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胡耀邦传记 -- 海峰

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

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胡乱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乱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先回来三、四十人，xx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

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 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xxx、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乱邦的恩情吗？

《回忆感悟西藏》里说到：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采访群众，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想不通”：…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刘伟西记者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传统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四、提干、招工、加薪

大量内调汉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他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他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

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

达赖喇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其洋高参们的指点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酱红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广播、派特务去西藏活动外，还以亲自接见与摸顶（藏人传统，被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摸顶会交好运）为诱饵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达赖喇嘛无钱包养他们，于是改变策略，他利用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他深知：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喇嘛书记”伍精华不知是计，反而大加欢迎，将他们奉为上宾。有人这样描写流亡活佛衣锦还乡的场面：

“活佛回来啦！”活佛乘着中国政府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众人欢呼，有人下泪。“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

活佛还串家走门，自古以来活佛何时亲自走进藏人家里？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达赖喇嘛的照片、像章、录音带、语录与小册子，还有他用过的法器、垫子与衣帽，带着大量布施走了。

“藏历5月15日达赖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现了！”

有个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55）。

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