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葡萄兄，我与你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 陈经

一． 到底谁迫害谁

12月26日是有个人的诞辰。不同的人群都在纪念，只是纪念的东西不同。有人在纪念他开创中华帝国的武功。他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一了国家，为他们的中华帝国打下了基石。他年老糊涂，好大喜功，为小人所趁，差点导致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颠覆。但毕竟是开国大君，成绩七分错误三分。今天他们伟大复兴在即，不能不隆重纪念下以示党国的仁厚……

我也得赶场子匆匆纪念下，纪念他作为政治家在那场差点颠覆中华帝国的运动中展现的杰出品质，留给下一代革命者的教训。

文革的具体过程和各处情形非常复杂，但主要的斗争脉络还是很清晰的。以我自己为例假设下。我若活在那时候，大概是一个教师。我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和生活作风不满已久，却没有发言权，课堂上多说几句就被他们认为有思想问题，要来“教育帮助”、“提高认识”。五一六通知一下来，我立刻响应号召，贴出大字报，批评他们的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而校党委就是资产阶级窝。于是我被他们抓去，又是殴打，又是恐吓，又是查家庭出身、一贯言行，逼我承认反党罪行。我祖上三代不幸不全是贫农，还可能有在国民党、日伪机关里当过小办事员的，这下坐实了反革命罪，我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我对党的一贯不满是我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我被整得死去活来，准备自杀。正在这时候，中央文革斗倒了刘邓司令部，勒令各地不得镇压造反派群众。于是我出狱了，欣喜若狂地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热泪盈眶地向毛主席高呼万岁。毛主席怎么把人民从旧社会解救出来我没有亲身经历，但他把我从走资派手里解救出来是千真万确的。我把执行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长们戴上高帽批斗。我的命运从此和中央文革绑在了一起。中央文革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锯战，而我和当地的校长书记们拉锯战。每次走资派一反扑，我就进监狱。而每次中央文革在毛支持下强硬，我就被释放。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校长们组织一班保守派群众保护自己，也乔装“革命造反”组织，对造反派大打出手，中央文革问罪时他们声称是群众打群众，不关他们的事，谁让中央文革号召造反的；各种投机者看到造反有好处，也都来浑水摸鱼，组织林立；造反派夺权之后由于意见不一和一些领导者的作风问题，开始分化，争权夺利，加剧了混乱；还有一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地痞流氓，趁机对从前管教过他们的干部下毒手。最后，毛死了，四人帮进了秦城监狱，我和下边那几百万造反派也进了各地的监狱，这次要呆足20年才可能出来了，运气不好还会直接枪毙以给校长们压惊。我的罪名是投靠四人帮，迫害老干部，不择手段往上爬；我在学校里搞极左路线，让学生不读书；我煽动武斗；我本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教师，因为迫害知识分子有功被四人帮封为当地教育系统的头，现在终于被打回原形；我是隐瞒历史混入党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报纸上群情激奋地揭发、批判我。那些投机失败者出来假装忏悔、说风凉话，就像当年国民党报纸上那些“误入歧途”、经党国教育后深刻认识到“赤化不符合中国国情”、“赤＆匪罪恶滔天”。有人义愤填膺地要把我斩立决，校长们却大度地表示，要恩赐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反正呆在监狱里开不了口了。

这算是谁迫害谁呢？文革这么残酷是造反派的错吗？这是吃饱了撑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还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对这种命运，唯一能抱怨的就是毛太心慈手软，明知道他一死，右派肯定要夺权，却迟迟不肯下决心。这是把几百万跟随他的左派的生命当儿戏。

二． 为人民立新功

毛在文革中的真实心态到底如何？是像左派想的心慈手软还是右派想的年老昏聩？还是那批投机失败者散布的：毛玩弄权术，拉一派整一派，利用老干部打江山后打倒老干部，利用林彪打倒老干部后又打倒林彪，利用红卫兵夺权后又将红卫兵踢开？

毛发动文革并非要彻底打倒老干部集团。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场著名讲话《为人民立新功》，用“触龙说赵太后”故事委婉地劝说老干部集团。赵国被秦国攻击，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依照惯例，要赵太后送幼子长安君当人质。赵太后疼爱幼子，竟不肯送去。群臣拿国家利益百般游说，太后不依，还发了脾气：谁敢再说这事就要啐他脸上。老臣触龙委婉地对太后说：从前那些将相公侯，可有一家尚在？为何都没了？因为他们的后人继承权位，却无功绩服人。太后宠爱长安君，让他从小受国人奉养、使唤众人、封地众多，却不让他去为国家立功劳，太后百年后长安君何以立足？太后幡然醒悟，立刻送出了长安君。“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很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

