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路遥《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 瓦斯

从“劳动”到“奋斗”

——“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对于《平凡的世界》90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入手，在“改革”的历史语境中，以“劳动”为线索重读《平凡的世界》。在细读的基础上，笔者指出“改革”所解放的“劳动”所包含着的“改造世界”与“改造个人”的双重面向，在“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移中，前者不断弱化，后者不断凸显：“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世界”的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成为精神世界的问题。作为“改革文学”一次伟大的失败，《平凡的世界》提示了如何赋予“改革”以准确的“形式”。

关键词：

路遥、《平凡的世界》、“励志型”读法、劳动、马克思、改革文学

一、“励志型”读法：从“劳动”到“奋斗”

初冬的风呼呼地刮着，夜色从大地升起，渐次笼罩着茫茫的大平原。望着眼前的一切，我进退两难，欲哭无泪，心情降到了冰点。就在这困难的时刻，我蓦然想起了路遥，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在街头秋风秋雨中茫然无路却咬牙坚挺的孙少平。[1]

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2]

那些打工者，我的采访对象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是从这种盗版书上读路遥的，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它为他们艰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路遥是谁，甚至连路遥和琼瑶都分不清楚。[3]

以上所摘引的，来自于李建军主编的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以及邵燕君所组织的北京大学一年级某班的读书调查报告。几位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意在证明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受到学界“冷遇”的《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欢迎。不必引述他们具体的分析，面对《平凡的世界》数十次的再版，几百万册的销量，这近乎是一个“常识”。[4]当年退掉《平凡的世界》的《当代》编辑周昌义就曾感慨到，“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5]一方面是在大刊上无法发表[6]，问世之后又长期被当代文学史所忽视[7]；一方面是在普通读者群中广泛传播，无论销量或声誉都令人吃惊。《平凡的世界》所带来的这种“分裂”，让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颇为尴尬，有的研究者据此提倡路遥的精神境界与人道主义情怀，有的研究者则将对于路遥的怀念批评为是一个“仪式”。[8]

限于文学观的不同，对于“路遥现象”，研究者有各种分歧与讨论。然而，一个必须破却的前提，就是将其限于文学内部予以阐释。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如同笔者所引述的，普通读者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后感，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奋斗”，“《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9]。路遥的读者群，有着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对于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对于《平凡的世界》这种“读者接受”的方式，笔者称其为“励志型”读法。

《平凡的世界》广泛传播所触及的“真问题”正在于此，正是在这种“励志型”读法的作用下，《平凡的世界》在学界长久的忽视之外，依然保持着特殊的“经典地位”，以及作为“长销书”典范的巨大销量。然而，这种被视为“自然”的“读法”，高度关联着90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市场”丛林法则、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剧烈、社会福利缺失、资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团僵化——底层的“流动”越来越艰巨，越来越依赖于“超强度劳动”，“精神”的力量因此被不断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励志型”读法可以被视作“90年代”的一个发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长销”。

真切地理解路遥，必须意识到，无论是路遥面向时代写作的文本自身，或是作为社会症候的“路遥现象”，都是高度嵌入在8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当下重读《平凡的世界》，不仅仅要在“新批评”的意义上“细读”文本，而且要重视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法”的“再解读”；或者直接地说不能仅仅将《平凡的世界》看作一部封闭的“经典名著”，而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视野中予以把握——无论是作家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或是读者的“读什么”与“怎么读”，都是与“历史”密切互动，联系着“改革”这个“三十年”的“关键词”。正如罗岗所分析的，“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10]从这样一种“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入手，笔者尝试重读《平凡的世界》。

从“励志型”读法返顾《平凡的世界》，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孙少平们的“劳动”——不能被轻易替换成以承认既定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奋斗”[11]。90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回避了劳动主体之外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劳动”持有一种偏狭的理解：“劳动”被理解为嵌入固定经济结构之中的“工作”，孙少平们的“奋斗精神”被想象成“个人奋斗”式的自我实现。某种程度上，孙少平被读成了来自黄土高原的“外省青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堕落”的“拉斯蒂涅”。

