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几个月以前，我在《纽约时报》科学版上见到了一篇文章，讲得是弦理论。这篇文章包含了以下句子：“‘自然的存在基础是无数细小的弦’，这项假设革命性地颠覆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知。弦理论令理论家们意识到，时间与空间其实都是幻觉。自然其实只是三维物体投射在二维银行卡上的全息图像。我们希望弦理论最终能够帮我们理解，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多维现实的投影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段话是法语系的某人写出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一向是抵挡讥讽的要塞。在《新批评》、《新共和》、《纽约书评》、《评论》以及《国家评论》之后，《纽约客》也刊登了一片深思熟虑的社论（笑声），认为尽管这理论看似荒诞，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尊重各种观点，而且法国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笑声）。

这种事的确不太好理解。假如你说诗歌没有确切的价值，很多人都会指责你妄图毁灭西方价值观，而且这些人往往从来不读诗歌。但是假如你说宇宙其实就是一张提款卡，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社会或自然科学家说的话无论多么反直觉往往都能得到社会的宽待，但是文学教授就只能肯定人们的常识。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怎么就把自己逼到了这样的死角里面呢？

问题分两种，一种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另一种是对于问题的过度痴迷所导致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就会觉得，人文学科之所以与大众脱节，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花费了太多时间来讨论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为了这个题目而参加各种会议。我们的内在批评机制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用力过猛，而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困境。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文学科的内部批评对于学科自身的了解要比往往失之偏颇并且毫无价值的外部批评多得多。人文学科可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变成了研究方向之一，但是毕竟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今晚我要谈一下人文学科的学术现状。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种非学术方面，如今人文学科还是很茁壮的。举一组数据：自1990年以来，英语文学专业每年的本科生毕业人数至今的确下降了1%，不过其他所有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总体上涨了13%。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人数自1990年以来尤其增加了45%。人文学科的真正问题出在学术方面。文学院的体制向来很弱，因此在文化领域也很弱。我并不认为责任全在文学教授们的身上，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养成了许多跟自己过不去的坏习惯。我想谈一下这些坏习惯，然后再说说最近兴起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及其对人文学科未来的影响。

首先我认为文学专业遭到了“最伟大一代”叙事的扼杀。所谓“最伟大一代”叙事大抵内容如下：1966年10月，僵化的教育体制轰然崩溃，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反基础主义的巨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走于大地之上。他们的脚步令大学教室为之摇撼，震感一直传播到法学院（笑声）。许多人痛恨这些巨人传播的信息，有些人竭力加以抗拒，但是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简而言之，这条信息的要旨就是“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诠释”。在冷战期间的知识工厂里面，这条信息可谓振聋发聩。而且人文学科从业者们尤其感到兴奋，毕竟诠释是他们的本行。这句口号恰好挠着了他们的痒处。

很快，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与文化多元主义者也加入了反基础主义者的行列。这几位后来者的影响范围相对更小，但是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了人文学科，并且为一大帮门徒开创了全新的职业道路。这些人的入行时间恰好正是学生利益与人文学科发展的最高峰，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从七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就走上了下坡路。就读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反基础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信息也已经渗透了学术界的最深层，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学术世界似乎变小了。

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的资深人员——全都饱尝了“最伟大一代”犯下的错误——提出要收缩阵线，重新主张久经考验的读写技能的价值。他们也曾坐在巨人的肩膀上饱览天下风光，现在他们则建议学术圈要重新来过。尽管这样做确实令人兴奋，但是圈子里的空气却比以前稀薄了一点点。到头来，文学理论并没能在资本主义世界闹出多大动静。谁能想到呢（笑声）？有人说我们要重返文学与美以及类似的题目，而当年正是“最伟大的一代”将我们从这些题目当中拯救了出来。世界变小了，人们的抱负也跟着变小了。

这种叙事压制了学术界的革新。批判性学术研究需要年轻的捣乱份子来维持活力，而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捣蛋鬼了。在如今的年轻人当中的确有一群后理论团体，团体里充溢着管天管地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其实不过是另一个理论团体而已。他们的态度并不是“你说错了”，而是“别啰嗦了，我都听烦了，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现在我们这一行其实的确需要几个真心认为前辈们大错特错的年轻人。