这场讲话的背景是刚被打压下去的“二月逆流”。文革刚开始，“老同志”们以为是57年的反右运动又来了，要再次狠整我这种“思想有问题”的“右派”。《五一六通知》其实写得很明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老同志们以为是毛小题大做，像我这种基层的反动右派，是一小撮，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轻轻一碰就会化为齑粉，哪里当得了赫鲁晓夫呢？但领袖发话，他们不能不响应号召，把我们抓来整一整。结果随着运动的深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老同志们才是赫鲁晓夫，文革竟是发动我们整他们啊！老同志们悲愤欲绝。他们跟随毛出生入死大半辈子，毛竟纵容一些娃娃、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没摸过枪的秀才来迫害他们。他们对毛充满怨气，对中央文革更恨之入骨。毛若不是通过林彪把军权抓得很紧，他们早就来“清君侧”了。当日形势极其严峻，政变一触即发，所以林彪在军队系统中进行大清洗，安插四野亲信，打击私敌，大搞个人崇拜，毛虽在私下给江青的信中谈了疑虑，却都默许。林彪地位若不稳，被挂上木牌、坐喷气式的就是毛和中央文革了。刘邓司令部可绝不会像毛一样心慈手软。这也埋下了林彪谋反的祸根。

二月逆流的导火索是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中陈丕显被打倒，和北京高干子弟的的联动、西纠组织被抓。陈是个13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老革命，但文革中被揭露出，他家里的扶手被外人摸过后要用紫外线消毒，可见其平常是什么生活、对民众什么态度。他们的子女从小上干部子弟学校，享受父母的特权，更是骄横跋扈。中央文革号召红卫兵造反，要让无产阶级接班，他们竟以为是要让他们接班，搞了联动、西纠组织，公然宣扬封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又大搞打砸抢，用私刑毒打虐杀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他们中有的竟疯狂到把受害者的惨叫录下来欣赏。“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陈伯达对联动西纠分子讲话）这群红色贵族和他们的血统高贵的公子小姐已经疯了，却不自悟。苏联为何叫苏修？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重新产生了特权阶层。

老干部集团决定反击，互相串联，甚至给林彪都写了密信，希望他站在这些“革命功臣”的一边，起码保持中立。谭震林的信写得很悲情：“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中央文革没能控制住局势，武斗盛行，投机分子混入，这是中央文革的错，但群众运动不可能像请客吃饭那么文雅、从容不迫。老同志们当年搞革命，也不文雅，犯过比文革的群众更严重的错打错杀的错误，所以他们的革命是错误的，应该把国民党请回来不成？今天他们腐化到家里的扶手被人摸过就要用紫外线消毒，这只是“一点过错”吗？他们当初整群众时的威风到哪里去了？陈毅大骂中央文革：国民党没办成的事，都让你们办了。国民党当初要杀的可不只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代表的赤化思想。今天陈毅要还活着，就可以好好问问他：到底谁办了国民党没办成的事？

当年革命革到国民党的老革命头上，老革命们受不了：我们革命几十年，在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监狱里受过酷刑，那么多同志惨死在满清和北洋军阀手里，难道是为了让这群叫共产党的毛头小伙子来抢权？因此清共、大屠杀。今天革命革到共产党的老革命头上，共产党的老革命也受不了了，准备来第二次清共和屠杀。