然而，孙少平绝对不是“拉斯蒂涅”的延续。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孙少平从来没有尝试以“爱情”作为超越“阶级出身”的手段，换句话说，孙少平拒绝在婚姻市场上将自己的情感与身体资本化。将一切可以出卖的与不可以出卖的一切推向“市场”，是“漫长的19世纪”的“价值规律”，鲍赛昂子爵夫人对于拉斯蒂涅的教育痛快干脆，“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但是和站在高老头的墓穴前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的拉斯蒂涅不同，面对更好的“机会”，省委副书记女儿的爱情，孙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虫（无论是家庭或是体制的庇护）的虚荣，而是劳动者的尊严——他是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同叙述人就此感慨的，“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12]。甚至于，他宁可蹲在黄原城的东关大桥头当个揽工汉，或者在铜城大牙湾煤矿地下一百米的掌子面上挖煤，也不会考虑借助田晓霞的关系，实现自己的“成功”。“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13]和当下北京、上海野心勃勃而不惜手段的外省青年相比，孙少平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我们这个丧失记忆的时代深处。

二、“劳动”的双重面向：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

理解孙少平，必须回到80年代“改革”的历史语境。“改革”对于“劳动”合法性的承认（比如作为“改革”的“起源性神话”，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小岗村[14]的叙述），题中应有之义，在于历史主体的“解放”。孙少平们的“劳动”，必然包含两个面向：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换句话说，“改革”所召唤的“新人”与“新世界”，是在互动关系中不断形成的。“劳动”作为历史实践在改造着劳动主体的同时，也在改造外在世界。进一步说，在“改革”肇始阶段不乏天真的想象中，改造世界也许更为重要，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一直存在，只不过是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住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首先是针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确实是一场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社会主义，那是荒谬的。”[15]甚至于，“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6]“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7]

由此，在“改革”的语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个人”，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展开的“新世界”，充满着巨大的可能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故而要“摸着石头过河”，故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呼唤着孙少平与孙少安们的“大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为什么“80年代”如此让人念念不忘，不是结果，而是承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不仅仅关注孙少安、孙少平的命运，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作为“改革派”的田富军们。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囿于“纯文学”的限定，将其理解为“败笔”，“笔者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18]“而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19]如果不在“改革”的语境中重读《平凡的世界》，而是仅仅谈论“艺术”，田富军之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然而，这是路遥所理解的文学的必然性，除非不写，如果写了“孙少平”，必然要写“田富军”。作为“最关心、思考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20]（对路遥而言，这绝对不是敷衍之辞）的作家，这种“必然性”粗砺沉重，不是“精致的瓮”所能承担的。“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自上而下”，离开“改革派”的呼应，难以想象孙少平一家乃至双水村命运的巨变。换句话说，《平凡的世界》可以也应当被读成“双主人公”：田富军与孙少平所形成的共同体对于“改革”的承担。

然而，孙少平被解放出来的“劳动”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面向，不断地被弱化。在《平凡的世界》中，这还是一种暗示甚或寓言，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点成为坚硬的现实。在这里，先不必检讨9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调整[21]，就以《平凡的世界》出发反思“80年代”，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田富军”和“孙少平”缺乏有效的关联方式。小说中二者的联系，仅仅是通过田晓霞的“爱情”，这种“爱情”又是高度去阶级化的，更近似一个空洞的能指。对于田富军而言，孙少平的存在，依赖的是虚拟的想象性，而且是通过热恋中的女儿难免带有虚幻、夸张色彩地“转述”：“我从晓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22]饶有意味的是，他把田晓霞的日记——作为“遗物”——比较罕见地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处理：“她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23]在似乎体贴、关心孙少平内心创痛的同时，这也是失去女儿的父亲对于外在于这个家庭的异质性因素的排斥，毕竟，孙少平始终是“局外人”，田富军对于彼此的界限，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非常清醒（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表达当然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某种程度上，凭藉田晓霞的关联，田富军（“改革派”）曾经是孙少平（“改革之子”）“假想的父亲”，但这种饶有意味的“父子”关系非常脆弱，随着田晓霞之死而彻底完结。

