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说西藏 -- 赫克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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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1.后吐蕃时代

西藏最强大的时代是吐蕃,也是西藏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时代,此后不断被其他民族征服。唃厮啰属于青海,与西藏无关。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也叫牛魔王,灭佛,灭的相当彻底。大致与他同时代的唐武宗灭佛,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反倒把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宗教灭了,比如摩尼教,彻底成了地下宗教。

《西游记》是否以此为蓝本呢?有可能,佛教的典型动物是狮子、白象,向雄意为大鹏。佛陀是六牙白象托生,佛说话也叫狮子吼。狮驼岭战役是《西游记》中最重要、最曲折的战役,如来御驾亲征,猴子大战青狮白象大鹏。反正料在这,怎么论证都可以。

朗达玛被亲佛教的人刺杀之后,吐蕃两拨贵族各拥立一个皇子打内战,哥俩都没获胜,反而导致贵族坐大,国家分裂,越分越小。西藏出现了一大堆小国,有的以赞普家族为王,如阿里三围,有的是原来的吐蕃大臣的后代,例如吐蕃著名宰相禄东赞的后代,做了乌斯藏13万户中的蔡巴万户长。

总之,吐蕃灭亡到蒙古人入藏的400 年间,西藏政治上处于无序状态。宗教方面,渐渐的佛教缓过劲来了,有上路传法,下路传法等等。喇嘛教的教派,无非黄红白花,最古老的是红教,也叫宁玛派。

插一句,按喇嘛的说法,达赖是观音菩萨转世,北京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叫文殊大皇帝,藏文叫“绛央贡玛”,绛央是文殊的异译。文殊的地位高于观音,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啥西藏会臣服于北京。否则,堂堂观音菩萨怎么会被蒙古、满清、天朝征服。如此,则大家的理论都是自洽的。达赖再憎恶太祖,也得承认太祖是文殊菩萨。只不过这尊文殊强大的令人发指,观音他们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跑路。

宁玛派或红教是四大教派中最古老的,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最接近。叫宁玛派未必记得住,叫红教好了。前面说了,牛魔王灭佛很彻底,此后数十年西藏佛教几乎绝迹,由此可见,佛教在吐蕃时期没有深入民间,更像贵族们附庸风雅的玩意。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佛教绝迹几十年,为啥宁玛派能和吐蕃联系上呢?因为红教的大和尚们喜欢考古,挖出不少牛魔王灭佛时期和尚们埋藏的经书,学名叫伏藏。很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伏藏的可信性的,更多的人认为红教伪造经书,埋到地下再挖出来,因此,在12、13世纪以前,其他喇嘛教派别的所谓有学问的人,都不承认宁玛派是西藏佛教的一支。转折点在13世纪,《青史》记载,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1182—1251年)—大元帝师八思巴的伯父,在香曲河谷塞兴地方古寺中发现了宁玛派人相传由莲花生所传《金刚撅》的梵文原本,这才使不承认宁玛派是佛教的人不再说什么了。

另一方面,吐蕃灭亡之后,西藏的土王们从印度请了不少高僧来西藏传法。吐蕃的佛教以印度佛教为主,汉地佛教的影响几乎没有。红教把吐蕃灭亡后请来的印度和尚作为祖师,间接与吐蕃时期佛教拉上关系。

红教的另一大影响来自苯教,就是萨满教,吐蕃本地宗教。所以红教出现的早,融合了印度小乘佛教与苯教的诸多特点。特征是巫术、法术多且血腥,后世说的喇嘛教的恶行,多来自红教。

理论上说,佛教是劝善的宗教,以慈悲为本。作为统治者,对宗教的需求,既有宣传道德,规范言行的一面,也需要杀戮刑罚,震慑人心的一面,两手都要硬。红教恰好能满足后一种需求,比如每逢藏军出征时,达赖都要请来红教僧侣做法师。一番跳大神之后,把几个倒霉蛋剥皮抽肠,具体细节我就不知道了,据说极为血腥恶心。

