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馨月（女士？）的灿烂华章，神明烛照啊！ -- 梅轩济

2014-10-17 07:53:33 来源：和讯网 作者：和讯首席评论员 馨月

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及“经济新常态”的概念，表明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新认识，也表明了政府对宏观政策、行业企业的转型等有了新分析与新判断。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笔者在2012年左右就做出了一些预评，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回落，让中国经济有个挤泡沫的过程，以修正这些年来累积的一些不堪负重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金融风险、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鉴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型，调整要兼顾就业，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增速适度调整到7.5%左右，还是相对合理的区间，对就业等问题不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问题在于，经济降速到7.5%左右，在这个波折之后，未来中国经济会适当降速并维持在一个新常态之中，还是说这个调整只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间奏？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与讨论的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了，就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下“新常态”的定义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对“经济新常态”的这个定义还是持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其分歧的基点是建立在对中国居民收入转型的分析与判断上。

　　众所周知，中国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价格是个先行战略，中国市场在价格放开以后，物价不断与世界接轨，且一些核心物价与发达国家相比只高不低，所以国内民众才会对前些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外升内贬、居民收入等多方面颇有意见，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切实做好居民收入工作，让中国从物价转型的阵痛中走出来，合理有序地进一步完善收入转型，而收入转型又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至关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核心一步。

　　产业转型的核心要素是技术，而技术的核心又是人才，这就是过去经常提到的“买大脑”问题。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还始终处于一个“资本东移，人才西迁”的过程中，大量的优秀高素质人才流失到国外，而留在国内的高端人才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外企所雇佣，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的人才战略，对中国的技术革命很不利。这些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收入较低的原因造成的，你不能寄望于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乃至日本的收入低十几倍，却能汇集世界优秀人才，所以中国如果没有收入转型，就难以聚集高素质国际人才，就会阻碍中国的技术创新与革命，也自然会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三十多年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就了中国世界制造业加工厂的地位，斩获了巨额贸易顺差，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中国就会有大量廉价制造业倒闭，从而逐步丧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挫折，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看法。

　　中国现在应该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转型，而中国下一次的产业转型与技术变革，一定与国内的消费增长是同步的。笔者曾多次撰文强调过，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必须要有足够厚度的国内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来支持，也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企业有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才能激发企业转型的欲望，企业才会积极增加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与质量。中国当前存在比较严重的假冒伪劣产品与质量不合格的产品问题，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内的低消费群体过于庞大，造成了企业利润过低，使企业没有赢利空间，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就会无视知识产权与产品质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从灰色地带寻求生存，而中国的收入转型，无疑会对解决这些负面产生积极的意义。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4400美元，已进入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诚然，中国的经济还处在城乡二元化的结构中，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挤压还能释放出一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从贫富差距的二元结构来看，廉价劳动力已经与中国的经济新转型产生了较为尖锐的矛盾。中国如今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收入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收入与世界接轨问题，那就有可能走进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为低收入分配决定了中国对全世界塔尖人才的拒绝以及对国内企业利润空间的封锁，势必会影响经济转型，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反过来看，在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策略，主动寻求降速，这一结构调整是否合理呢？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经济增速都表现出停滞不前或者下滑状态，这应该给中国经济很明确的提醒，在经济增速与走出陷阱之间，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考量与结论还并不成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评估还不够充分。

　　中国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国内居民收入的提升空间非常大，与世界收入相接轨的过程，需要大约20-30年才有可能完成，而未来十年来又应该是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从理论上讲，居民收入翻倍都应是极为合理的增长，而在这个增长过程中，中国的消费环境应该是个良性的螺旋上升时期，企业在消费上升的过程中会主动寻求调整，外向型企业会逐步转型，以更好地适应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同时，收入的增长将会改变“资本东移，人才西迁”的矛盾，并有可能会激发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在这样的转型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做出中国经济会处在一个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之中，无法预估中国经济会长期处于6%--7%增速。从居民收入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的调整更有可能是周期性的回落，之后中国会重拾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

　　因此，从中国的居民收入转型、消费增长、企业转型、外向经济转型、人才战略、技术转型等连环的经济锁链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并没有减弱，分析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调整只是周期性的调整，其后中国经济还依然会处于一个不少于十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是持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如果仅从中国经济粗犷式发展周期已过以及GDP基数不断增高等因素上考虑，就断言中国经济未来会出现一个新常态，这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这些经济变量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必然会处于一个新的减速经济周期内。

　　该篇文章中，笔者仅从居民收入问题出发，来论证对“经济新常态”这一观点的某些看法，之后笔者会通过更多角度来分析，以进一步论证中国经济依然存在没有失速的一些观点,与学人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规律。（本文作者馨月(博客,微博)系和讯网首席财经评论员）