“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过渡”，总是生气勃勃的，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当田富军凭藉着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的推动，由县革委副主任、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地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市委书记时，“改革”的伟大承诺所释放的“可能性”逐渐地“体制化”。蓦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孙少平们，从“旧世界”中挣脱出来，却发现无处可去——“新世界”诞生的同时，已然在不断封闭。在《平凡的世界》中，典型的表现是“身份”越来越“敏感”，以及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差异。比较少安（乡镇企业）、少平（民工/矿工）、兰香（考上大学）三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同样受“改革”所催发，唯一谈得上有光明前景的，恰恰是最“体制化”的兰香，少安、少平的命运始终处于阴影中。小说结束于1985年，尽管路遥无法预见未来，但已经有不祥的暗示：少安的砖场在历经坎坷后度过危机，然而妻子秀莲得了肺癌；少平在井下救人，被一块“大矸石”毁容，“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楞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24]。90年代乡镇企业倒闭、矿难频发等等现实，更加印证了少安、少平们的未来。

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是，《平凡的世界》结尾处，毁容的孙少平重返矿山之前，“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25]。这是非常富于“80年代”意味的场景：一个煤矿工人，心怀“人类未来”，把自己的工作（生产“原材料”）与宏大的历史远景自觉地相结合。

然而，《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极有可能是一本不存在的书。笔者通过国家图书馆的搜索系统，查询不到该书的任何信息。饶有意味的是，这并非是路遥的“杜撰”，笔者在1988年第1期的《读者》上，查到了这一书名的出处——来自于《撒切尔夫人大选前的一天》一文，《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出自该文最后一段：

20点30分

回私人往宅。由于她那令人敬仰的家里既没有厨师，又没有侍者，所以撒切尔夫人要自己动手做晚饭。她用的是冷冻的肉和碗豆胡萝卜罐头，从不用餐后甜点。

首相的饭量很小，因为她时时都注意着自己的线条。在丈夫德尼·撒切尔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她在烟雾中放上一张玛莱的唱片，在长条沙发上一靠便又工作起来。

她在闹钟敲响12下时才睡觉。这天晚上，她睡前看的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这篇臆想着撒切尔夫人日程安排的文章，带有明显地“读者腔”，一厢情愿地幻想一个既有“情调”又有“格调”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于1987年6月连任首相），《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原本是英国首相的睡前读物。这篇文章在《读者》上刊出的同时，路遥正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允许笔者大胆推测，路遥当时读到了这一期的《读者》，之后借用了这本《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有意味的是，刚刚从农民转为矿工的孙少平，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领袖因此分享着同样的“知识”。然而，这种“普遍性”的“科学知识”背后，是对世界全然不同的规划。孙少平以为自己在原材料面前能够保持劳动主体的地位，他不会想到，伴随着“80年代”的终结，这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这才是真正取之不竭的“原材料”。矿工这类“劳动力”，沦落到连原材料也不如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将由挖出多少煤来计算；双水村的后代们，将被“看不见的手”驱赶到矿井中，生产出“带血的煤”。这是历史一个残酷的玩笑。[26]

从“劳动”入手，“劳动者”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移。由此，“劳动”丧失了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改造世界”的面向越来越弱，“改造个人”的面向越来越强，“劳动者”的“劳动”被深深嵌入到不断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变成不及物的生存手段，以及充满幻觉的改变“阶层”地位的合法化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世界”的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成为精神世界的问题。[27]如同马克思的论断，在“异化”的劳动关系中，“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人才能是工人。”[28]当“改变自己、适应环境”成为这个时代丧钟般的座右铭时，[29]孙少平乃至于《平凡的世界》是“80年代”残留的神话，在“改革”肇始阶段的含糊、犹疑、未完成中，封存着复杂的面向。

三、《平凡的世界》与“改革文学”