之所以现在捣乱分子这么少有，一方面是因为“最伟大一代”叙事导致了足以瘫痪整个学术界的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术界补充新血的方式周期太长。只需要上3年学就能成为律师，只需要上4年学就能成为医生，读双学位医学博士撑死也只需要6年。但是想要在人文学科混成助理教授，一般来说总得花上八九年。这八九年还没有算上中途请假的时间，而且也没算上读取本科学历的时间，而是从博士生入学的时候开始算。考取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中有一半会中途退出，而且还未必就是成绩较差的那一半。成功考取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中又有一半人在毕业当年找不着工作。所有这些障碍对于打算入行的新人来说都是很要命的。

考取人文学位所需时间之所以长到变态，背后有很多历史原因，不过你可能会以为市场的力量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是社会资源的低效利用而已。在1971年，人文学科博士的平均就读时间是四年半，只是今天的一半。在1970-71学年，全美国的英语文学专业一共颁发了64000份本科文凭，占所有学科（包括商科这样的非典型文科专业在内）颁发文凭数量的7.6%；全美国颁发的英语本科文凭数量几乎超过了文科专业当中的所有其他门类，唯二的例外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后者当时包括了好几个下设学科。30年后的2000-01学年，所有学科本科学历颁发数量比起1970-71年高出了50%，但是英语专业颁发的文凭数量所占比例却下降到了4%。就绝对数量而言，英语专业本科生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是博士生的产出数量与七十年代相比却没有变化。由于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数量减少，这些博士生想要获取终生教职制度下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了，对于英语文学专业人员的需求也因此而减少了。但是尽管今天学生们花在文科课堂上的事件比三十年之前要少，但是以学生们获取学分所花费的时间来衡量，排名第一的高等教育课程三十年来并没有变化，也就是作文课。英语专业不仅产出博士，也产出准博士，因为我们要装满作文课的教室。

读取文科学位的耗时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是因为令人尴尬地消耗了大量人力，还因为这一点牵涉到了智识层面。取得职业成功的入门代价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学生在入行之前就自行分流了。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在研究生期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学术会议上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在职业道路的另一端，实习岗位与终生教职制度导致的焦虑也并不鼓励人们破除偶像。就读时间、实习机会与终生教职的颁发比率一起在人文领域营造了一种服从文化，人文学科与其说在自我增生，倒不如说是在自我克隆。这方面的迹象之一在于过去十年里的论文题目全都大同小异。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工具箱就没怎么变动过。假如博士教育的入门与出门成本都能再便宜一点，我们的学科或许能够得到更多比前辈们投入更少、而心气则更高涨的新人的滋养。

理工学科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学科的从业者往往认为人文学科从业者只会反身性地与自己作对，因此对他们颇为轻视。这种看法主要还是基于无知。例如E.O.威尔逊的《融通》（Consilience）或者史蒂芬.平克的《空白石板》（Blank Slate）都集中记录了许多错得离谱的关于人文学科的观点。但是此等无知真正令人丧气之处在于它表明了人文学科从业者未能向其他人解释清楚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人文学科也能够像基因学或者经济学那样为社会投资带来可观回报。人文学科从业者的言论经常与理工科与社会科学的批评如出一辙，因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偏见。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别人说X，我们却说“这件事的原因很多”；别人说Y，我们却说“反例确实存在”；别人说Z，我们却说“这个概念只是社会构建的结果”或者“这个理念历来有争议”。人文学科已经成了童话里的小男孩，不过我们喊得不是“狼来了”，而是“这不是一回事！”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并没有说错。这的确不是一回事，事情的确没那么简单，概念的确是人为构建的结果，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问题却不回答。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必须构建另一套范式，而且这套范式不能将文学或文本性之类的理念当做原材料，否则还是站不住脚。

