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哲学思想最终作用于社会人群，也就象一件工业产品被使用一样，比如我们现在拿的手机，我们只要知道怎么用就行了，手机怎么造出来，硬件软件，这个结构那个系统的，我们普通人搞不懂，也没必要。。。哲学也是这样。哲学的思辨阶段就仿佛在制造一部手机，原理，结构，材料，工艺，很麻烦的。最终做成的产品，哲学思辨这个工程的结果，就是“制度”。以及“法律”、“道德律”、还有“政策”、“方针”什么的，就是一些条条框框。哲学思辨的过程正仿佛工程师们制造手机的过程，也是一小群哲学家的事，只有哲学最终形成了“制度”，它才对普通大众发生作用。

　　所以，对于禅宗的哲学思辨的过程，那些玄而又玄的高大上的事情，我们暂且跳过去不谈。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是，由禅宗的哲学革命而最终形成的一个哲学思辨的产品。这个产品，可以说对整个东亚、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它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还包括每一个日本人以及每一个韩国人，发生着作用。

　　上个贴谈到，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是菁英主义的，那时的佛教似乎被一些身怀绝技或者天赋异禀的天才所把持，结合原教旨佛学中那些神异的内容，仿佛发生在这些天才中的罕见的“神迹”，才是佛学追求的目的。而禅宗革命否定了这一切。禅宗仅仅择取了佛学思想中最核心的精华，释迦牟尼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禅宗以此平等主义思想，不但追求教内人人平等，事事平等，更以一种中庸的态度，世俗化了佛教。。。初唐以前，僧众不事生产，因为佛律严禁僧人耕种。而禅宗革命以后，僧人就开始砍柴种地，自食其力。这一点，颇有些清代雍正改革时“读书人与百姓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意味（雍正皇帝本人与禅宗也很有渊源）。就是说禅宗也在追求与教外的平等。

　　然而，平等这个事情，谈何容易！人群本来就是有差异的，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美丑清浊，愚智惧勇，贤与不肖，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平等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到底以什么事情来平等呢？平等究竟怎么来体现呢？虽说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点是每个人都平等的。但是“佛性”这个事太玄，而平等却是要达到所有人的事情。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佛性”这个问题。那么你又依靠什么来使所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平等”的思想呢？。。。而禅宗最终成功的创立了“丛林制度”，以及“百丈清规”等等，创立了这么一整套制度，在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佛性”是个什么东西的条件下，依靠这些哲学思辨的产品，依靠这些制度，在僧团内部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一套制度是十分繁细而精准的，因为平等这个事情实践起来太难，非常微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

　　后来到了北宋的时候，程颐曾观摩考察丛林制度，看到僧团内部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事事有规矩，寺内风俗纯化，井然有序。程颐感慨说，“三代礼乐，尽在是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实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正因为亲眼目睹了理想社会在禅宗内部的实现，程颐程颢这些哲学家们，就以禅宗的哲学思辨的过程为样板，来改造儒学，企图制造一种适应于整个社会的哲学产品，使整个社会亦达到如丛林制度般的理想状态。这个禅宗哲学的山寨版，就是“理学”。。。至于理学成功不成功，为什么成功或者不成功，这不是本帖要谈的内容。。

　　佛学后来也是几起几落，丛林制度在这一千多年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至今佛教界内部的丛林制度怎么来执行，是个什么状况，这些事情我不清楚，对本帖来说，这也都是题外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之所以用这么多文字来谈“丛林制度”，因为这个事情与毛泽东以及文革，是很有关系的。

　　1934年10月，红军迫不得已开始长征的时候，野战部队以及后勤机关，加上零零碎碎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单位，离开苏区的总人数据说大概有30万人。我们就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例，这个数字应该可以考证。一方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67万人，那么一年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时候剩了多少人呢？6000人。大概就是一个旅的规模。这还不算沿途补充的估计有两三万新兵。。有考证说是整个长征，抵达终点者为出发人数的1/12。。。我们仅仅基于一般的人生阅历，几乎就可以断定，在那些消失的11/12的红军中，占最大部分的都是逃兵。也许有超过70%的红军在长征中逃跑了。。

　　中国历代的土匪之类的反政府武装，其生存的依据都是政府势力的空白区。毛泽东所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也谈到这一点。毛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这是红色政权最初能够存在的最关键的条件。。与历朝历代屡禁不绝的土匪之所以能够存在，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朝廷够不着的地方。。最初红军的大部分普通士兵，也象历代乱世中讨生活的百姓一样，当兵吃粮，只为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乱世中的军队仿佛和平时期的公务员，不必担心失业的问题。。然而，继长期清苦的物质补给，长期严厉的政治空气，以及合法政府的五次围剿之后，流离失所的这一小撮反政府武装，更持续吸引了合法政府几乎全部的火力来对待。经历了那些令人肝胆俱裂的血战残杀，合法政府必欲杀之而后快的钢铁般的决心，是每一位红军士兵都可以真切感受到的。