对于《平凡的世界》的重读，值得我们再一次反思“文学”与“改革”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一个似乎已经过时了的话题，“文学”如何反映“时代”。笔者上文所讨论的《平凡的世界》所牵扯的“改革”的复杂性，简要概括地话，大致可分为：第一，《平凡的世界》对于“改革”的叙述，包含着“改革”的别样的可能性；第二，《平凡的世界》所叙述的“改革”，本身就暗示着90年代以来“改革”的“走向”。以上两点似乎彼此矛盾，但是这种“混乱”，恰恰对应着“改革”肇始阶段的多重面向，小说中所折射的矛盾状态，反而弥足珍贵。对于“重返80年代”而言，其关键未必是要找到另一种“真理”，而是激活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文学”的或是“历史”的。更重要的是，激活“文学”的同时，更是激活“改革”——在“文学”的意义上激活“改革”，意味着激活对于“改革”的“想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30]。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笔者称之为“改革文学”。

由此，路遥的问题成为一个“文学史”问题。众所周知，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改革文学”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其内涵与外延相对确定，所指代的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等等。有意思的是，尽管路遥有非常明确的自我期许，“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31]但是《平凡的世界》从不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尴尬”的无名状态。

在笔者看来，《平凡的世界》当然是“改革文学”，但不是当代文学史教材中的“改革文学”，那个作为“常识”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意义上的“改革文学”。这一方面，是“改革文学”自身的局限（不仅仅是“文学”的局限，更是“改革”的局限），比如对于改革的“数目字”理解，将“改革”理解为经济改革[32]；以及对于“改革派”的过分重视[33]，忽视了普通人的情感与命运[34]。因此，“改革文学”只能不断生产出《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这类“大厂”的“英雄传奇”，或者认同“改革派”“特权”的《新星》等等。[35]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提供了取代“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案，并且得到了文学场域的认同。相比较而言，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学”甘于成为“改革”的“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赋予“改革”以“形式”；“先锋文学”体认到了这一点，但其试图实现“形式”的“独立”的方式是回避“内容”，以退却的方式保持自己的自洽，殊不知没有经过与“内容”顽强的“搏斗”，“形式”本身也就无所谓存在。如竹内好指出的，“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36]某种程度上，“先锋文学”同样是“时代”的反映，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尽管“先锋文学”一贯地“伪装”手法是将“形式”叙述成“内容”。[37]——一个补充是，和“先锋文学”相对立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底层文学”，底层文学尝试对于社会结构做总体性地颠覆，但是这种“激情”由于回避了复杂性，缺乏真正的力量，容易沦为一种姿态，而且是一种容易上瘾的概念化的姿态。

重新打量“改革”这三十年来的文学进程，粗略地概括的话，就是一个“先锋文学”取代“改革文学”的过程，或者“现代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并非完全等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互相重合）。这未必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天体物理或生物科学差异如此之大的文学，是否也有“规律”存在？），反而可能是借助了非文学的力量（是否是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同谋”的结果？）；这未必是文学的胜利（文学“纯粹”到了与普通读者无关，或者堕落为消费读物或职场指南），反而可能是文学的失败（直率一点讲，当下的“文学”既不“美”，也没有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文学”可能是三十年来最不该被遗忘的文学运动。[38]然而，就算我们不无天真地打破历史的框架，以《平凡的世界》来代表80年代“改革文学”的成就，依然不能让人满意。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各自的“大时代”完成了永恒的杰作（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赋予伟大的时代以伟大的形式），三十年来，我们却还没有找到属于“改革”这个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大时代”的“大作家”。非常遗憾，尽管笔者很看重《平凡的世界》，但是不得不说，《平凡的世界》无法承担这个使命。

如果要下个定论，《平凡的世界》还是失败了，只不过是作为“改革文学”一次伟大的失败。[39]《平凡的世界》的失败在于，对于文本中无法缝合的罅隙，即“新世界”不断展开的同时不断地“体制化”，路遥只能用“浪漫主义”的方法予以回避（这种廉价的处理方式注定《平凡的世界》无法跻身伟大作品的行列），往往落实在“超阶级”的爱情上，即用爱情的“魔力”超越“身份”的巨大鸿沟：孙少平/田晓霞，孙兰香/吴仲平（兰香大学同学，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之子），等等。