很难解释人文学科在学术圈里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如今通识教育在学术圈里面正在萎缩，而且许多人文学科正在经历重新定义。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重新定义与消解定义并没什么区别。人们经常抱怨通识教育总是要以实用性为基础来为自己辩护，言外之意是根本就不该将实用性当做衡量通识教育的尺度。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现实一点：四年的求学时间与十几万美元的学费如果无法带来一丁点显而易见的实用性，那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尤其不要忘了其他选择还有很多。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已经是买方市场了。

通识教育为什么对于实用性如此过敏呢？原因潜藏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当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于1869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举行于当年10月，用哈佛校史的话来说，“能够活着看到下一次就职庆典的在场人员可谓寥寥无几”，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四十年，直到1909年才退休。届时人们已经将他与美国研究性大学与战前高等学院的几乎所有差异联系在了一起。地方学徒制的废除，必修课制度的废除，本科生选课机制的引入，研究生院与博士教育项目的建立，作为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纯应用性研究——简而言之，他塑造了研究性大学的模型。

艾略特在上述发展当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毕竟他是全美头面大学里面的头面人物。但是他并不是这些举措的创始人。早在哈佛大学之前，许多其他学院都采取过许多类似措施。与艾略特关系最密切的措施要算本科生选课制度。他的确于1900年在哈佛彻底废除了必修课，结果一半哈佛学生将四年时间全都花在了入门课程上面。早在此前的1868年，康奈尔大学正式成立。用赞助人艾兹拉.康乃尔的话来说，“任何人都能在这座学校获得指导并且找到学习的方向”。更早的时候，本科生选课制度在1840年的布朗大学也得到过试行。就任哈佛校长之前，艾略特对于自由选课制度多少有些怀疑。但是当他发现哈佛监事会的许多成员都特别热衷于这套制度的时候，也就随之改变了观点。

不过艾略特的确在任职期间原创了一项革命性的举措，也就是将本科文凭设置成了进入职业学院的必需条件。这项举措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但其实却是内战后几十年间美国高等教育结构转变的关键。在艾略特之前，本科生入学之后可以自行选择职业学院或者全科学院。在艾略特就任校长的1869年，一半的哈佛学生都在法学院就读，而哈佛医学院学生当中有四分之三从没上过全科学院。这些数字还算是好看的。同样在这一年，密歇根大学411名医学院学生以及387名法学院学生当中分别只有9人与0人持有本科学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理工科教育一般在独立学院里进行。这些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很不像样，艾略特称其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丑陋雏鸟，懒惰与愚蠢的避风港”。达特茅斯大学的钱德勒学院就是这样的独立学院，该学院成立于1851年，14岁的学生就能入学。到了1868年，学院一共产出了104名毕业生，全都没有全科学院的文凭。从1846年到1868年，哈佛大学里面只有22名职业学院的学生拿到了本科文凭。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学院根本没有入学条件，哈佛大学法学院在艾略特入职的时候也是一样。只要看上去为人正派且负担得起几百美元的学费——最终会流入法学教授的腰包——谁都能进入法学院。此外1869年的哈佛法学院也没有考试或者评级之类的做法。学生们往往在两年课程结束之前就走出校门投入工作当中，但是依然能拿到学位。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在1861年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当时他19岁，从未接受过全科学院的教育，仅仅在欧洲零零散散地接受过一些二级教育。他的上课出勤率很不错，尽管法学院对于出勤率并没有强制要求。他把空闲时间全都花在了读闲书上面。几年之后他就不声不响地退学了。

艾略特认为这种情况简直好说不好听。就任校长之前几个月，他还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提到了这一点。新官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在哈佛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与理工学院推行入学与毕业核准制度，强迫这几个学院提供有意义的考核标准。短期内这些措施造成了入学人数的下降，因为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认真学习才能拿到学位。艾略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落实了将本科文凭作为职业学院入学条件的改革。直到1901年以前，想要进入哈佛医学院都不用本科文凭。但是这些措施一旦得到广泛接受，就对美国教育与美国社会造成了许多长期影响。首先他促成了相关职业的专业化，为过去的阳关大道设置了障碍，强迫未来的律师与医生们先接受四年通识教育，然后才能接受执业资质教育。从业的标准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法学院的学生不再是想要走捷径找好工作的青少年，而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知识，迈不过障碍的人就没资格从业。换句话说，艾略特的改革使得大学成为了颁发执业资质认证的独家机构。