许多活佛和贵族,表面上信黄教,暗地里也信红教。比如著名的黄教领袖达赖五世,就暗中修行红教,至于修行啥科目,我就不知道了。

红教的信众不多,他能活下来在于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黄教需要一个唱红脸的吓唬老百姓,红教最适合。《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第三篇 宁玛派》总结的好,【当时社会经济是封建农奴制,五世达赖对农奴又规定了残酷的处刑则例,把农奴更严格地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加强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农奴自身毫无权利的处境。这种残酷的统治,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势必要利用当时社会上对鬼神、咒术等等的迷信,借助于神权和狞恶的鬼怪形象,以及野蛮的仪式(如用鲜血淋漓的人头、人心等作供神的祭品,等等)来维持他的残暴统治,因此,五世达赖选中了宁玛派。虽然自宗喀巴以来,黄教中的上层人物是反对这些东西的,但是,自五世达赖以后,抓统治权的人(例如颇罗鼐)和黄教掌握行政权的上层喇嘛,也都是或则支持宁玛派,或则自己兼学宁玛派密法。所以,从此以后,宁玛派就一直维持了下来,历届噶厦政府每逢遇到重大事件(如战事、灾疫等),都要请桑耶寺中宁玛派的为首僧人作法禳解,以抬高宁玛派在藏族社会中的地位,来加强宁玛派对人民的恐吓作用。】

《金瓶梅》只提到喇嘛教一次,65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为之大办丧事。【到李瓶儿三七,有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经,穿云锦袈裟,戴毗卢帽,大钹大鼓,甚是齐整。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亦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花米行香,口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侞(rú)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缨络琉璃,项挂髑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螭,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戟,朱发蓝面,丑恶莫比。午斋以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往坟上破土开圹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

作者显然很讨厌喇嘛教,特意指出他们喝荤酒。我怀疑赵喇嘛属于红教。红教是喇嘛教中的活化石,生存下来全靠其特别之处。按现在的话说是 精分,有明确的用途和受众,虽然受众小,但少不了它。

在后世的政治和宗教发展中,红教只是个点缀,谁在台上都少不了它。杜月笙曾发过牢骚说,当局用我们黑社会就像用夜壶,着急时拿来用,用完了还嫌脏。宁玛派在西藏宗教界的地位,类似杜月笙所言的黑社会。

镇压是军队法庭监狱的事,啥政权都少不了。红教的作用是吓唬。政府当众砍犯人的头,固然也是吓唬,但那是官方行为。官方需要一个不脏自己的手,也能吓唬百姓的玩意。这个叫吓阻,属于预防性质。百姓犯罪再杀,是惩罚,事后了,罪已经犯了。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

扁鹊说我的医术并不高,我哥哥才高呢,人还没犯病呢,他就能看出来:“王独不闻魏文王之问扁鹊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故良医化之,拙医败之,虽幸不死,创伸股维。”。

除了血腥暴力,用途单一而特殊的红教,西藏的政教,是花、白、黄三教的斗争。黄教出现于明初,与老朱同时代,比花、白两教晚的多,所以只能先说花、白两教。

吐蕃灭亡到蒙古征服的400 年间,政治上是诸侯割据,小国林立,互不统属。宗教方面,也是教派林立,谁都不服谁,各教派的教义差别不大,主要看师承。在这种政治格局下,统一的教会自然无法形成。

统一的教会只有在统一的罗马帝国和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出现过,帝国的解体与宗教的分裂同步。政治和宗教是相辅相成的,小国林立的情况下,跨国的教会不可能在两国争端中完全中立,除非这个教会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如教皇国。

各地的寺庙和土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家相互利用,互相吹捧。早期的寺庙,还是和尚们创建,座主或堪布师徒相传。土王提供布施,换取和尚为自己祈福,难听点叫麻痹百姓。

不过局面很快就发生变化了,贵族会把子弟送到庙里当和尚。贵族出身的和尚,也是大和尚的徒弟,继任座主的概率比农奴出身的高多了,于是经过几代人下来,座主成了土王的子弟。理论上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但和尚会有兄弟、侄子,贵族座主会让侄子,甚至出家前生的儿子进寺院,做自己的徒弟,于是寺院座主成了土王家族的世袭的宗教职务。