2014年10月15日 07:52

来源：bwchinese 作者：王杰

美国QE退出加大了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打压，客观上为美国制造业压低制造成本提供机会，2015年一季度的加息也将会进一步压低美国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的下跌，将会加大中国企业库存跌值损失，长期的跌值损失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减产、停产直至倒闭，这是一个过程。

2015年，中国楼市将在中国制造业承受巨大跌值损失时出现崩盘性下跌。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全面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应对策略。

对于任何国家货币而言，该国货币走强意味着该国在在国际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扩大，换言之，在全球市场上，贸易活动对该国货币的需求逐步增大。

伴随着全球市场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对该该国货币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将同步增加，更进一步的是，伴随着以上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加，以该国货币标价的资产也就会逐步升值，进而在更为广阔的市场上增加了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如此该国货币就会形成中长期升值趋势。

美元在2014年走出了底部盘整，进入了中长期升值阶段，这对世界经济而言，即是利好，但也是利空。

利好体现在：美国经济已跨入复苏阶段，美国在修复金融体系后美国制造业开始走出低谷并在2015年后半年进入强劲的复苏阶段。美国经济复苏，将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国际产业链条，对于一些和美国走得近和正在走近的国家而言，有望搭上美国经济复苏的便车。

利空体现在：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制造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对于制造业过剩的国家而言，全球制造业的迁徙将对该国制造业造成损害，损害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美国制造业复苏，导致其他国家制造业资本流出，造成这些国家制造业从业人员失业增加；

其二，美国制造业复苏产生产品替代效应，美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品需求减少，导致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歇业，而制造业的倒闭将加大这些国家中重工业的倒闭或低效能，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反应的末端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三，一旦这些国家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货币贬值将生成并形成中长期趋势，资本的净流出将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加入WTO后，中国逐步跨入了世界经济，加入了世界制造业国家，并在十年内演变为世界制造中心，伴随着这个进程，人民币一路开始升值，这种趋势一直延续2013年末。

进入2014年，人民币出现贬值，年中虽然出现再次升值，但也只是贬值趋势中的低位回调而已，在四季度，人民币将生成中长期贬值趋势。

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也表明了这个事实。伴随着制造业衰退，中国制造业上游行业的衰退也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国内主要经济数据指标走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反弹空间已经被固定资产投资消耗殆尽，GDP增长点位已接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低点，一旦跌破该低点，意味着过去数年利用经济激励政策救市的绩效将归零，中国经济将陷入中长期衰退趋势，2015年，经济衰退是一个加速度过程，到2016年底经济衰退会出现减速，因为金融风险得到释放，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探底和筑底过程。

美元走强和人民贬值，折射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2014年以前，中国是个资本金流入国家，2014年开始，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资本净流入国家，这个过程将持续到2016年底。

2015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净流出国家，这是和美元进入中长期升值趋势相关的，也与人民币进入中长期贬值趋势正相关。

现在，图穷匕见，伯南克设计的利用美元工具击溃中国经济的意图已经突显出来了：

美国QE退出加大了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打压，客观上为美国制造业压低制造成本提供机会，2015年一季度的加息也将会进一步压低美国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的下跌，将会加大中国产能过剩企业的库存跌值损失，长期的跌值损失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减产、停产直至倒闭，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还记得次贷危机爆发后大宗商品下跌对中国制造业库存跌值损失造成的企业倒闭潮的话，就会明白美元升值对中国企业境内投资蕴涵的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私人部门除了承担存量风险，很难让其增量投资，这是中国政府再出台任何经济刺激经济政策时必须考量的。

政府及国有部门投资尽管能够稳定经济，但认识到这些年铁公基建设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也就看到了政府及国有部门投资的负反馈效应，在2014年的微刺激中，没有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政府投资已显得毫无边际效应了。

产业链条拉动需要完整的投资链条，当投资链条断链的时候，再大的政府投资规模，除了造成资金浪费，也就毫无效用了。

现在，在中国的产业链条上，已经出现了投资断链，而存量经济也正在面临一场中长期的跌值损失风暴，金融机构将面临坏账剧增的局面。

央行在此关键点上推出了拯救楼市的政策，看起来绚丽，却实际上毫无意义，只是释放了一个楼市即将大跌的信号而已，因为人民币贬值与美元升值的趋势性历史已经决定了中国楼市的命运。

MBS工具也拯救不了房地产市场，因为中长期利率的趋势性走势决定了MBS必然胎死腹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还没有估算到这一点。央行没有把楼市交给市场，让市场缓慢自发调整，而选择包庇，其结果只能强化市场的逆向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不是救市，而是向投资者宣示政府对楼市的临终关怀，这个信号是可怕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投资对消费的挤占已到极限，没有消费增长，除了加速改革，任何刺激经济的投资政策都将毫无意义。

2015年，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全面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应对策略。在投资市场上，对于做多的投资者而言可以做好退出的准备，把机会留给做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