艾略特最不以为然的改革就是纯研究工作——即教授的成果不必有任何实际应用意义——也成了大学的组成部分。作为选课制度的鼓吹者，他认为课程不如老师更重要，而且相信精英化职业学院对于社会的价值。他同样相信大学应当为本科毕业生提供某种形式的进一步教育。但是他过于尊奉放任主义，以至于不相信无法在市场上衡量价值的研究有什么好处。结果就是哈佛大学直到1890年才建立研究生院。但是一旦艾略特投入这方面，他就意识到了研究生院与职业学院在体制上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对教授职位加以专业化，就好比医学院与法学院为各自的领域设定了系统化的标准一样。进入研究生院之后，所有人都要跨越同样的障碍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越不过这些障碍或者从一开始就没参加比赛的人遭到了边缘化。与体制内的同行们不同，这些独立学术人员在经济上没有保障。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走上了所谓“贴近公众”的路线。借用二十世纪的术语，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大学已经走上了“多元大学”的道路，不再像旧式学院一样有一根主干支撑，而是由许多互不重合的专业领域聚合而成。这一趋势改变了美国智识界的文化，而且并非所有学术机构都能适应。

但是艾略特的改革拯救了通识教育学院。通过将通识教育学院设定为职业学院的门户，艾略特不仅将通识教育学院与后者的上升运势联系在了一起，还在一个越发世俗化且倾向实用主义的时代保障了通识教育学院的反实用主义气质，因为他坚持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一刀两断。他相信职业学院应当将实用性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实用性这个词在通识教育学院连提都不能提。他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务实的精神与学术的精神都很有益，但是两者不兼容。强行混在一起只能同时败坏两者。”对于艾略特来说，通识教育学院的要义就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所以他才要推进自由选课制度，从而使得学生们能够畅游于整个课程范围当中，而不至于受到主攻方向的束缚——艾略特就任时哈佛大学还没有专业这一说。自由化通识教育是专业化职业教育的前提，而后者正是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存在目的。从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就确定了下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艾略特将通识教育学院与职业学院隔离开来的做法究竟有没有危险呢？他在通识教育与专业主义之间树起了一堵墙，致使通识教育学院对于职业主义这个词产生了过敏反应。当然通识教育体系多少有些虚伪，因为通识教育至少对于一门职业很有用处，那就是当教授。艾略特退休之后，劳伦斯.洛威尔接任了哈佛校长。此人推行的诸多改革之一就是本科生专业制度。从那以后，本科教育就成了专业体制的天下。但是就本质而言，本科专业是为了考研做准备，而在本科阶段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最有可能进入研究生院并最终成为教授的学生。不过在其他各个方面。艾略特依旧在通识教育学院与职业世界之间树立了防火墙。

因此值得一问的问题在于这堵墙究竟还能不能立得住。更进一步说，问题还在于该不该让这堵墙继续存在下去。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科在今天面临的危险似乎与艾略特的时代同出一辙，也就是可能会遭到边缘化，被越发蓬勃诱人的非通识教育比下去。很多经验性证据都助长了这种焦虑情绪。根据卡内基美国大学分类体系，假如一座大学当中只有不超过一半的本科学位是通识教育学位，这座大学就不算通识教育学院。根据这种评价标准，美国目前4000多家大学当中绝大多数都算不上通识教育学院。甚至就在那些领先的研究性大学当中——卡内基美国大学分类体系过去将其称为“一类科研学院”（research one），现在则称为“博士科研扩展学院”（doctoral research extensive）——通识教育学位也仅仅勉强达到一半。目前美国招生规模最大的本科专业是商科，占到了颁发学位总数的20%。教育学占到了10%，医疗相关专业占到了7%，社会工作专业颁发学位总量相当于所有文学与外语相关专业的总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一百年里，通识教育学历颁发数量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仅仅在1955年到1970年之间暂时回升了一段时间，原因则在于由于冷战、婴儿潮以及在校生可以推迟服兵役的政策。除去这十五年以外，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入学人数越来越多，通识教育学科占整体的比例越来越萎缩。目前美国本科学历持有人的数量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非常漂亮。但是这一半人口当中只有35%接受过通识教育。绝大多数美国人上大学都不是为了通识教育学位。