举个例子哈,白教的大师达布拉结,把座主地位传给了侄子。《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第6篇 噶举派》说:“达布拉结在岗波住了30年左右,有不少著名的弟子,但在1150年他把岗波寺座主的职位传给了他的侄子贡巴粗墀宁波(sgom-pa-tshul-khrims-snying-po,1116—1169年,此人是他所传的密法的继承人。《西藏王臣记》译作“达布岗楚”),他自己在1135年去世。他死后,岗波寺座主的职位,多由他这一族的后辈继承,有时由前一任座主的弟子担任。达布拉结的族人也聚居在这一带。”

再如元朝著名的帝师八思巴,早年被他的伯父萨班带去见蒙古宗王阔端。萨班是花教的教主,作为和尚没孩子。但萨班有弟弟,弟弟的儿子就是八思巴,是他的继承人。萨班、八思巴的关系是当时西藏政治、宗教结合的典型案例。土王把子弟送进庙里做喇嘛,获得座主地位,控制寺院。之后,土王兄弟中的大哥做和尚,至少留一个弟弟做俗人生娃。座主的地位,由伯父传给侄子。

蒙古大军的统帅是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1206--51),此人是窝阔台诸子中最出色的一个。阔端的先锋大将多达那布发现,西藏没有统一的政权,不像金国、花剌子模。这种国家或地区的好处是容易征服,因为没有强权组织抵抗,缺点是难以治理,各地方没有服从中央的传统,自由散漫惯了,喜欢造反。我们看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

1240年,扫灭西藏的一点点零星抵抗之后,阔端的大将多达那布向阔端建议,为了长治久安,应该找个当地的头面人物出来,加以笼络,让他代表蒙古帝国统治西藏。以西藏的现状,从高僧中选最合适,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高僧,也是地方豪强,能同时代表政教两界。

多达那布的建议也是蒙古帝国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大力利用宗教,最著名的当属全真派道教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当然丘处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没有搭理同样在拉拢他的金国和南宋。在三方都找他的情况下,他果断选中成吉思汗,不顾年老体衰,从山东万里迢迢跑到中亚去见老铁,一举奠定了全真教的地位。

《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布写了一份报告,我称之为《多达那布报告》,报告对西藏的各教派做了详尽比较,至于选择哪个教派做蒙古的代理人,最终还得阔端说了算:“此边徼藏地,蕞林(寺院)最多者,唯噶当派(噶丹派,后来被黄教吸收);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达垄塘巴,白教帕竹噶举的分支达垄噶举的教主);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白教帕竹噶举的分支止贡噶举的教主);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萨班,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或花教的教主,1182--1251)。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

后面的事情,各书的说法不同。《西藏王臣记》说,拿到西藏做封地的阔端,直接选中了花教及其教主萨班家族,请他们来见自己。萨班的前任也是伯父吉准-扎巴坚赞对他预言:“汝于晚年,有戴飞鹰之冠,履猪鼻之靴,言语种族与我迥异之他国使者前来敦请,能于不闻三宝名处,如来正教必将大兴也。汝应前往,切勿迟疑。”萨班想起伯父的预言,认定应在蒙古人身上,带上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上路去凉州拜谒阔端。

1564年成书的《贤者喜宴》记载,多达那布入藏先迎请白教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也叫法主-京俄仁布齐本名扎巴炯乃(1175--1255)去西凉,京俄推谢了,劝他们去请萨班(该书下册1416页)。京俄大师是日后推翻萨迦帝师政权的帕竹政权的始祖,关于他的事后文再细说。