并不奇怪，田晓霞不得不死，小说中那场莫名其妙的洪水，唯一的目的就是淹死这个麻烦的女人。如何处理这种对于阶级结构的僭越，路遥没有办法回答。或者，就是既真实又伪饰地（二者并不矛盾）地告诉大家“真相”，且看另一对孙兰香/吴仲平是怎么克服这种“障碍”的，小说中用了一章描写兰香去吴家作客之前，对方父母对“农村人”的“不乐意”：

老伴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她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后，就又和他嘟嘟开了：“农村人！哼，我们家将有个农村来的儿媳妇！”

“农村人怎？我也是农村出身！”吴斌反驳道。“卫生习惯，智力……”

“你连面也没见，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至于智力，她考入那个大学就说明她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吴斌不由讥讽地对老伴说。[40]

不要误会，不是作为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吴斌有更高的思想境界，除了做个姿态外，他的想法，和老伴似乎并无不同：“他一开始也不乐意。按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中央领导，这门亲事很理想。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学生，漂亮、聪敏、又懂事；她早就看上了仲平，但仲平却连一点兴趣也没，结果找了个农村姑娘！”[41]幸好，经过“大学”的锻造，兰香“没一点农村人味道”：

五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一见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味道，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仲平他妈一改过去的态度，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吃饭的时候，她坐在兰香身边，不断给她往小碗里夹菜……[42]

这次“见面”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冲突：城/乡、官/民、男/女。[43]有意味的是，以后者对前者的“认同”而和谐，兰香在不无“伪饰”色彩的抵抗之后（比如宣布不坐“单位的小车”，作者在此特意宣布，“最后，像通常一样，男人屈服了女人”[44]，似乎以此来证明兰香的主体性），在根本上还是以“他者”的标准“改造”自己，尽管这种“改造”的过程是未必自省的。[45]这正是“成功”的兰香和“失败”的孙少平的关键区别，进一步讲，“认同的政治”与“阶级的政治”的冲突就在这里。小说中有一段值得精读，从煤矿到省城看望兰香的少平，感到“似乎都不认识她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46]尽管城里的妹妹和朋友们热情地招待少平，但是少平的感觉很独特：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象孩子一般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可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47]

少平的“执拗”就在这里，他和“黄土地”有一种悲剧性地关联。他始终不肯被驯服，不懂得放弃“落后”的来与“先进”的“接轨”。在少平与兰香这种深刻的差异性之间，本来可能产生爆破性地张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觉。但是非常遗憾，路遥害怕自己发现的问题，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作品吓到了，其解决办法是用大量“装饰性”的语言将“问题”滑过去。并不奇怪，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往往要遭遇这类杰出与拙劣奇妙地混杂在一起的句子，比如著名的结尾：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如果没有“蓝天”、“太阳”、“永恒”、“青春”、“生命”这些腐烂的词汇，这个结尾能更加动人。必须强调，路遥不是写得“不好”[48]，而是写得“不准确”[49]，由于无法“准确”，只能用装饰性的词汇滑过这个问题。[50]他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面对的时代，使艺术世界中的万物如其所是。

路遥的失败，展现了文学的困境以及宰制文学的“改革”的困境。《平凡的世界》提示我们：“文学”如何回应“时代”，或者说“改革”相对应的，是怎样的“改革文学”。如何将“改革”准确地[51]“文学化”，赋予“改革”三十年来的“内容”以“形式”，是摆在所有对于文学依旧存有希望、始终不放弃雄心与抱负的作家与批评家面前的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学没有对于“另一种可能性”的不屈不挠的尝试，而仅仅是甘心成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52]？在这个意义上，特里·伊格尔顿所范导的“革命批评”非常重要，“其目标是使文学研究最终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53]毕竟，对于不断延展的“改革”的世界而言，有必要再次重温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