人文学科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拉起吊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贞洁。我倒是觉得这种三贞九烈的心态正在断绝我们的活路。我们完全可以稍微怀个小孕而不至于在第二天早上看轻自己。换个角度来看，通识教育究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出于非功利目的追求知识的领域。通识教育当中的任何分支都可以转向某个更加侧重实用技能的方向，并且变成非通识教育。英语系可以开设公文写作课程甚至出版业课程，纯数学可以变成应用数学甚至工程学，社会学可以变成社会工作，生物学可以变成医学，等等。但是反过来说，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任何实用教育与专业教育学科也都有可以转化成为通识教育，只要更侧重于该学科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层面就可以了。有些通识教育学院里的经济系很抵触会计学的开设，尽管学生们要求开设会计课的呼声很高，因为校方觉得会计学属于职业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铭记那句千古名言：“垃圾就是垃圾，但是垃圾的历史则是学术研究。”（笑声）会计学是职业教育，但是会计史却是非功利的治学研究。在关于跨学科高等教育的呼声如此高涨的今天，这样的跨学科教育才真正值得一提。就像文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写诗来更好地理解诗歌一样，对于法律的哲学分析也能为未来的律师们带来很大好处。

这个事例多少能让我们理解一点通识教育的附加值潜力。正如我们所知——因为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历史与理论层面的研究能够暴露当前局面的偶然性，使得当前假设所掩埋的优先事项得以重见天日，掀开帷幕暴露出操纵机关的幕后人，让我们得以一瞥盒子外面的世界。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将幕后人展现在观众面前会破坏奇观的效果，致使学生们对于自己所学的知识产生怀疑。但是揭示现有知识体系的偶然性与人为构造并不会破坏基于体系的奇观。现在学生们有了足够的知识去怀疑幕后人的存在，去怀疑自己所学的学科毕竟摆脱不了人类世界的影响，他们知道当前的现状是历史进程而非自然生成的结果，知道每一段对话都潜藏着人为设定的优先顺序，知道多么大的盒子也装不下整个世界。具有这些知识的学生不仅是一个更优秀的批评家，也是人间舞台上更优秀的演员。对于所学学科的透彻理解能够令学生们终生受益。通识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教育的主旨总是在于让人更强大，让人更有信心与能力来主宰自己的生活。非功利性与务实的抱负绝对兼容，务实的抱负与非功利性也是一以贯之的。或许我们不应让职业学院垄断法律、医学、教育、商学、建筑学、公共政策、社会服务与科技等方面的教育。或许我们同样不应该过度强调通识教育“无用之用”的方面，而是应该放下架子教一点实用的内容。

力图将通识教育以及人文学科与实用世界联系起来的焦虑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压到了人们眼中阻碍了知识传播的各个学科的头上。“不能怪我们，都怪我们的科系。”传统而言，学术学科是栖身于体制当中的范式。比方说人类学与英语既是科系的名称，同时也是自成一体的学科名称。三四十年前，如果你询问十几位人类学教授，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或者说人类学教授与社会学、文学与历史教授的区别在哪里，你可能会得到许多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很可能相互冲突——毕竟在每一个学科里面都有不同学派——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教授们都会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为自己的学科进行定义。“人类学是（）”这道填空题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解答。今天你要是再问这个问题很可能得到两类回答，要么具体得吓人，要么实用得吓人。第一类回答是：人类学就是对于人类学假设的研究。这是通常所谓的批判性定义。另一个回答是：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系那帮家伙整天忙活的事情。这是通常所谓的实用性定义。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通识教育学科的处境都这么囧。比方说英语系目前就是这样的处境，但是哲学系则并非如此。这种局面不仅进一步混淆了人们的认知，还加剧了例如哲学系这样谨守范式的科系与英语系这样任意而为的科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得稍微夸张一点，哲学教授往往认为英语教授的工作全无章法，而英语教授则认为哲学教授的工作狭隘而缺乏自我批评。

