得到 40 元得补助，给五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棉鞋，又渡过一个冬天。

我的孩子就业难

我总是认为，他们把我当成劳动改造政治犯对待。比如说： 92年邮局大楼盖好了，缺空调制冷人员，我的五儿子，正式制冷学校毕业。我找管人事的刘小明问：咱们要不要制冷工人，他说要。我又问需要几个，回答要三个。结果连我儿子来了三个。由五月一日实习到七月一日，他带来的那两个人被留下，把我得儿子哄回家了。管人事的换了一位姓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儿子了？他回答：‘用人的单位要我们就要，用人的单位不要我们就不要’没有什么原因。第二期北京西站建起，邮政中心局需要60名司机。这时我四儿子在内燃机总厂下岗，（他有大小汽车司机本子）。我找姓段的人事，他开始说：‘人数够了’，我说我在本局干了30年连个接班的人都没有，您看看插进一个去吧；他一拍屁股说：行。结果无影无踪了。

小结，我到邮局三十年的生活背了30年的政治抱负，使我的孩子吃饭、住房、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直到退休我的思想包袱才慢慢地放下。

要问我是怎么放下包袱的？我找到原因，主要是国家穷，政局不稳，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狼多肉少。干部先上楼台先得月，吃到肉的高兴，吃不到的骂大街，这些都一些自然规律，不愿毛泽东共产党。要问为什么贫穷？建国时毛泽东就说中国一穷二白，我说一点不假，把几代老祖宗储存的金银财宝全被国民党转到台湾，再加上国家三年半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能不穷吗？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要国防建设、还国家的基础建设，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中国的老兵太多了照管不过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博文《人生的价值不是当官,而是为人类付出的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33f730100fy4p.html

• 【转发】抗美援朝老兵以亲身经历谈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