据说萨班初亦托言年老,辞不欲去,后来阔端下了一道敕令。成书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记载着敕令之语,其中有:若(萨班)以老迈为辞,则昔日释迦为利乐众生,作出何等施舍牺牲,思之,岂不违反学佛誓愿;且亦不惧我依边界律令,将遣大军前来问罪,蹂躏众生,烦苦汝心,故应以佛法和众生利益为怀,速来为是,我将使汝管领西方僧众(《萨迦世系》德格版67页)。可见萨班当时西凉之行是逼于形势,他并不想去投靠蒙古人。《汉藏史集》载,萨班留下徒弟仲巴-释迦桑布管理萨迦寺的世俗内务。侄子八思和恰那多吉与萨班同行,这时两人都还年幼,亦随之同往。途中走了3年,丙午年(1246)到达西凉,适皇子阔端去参加选举其兄贵由为大汗的会议,丁未年(1247)阔端始返回西凉,施主皇子和受供喇嘛两方才见了面。此事是止贡巴京俄大师促成的,故临行时止贡巴还送了大量礼品(《贤者喜宴》下册1366、《汉藏史集》266页)。

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说阔端的第一选择就是萨班和花教而萨班也给予了热烈响应。第二种说法说阔端的第一选择是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京俄大师显然看不起野蛮的蒙古人,把球踢给了萨班,萨班无奈之下才去见阔端。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当时花教的势力远远不如白教,白教控制的地盘、财力都高于花教。萨班唯一可能比京俄大师强的地方,在于他的学问更高些。

萨班是萨迦班智达的简称,原名昆-白丹伦珠,或昆-白丹顿朱,前者意为具德天成,后者意为具德义成,法号衮噶坚赞。昆(‘khon)是姓氏,《元史》做【款】,是【昆巴吉】的缩略语。《西藏王臣记 萨迦世家》记载,昆家的祖先是天神,传到雅邦吉,杀罗刹迦仁查麦,夺其妇雅仲斯玛作为家室,产生一子。因与寇仇结合所生,故子名为昆巴吉,意为仇中生。

班智达(pandita)是梵语,或译作潘迭特,简称为“班”,是精通五明学说者的称号。五明分为大五明、小五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卷二解释了大五明(rig-gnas-che-lnga):“一曰声明(sgra-rjg-pa,梵文文法),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也做工巧明,bzo-rig-pa),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gso-ba-rig-pa),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tshad-ma或gtan-tshigs-rig-pa,佛家逻辑),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nang-don-rig-pa,佛学),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小五明(rig-gnas-chung-lnga)有《诗词》(snyan-ngag)、《韵律》(sdeb-sbyor)、《修辞》(mngon-brjod,即一词多义与一义多名之学)、《歌舞戏剧》(zlos-gar)、《星算》(skar-rtsis)。大小五明几乎涵盖了古代所有已知的文理工科知识,精通五明者放在啥时代都是顶级大学者或学霸。

萨班的学问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传,他是【萨迦五祖】中的第4祖,前3祖的学问自然会传给萨班,侄子八思巴则是第5祖。另一个学识来源更被人称道,著名的印度超岩寺末代座主班钦释迦室利跋陀罗 (sakyasribhadra,1127--1225),在信仰伊斯兰的不断南侵的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压力下,于1190年代来到西藏,为萨班授具足戒。班钦的“班”,前面解释了,意为班智达,精通五明;“钦”意为大,班钦就是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跋陀罗是他的本名,室利跋陀罗为梵语“贤德”、“吉祥贤”之意,藏语为白桑布。班钦来藏传戒时凡受戒弟子名后均加“白桑布”三字以示尊重。后来演变,凡受敕封的大喇嘛或大活佛有政治地位者,名后也加此三字作为尊号。即元明史书中所写的“巴哩藏卜”、“巴尔藏卜”、“叭几藏卜”皆“白桑布”等等之异译。

《西藏王臣记》记载,得到班钦指点之后,萨班的法力神通大增,数次与外道斗法,并大获全胜。总之萨班的影响仅限于佛学和神通法术方面,在其他领域乏善可陈,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西藏的学霸。对阔端这样的政治家来说,他需要的代理人人选,政治影响力越大越好,佛学造诣还在其次,因此优先考虑京俄大师,既然京俄大师不上道,只好退而求其次,威逼利诱迫使萨班来见,既然木已成舟,萨班也只能硬着头皮来。