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工作与传统科系之间的联系如此理所当然，因此成为了许多会议上的话题以及笑话当中的笑柄。几年前我去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开会，会议议题是“人文学科崩溃了吗？”大会主持人为我们念了一份清单，上面写得是人文中心研究员职位申请人报送的研究课题名称。她让我们根据这些题目猜一猜这些申请人出身于什么学科。我们一共只猜对了一次：课题是政治研究，申请人来自英语系（笑声）。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大学很不喜欢将不同学科搅在一起，除非打着“跨学科交流”的旗号，而且行政层面上少不了要大张旗鼓炒作一番。“跨学科交流”成了近几年的热门词汇，许多毕业生在申请大学初级教职的时候都会煞费苦心地说服研究委员会相信自己的工作的确是跨学科的。除非你引起了人们对于学科本身人为性的注意，否则学科是不会注意你的。人文学科从业者们整天念叨着需要加强跨学科交流。跨学科交流的确很不错，但是说到底这也只是对于学科分隔本身的承认而已。跨学科交流的前提暗示着学科本身是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学科的存在绝对算不上倒行逆施。将心理学教授与音乐教授或者社会学教授与文学教授安排在同一间教室里，双方仅仅是碰头见面就很能说明问题。我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孩子每到周六早上都要早早起床看儿童节目，一个节目是《罗杰先生》，另一个则是《袋鼠队长》。有一个周六早上，孩子冲进父母的卧室，兴奋地大叫着，“爸爸，爸爸，罗杰先生跑到《袋鼠队长》里面去了！”这就是所谓的跨学科交流（笑声）。

人文学科不应仅仅满足于跨学科交流与后学科交流，现在还在搞所谓的“知识大融通”，最后这一手基本上就是与魔鬼做交易。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主动出击，向自己觊觎的课题领域殖民并将其据为己有。很多研究生项目的入门第一关就是学科规范与学术选集概览，这些项目其实是在搞自我隔离。为什么文学专业研究生就用不着接受社会学课程、哲学课程或者科学课程呢？许多文学专业学生都要去历史系上历史课，而文学院其实也可以为文学专业学生开设历史课。这种事看起来只是课程安排上的细枝末节，但是却反映了学术人员的恐惧心理，他们担心万一自己偏离了本学科专业的传统定义，就难免会变傻。但是真正使人变傻的正是这些定义本身。跨学科交流必须从自己所在的阵营起步。

人文学科是在文化维度上对于人类生活的研究，而我们每一个人碰巧都生活在这个维度当中。你尽管可以从生物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生活，例如研究基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研究个人算计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方式，但是想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必须默认文化是一个不变的常量。文化并不是人类存在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条件的补充，而是我们这个种族的自我认知的基本构成。人类产出文化就像他们产出二氧化碳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文化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媒介，而且从纯理性角度而言，这个媒介总是免不了扭曲与失真。正是因为文化，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在现实生活中才会失灵。正是因为文化，人们的行为才会经常违背社会学的预测。用康德的话来说，人类就是一段七扭八歪的木材，从中根本切不出一根直料。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我们专门研究扭曲与变形。

去年秋天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一场会议，议题是总统选举。与会人员有职业民调分析师，两位候选人的竞选班底，还有政治科学家。他们翻来覆去地研究选民数据，想要搞明白选举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上我询问了一位替克里工作的分析师，问他与他的同事们对于政治科学家的工作成果感不感兴趣，会不会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说不会。根据他的说法，政治科学家研究得是模因，而分析师更关注如何打动边缘人群。政治科学家试图理解主流选民，分析师则更关注非主流选民。这段描述似乎也可以用来区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科从业者。人文学科从业者更关注非主流。我们不关心模因，只关心偏离模因的现象。在人类生活的全景当中，我们所研究的文化产物往往就存在于这样的偏离当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现有模因如何产生了这样的偏差”，而是“考虑到现有偏差的各种可能性，模因本身怎样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与社会科学家相比，我们认为主流民意没那么显而易见，没那么容易预测，也没那么自然而然。因此我们拒绝将主流民意当做规范。