　　李晓鹏文章中写到，“。。。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愤怒也许仅仅弥漫在一定级别的领导层中。对于大部分不明就里的红军普通士兵来说，也许更多的是胆怯、灰心、绝望。。形势很明显了，不脱离红军迟早死路一条。。。中国这么大，对不对，长江黄河又没盖盖子，老子军装一脱枪一扔，也许还能有条活路。。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我认为，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尤其在长征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如何在如此前途黯淡的条件下，来凝聚人心。采用一些什么办法，来维持相当数量的军队能够继续团结在中共旗下，继续跟着他老毛九死一生。。。然而现实却是，你不能用任何利益方面的东西来鼓励这支部队，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能给他们任何许诺，因为你什么也许诺不了。。

　　红军时代尤其在长征中，极其冰冷残酷的环境，决定了中共领导层与普通士兵之间，完全不同于历来世俗中的上下级关系。在红军这种关系中，领导层是弱势的，而普通士兵阶层却是强势的，中共领导层有求于普通士兵阶层，而不是相反。。稍不顺心老子就可以走人嘛。。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强逼之下，加之中共之意识形态主观上对平等主义的推行，真正彻底的民主与平等的氛围，在中共内部就逐渐形成了。

　　直至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这时毛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已经是确立无疑的了。就在这时，发生了 “电报事件”。原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下的一位干部，时任129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后来的开国少将，丁武选，在党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因为一封电报，当着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的面，声泪俱下，“怒斥”毛泽东偏心。毛悴不及防，脸涨的通红。。。此时坐在毛背后的刘伯承，看到百万军队的统帅、全球第二大共产党的主席，边区一亿人民的领袖，脖子上淌的都是汗。。。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不过是个误会。。可以说，当时党内这种民主的风气，就是红军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

　　红军时代，也许尤其在长征时期，位居强势的一线士兵对“平等”的诉求，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就曾批评“极端民主化”以及“绝对平均主义”等，在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举例说，“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据说后来在延安，有次开会，某红军老兵还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写条子，质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甚么我们大家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

　　如果说禅宗的“丛林制度”是某种哲学思辨的主动创造，那么红军内部民主与平等的实现，红军中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客观的说，也许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二者在结果上达成了统一。。。中国秦代以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小范围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两次在现实中，一为丛林制度，二为红军，第三则是乌托邦的“水泊梁山”，仅仅是施耐庵的文学幻想。三个小小的“理想社会”的实现，都是以“平等主义”以及“民主”（主要表现为群体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础的。。在《水浒》中，李逵因误信宋江霸奸良家妇女，怒砍 “替天行道”大旗，几乎与“丁武选怒斥毛泽东”如出一辙。。。至1936年，长征全部结束，中共内部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日臻完善，此时的红军，与唐宋时期“丛林制度”下的僧团，几乎一模一样。“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但是，营长以上可以骑马或骡子。我注意到，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

　　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从此占据了进退自如的绝佳形势，背靠大树好乘凉，终于可以喘口气。毛泽东也有了闲暇和心情，写书作文，可以仔仔细细的回顾思考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中共内部长达十年的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的过程，被毛泽东思考总结，由这些具体的制度产品而逆向推导出形而上的哲学，形成了中共七大时写入党章的“毛泽东思想”。中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说法是客观的。因为对这个哲学的形成做出贡献的，不但有毛泽东这样的本土革命者，还有那些精通马列主义教条的喝过洋墨水的人，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曾经吹毛求疵喋喋不休地要求民主与平等的红军普通士兵。。。甚至伟大神武的蒋委员长，更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个哲学之所以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解决了这个哲学的地基问题，最关键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楼是盖不起来的。。。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这个概念阐明了毛哲学中平等与民主主义的基础，就是上文谈到的，在个体差异巨大的社会人群中，究竟以什么为基础来实现“人人平等”。。这都是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的问题。我们还是暂且跳过去不谈。。总之，一句话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

　　从哲学角度来看，“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延安地区的扩大化，是把小范围的红军模式复制到范围更大一些的延安地区。这个运动很成功。造就了传说中的“延安精神”。而至于20年后爆发的“文革”，亦无非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的扩大化，要把红军模式以及“延安精神”复制到整个中国。文革中毛泽东有个著名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