萨班是现任花教的教主,八思巴是他侄子,也是既定的继承人。恰那多吉是八思巴的弟弟,没有出家做和尚,八思巴死后,萨迦寺座主由恰那多吉的子孙世代继承。就是说,花教响应蒙古人的号召倾巢出动,教主、下任教主、下下任教主的爹全来见阔端。这次押宝算压对了,萨班的昆氏家族投靠了蒙古人。

几经周折,1247年萨班一家才见到阔端。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萨班的全集里,我称之为《阔-萨条约》,西藏归顺条件是:

卫藏地区的僧俗官员和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

僧俗官员百姓在行政方面的事务,由蒙古指派人员来管辖,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

西藏原有一切僧俗官员均准予照旧例任职,而统辖于蒙古所指派之人,其人由萨迦派领袖推荐,由蒙古以金字诏书加以任命,以达鲁花赤的名义管理卫藏官民。

卫藏地区的较高官员,都必须由持有金字诏书之人秉承蒙古汗王的旨意而任命之;各官员未经商得萨迦的持有金字诏书的人的同意,不得擅自行事,否则即为违法,若违法行事,决不宽恕。

卫藏各地方的官员须造三份表册,册中要载明地方官的名字、所辖人民的户口数目及所应交纳贡税的品种和数量。这三份表册,一份交蒙古汗王,一份交萨迦寺,一份由各地方官保存。

各个地方应交纳的贡品,可以按照各地的出产交纳,如金、银、珍珠、象牙、牛黄、虎豹皮张等或其他最好的土产。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恰那(1239--67),从未出家做和尚,是萨迦家族留作生娃的备份,阔端将女儿莫卡顿嫁给恰那,并令其改穿蒙古服饰。(《汉藏史集》206页),《贤者喜宴》记载此时恰那6岁,那么萨班、阔端的会面在1245年,我以为1247年才对,此时恰那8岁。无论如何,恰那都不到10岁,这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大概是最早的蒙藏联姻。

从此之后,西藏成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继而被中国化的蒙古帝国—大元朝继承,天朝对西藏的统治法统,也可以追溯到1247年的《阔-萨条约》。通过这一条约,萨班的昆氏家族成了蒙古帝国在西藏的代理人,赚的盆满钵盈。

但是押宝站队这事还没完,4年后的1251年,获得西藏做封地的宗王阔端、教主萨班全挂了。八思巴继承了伯父的教主地位,但他过于年轻,1235 年生人,才 17 岁,还没成年。可以说花教王国风雨飘摇,主少国疑,老靠山阔端的死,让他失去了施主。

僧侣和俗人的关系,说来很简单,就是俗人布施或供养,僧侣为施主祈福,《西藏王臣记》的作者五世达赖归结为【施(主)受(供)二者】或施受关系。普通百姓也可以供养和尚,《三言 喻世明言第29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和尚说一个有钱的妓女柳翠不是妓女,而是观音菩萨转世:【里人说道:‘此乃娼妓之墓,师父错认了。’胡僧说道:‘此非娼妓,乃观世音菩萨分身,来度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观之,其形骸必有奇异。’里人果然不信,忙劚(zhú)土破棺,见骨节联络,交锁不断,色如黄金,方始惊异。因就冢立庙,名为黄金锁子骨菩萨。这叫做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风尘之中,也因前生种了欲根,所以今生堕落。若今日仍复执迷不悔,把倚门献笑认作本等生涯,将生生世世,浮沉欲海,永无超脱轮回之日矣。】柳翠闻之大喜,提出供养这个和尚:【奴家闻师父因果之说,心中如触。倘师父不弃贱流,情愿供养在寒家,朝夕听讲,不知允否?】我猥琐的想,是不是柳翠还布施那啥。

萨班、阔端去世前,西藏是阔端的封地,萨班是僧侣的领袖,他俩是供养和祈福的关系。现在阔端死了,施主没了,八思巴需要找新靠山和施主。问题是蒙古宗王很多,此时已经是第 3 代了,蒙古皇族的内斗也越发激烈,投靠哪一个宗王,对方政治生命如何,会否接受你的祈福,都是未知数。杨子临岐而泣,就是这个道理,一旦站错了队,就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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