如今有一种令非人文学科从业者们看着比较舒服的人文学科存在方式，就是将艺术与文学当做人类生活经验性叙述的装饰品，或者认为前者需要后者的阐述。艺术与文学并不是人类生活的伴生产物，这两者本身就具有认知层面上的价值，本身就是对于人类生活的叙述。绘画与小说都是对于生活经历的报告。如今的文化强烈地怂恿着人们将这些报告普遍化，将它们视为对于某种恒定人性的独特而不容变易的叙述。我认为这种立场必然会滑向装饰主义的陷坑。十九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就是对于十九世纪生活的记录，而不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的指导手册。但是十九世纪小说的确属于全部人类可能性的组成部分。开发一套用来理解十九世纪小说的学术工具也就等于开发了一套理解我们自己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文学科知识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用这套工具来分析小说，也用来分析涉及人类价值的一切领域。这样的理解会使得人文学科从业人员自然而然地对于所谓透明性、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之类的主张抱有怀疑。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主张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主张只有在情境性当中才真正具有活力——借用一个更有分量的术语，就是难免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且往往容易陷入自欺。对于经验性知识的怀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离开了怀疑主义的经验性知识一文不值。至于人文学科对于其他领域的渗透，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攻城略地，不留俘虏。

人文学科与通识教育对于自身与校园以外生活的联系往往展现得并不显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应当一味追求公众性。911之前，很多人都一度以为文化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我们难免会认为卷土重来的文化战争并不是一场闹剧，但是第一次文化战争其实就已经很闹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战争为当时的人文学科从业者们带来了身经战阵的满足感。如今很容易就能在人文学科内部感受到追忆往昔的气氛。塞缪尔.贝克特曾经设想过往生的景象，他认为到时候人们肯定会围坐一圈，怀念将死未死的美好逝去时光（笑声）。敌视总归胜过忽视，前者至少说明有人在注意你。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战争损害了人文学科学术圈的公众声誉。来自右翼的攻击自然不出意料，这也是变革所必须的代价之一。但是人文学科的学术人员同时还疏离了学术圈之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作家。去年《纽约时报》上那篇夹枪带棒的雅克.德里达讣告就有力地提醒了我我们，学术圈以外的人们对我们抱有怎样的反感。

对于报界与出版界的敌意，有一种应对方法就是增加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能够面向公众进行写作的学术人士——的数量。只要能够解释清楚我们的所作所为，学术圈以外的人们自然会理解我们。问题仅仅是沟通不畅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公众很清楚人文学科学术人员说的是什么，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想听。说得再清楚也无济于事。人文学科学术人员最不应该接受的假设就是他们的观点的价值要由常识与大众文化对于这些观点的反应来衡量。知识分子与理论层面的思考方式本来就意味着脱离常识与大众文化的界域，无论你研究得是弦理论还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对于语言的看法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普通报社记者对于语言的看法。这能算是丑闻吗？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呢？话说到这里，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难不成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只是为了阿谀逢迎公众的自我认知吗？许多比我们这些学术人员强大一百万倍的势力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知识分子文化面临着盲目信仰两套范式的危险。其一是人类行为可以在生物层面上得到彻底的理解，其二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术语表。这两套范式之所以看上去如此诱人，是因为它们看似提供了预测与控制整个人类世界与超越文化中心主义局限的全套工具。人文学科从业者所提供的正是对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也正是谁都不想听我们说话的原因。美国公众对于人文主义从业者的期待是想让我们将文化历史解读成为对于美国政治现实的肯定。诚然，自我肯定与自我欺骗是人类生活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形形色色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欺骗在美国简直多得异乎寻常，这一现象不仅对于我们有害，对于其他人同样有害。无知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为了值得夸耀的头衔。美国的自由派们宁肯投靠右翼，也不愿触犯未受教育人群的迷信。就像从前一样，美国学术人员所收到的邀请依然是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来维护知识界的既成现状。而我们则应当毫无悔意地将这份邀请拒之门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