在67年1、2月间，老干部集团在地方上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在中央，由老帅们出面连续向中央文革发难。既然老干部集团意见如此大，毛便连续批评中央文革。毛并非要真正打倒老干部集团，而是让老干部们被群众运动的火烧一烧，头脑清醒下，别真把自己当红色贵族。但群众运动如此过火，显然是中央文革在执行中有很大错误，应好好检讨下，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和老干部集团搞好关系。冲击军队也让毛恼火。军队是政权基石，不说外敌入侵，眼下文革的成败、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性命都系于军队的忠诚度。如此凶险的时刻怎能去搞乱军队呢？这是对中央文革办事能力的批评，而不是对文革方向的批评。中央文革未能理解毛的意思。江青顶嘴：如果毛不让她革命，她也要造毛的反。陈伯达很可笑，吓得要自杀。老干部集团误判形势，以为毛在他们威逼下要“改正错误”了，于是在2月16日中央会议上上演了“大闹怀仁堂”，要进一步逼毛把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都交出来让他们整。毛终于勃然大怒：“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新上井岗山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毛发了通火，把老干部集团的气焰打下去后，依照惯例，过了一阵又和他们和解。这些“老同志”，在历史上和毛有过各种恩怨，不是第一次试图来夺权了，只是每一次夺完都发现自己不行，还得让毛来掌舵。换成张国焘、王明、蒋介石，早就清洗得血流成河了。毛却每次都不计前嫌，只要大家不搞阴谋诡计，承认错误，就既往不咎。正是这种公正、大度使这些枭雄肯乖乖听令。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模糊的“新中国”走到一起，至于怎么个“新”法，谁也不知道。有人想有饭吃有衣穿，有人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人想摇着扇子吟诗作赋。大家根本不是一路人，千差万别，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又公正大度的领袖，早就散伙，各拥一派军队，各玩各的去了。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就发生在这种时刻。这是毛对老干部集团的委婉劝谏。“老同志”们今天位高权重，在民众中积怨已久。他们狂妄自大，把这个国家当成他们这个集团的私产。他们把对他们有意见的群众逼得自杀时从没觉得有何不妥，今天被群众整了整就喊起“迫害”。他们的子女在外像群小盖世太保他们不管，被抓了，他们竟控诉那是“连十七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二月逆流中谭震林的话）这样下去怎生得了呢？所以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睡觉，要为人民立新功，这样将来才可立足。他们和他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革命岁月，多少同志都牺牲在半途，只剩下他们这一群，他怎么会抛弃他们呢？文革不是整他们，是为他们的长远打算。

这次讲话过后十天，4月22日，毛又下令释放联动西纠分子，算给老干部集团送礼。也只能释放。那么多部长、总理、将军的子女，难道都判刑不成？江青不久前还大骂他们“血统高贵什么东西”，这时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谢罪，称他们“受委屈了”。

毛对老干部集团仁至义尽，没有半点对不起他们。他们不肯听劝，反把毛和江青同志丑化成秦始皇、武则天。据我看，他们这群人的下场堪忧。历代血统高贵的人们下场都很不妙。

三． 失控的文革

毛发动文革，最初的构想其实很简单：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收尾，到69年就该结束了。这是一次反资防修的演习，在党内来说只是又一次整风运动。这么多年没整党了，问题越来越多，再不整不行了。

1964年12月26日，毛自掏稿费，以过生日的名义把一些高层、人大代表、身边工作人员找来敲打：“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

1963年开始，在毛提议下，全国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毛认为问题的根在当权派，是民众和当权派的阶级矛盾，要发动群众来整党。刘少奇却认为基层干部贪污腐败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靠党的领导，自上而下去查。在“四清”中，他依然不忘把矛头对准群众，造成了一种白色恐怖气氛，谁也不敢说话，怕一提意见就被揪成阶级敌人。文革其实只是四清的延续。因为四清失败，毛才发动文革，而文革的第一步就是打倒使四清失败的刘邓司令部。他们在经济上鼓吹分田单干，瓦解公有制；在政治上维护特权阶级利益，把自己当诸葛亮，把民众当阿斗，搞国民党的“训政”；在文化上复古尊孔，讲儒家修养；在思想上搞实用主义，怎么“伟大复兴”怎么搞，——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什么？干部队伍的弊病丛生不是简单的干部问题，是刘邓司令部在根本上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正在缓慢地颠覆政权性质。（在经济政策上，刘邓当初搞反右扩大化、刮共产风最起劲，一副极左面貌，这时却突然要代表左派来反思，直接转向资本主义。这和他们的子女搞武斗最起劲、后来却要代表红卫兵来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当初怕自己死了，刘邓镇不住党内的牛鬼蛇神，被彭德怀式的野心家篡权，所以退居二线，让刘邓及早树立威望。没想到刘邓竟然要复辟资本主义！他多次旁敲侧击，刘邓都不理，把他当老糊涂看待。他讲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刘邓接过话茬，认定阶级敌人就是黑五类，他们这个集团坐稳了江山就是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这迫使毛下决心拿下他们。

毛发动文革时预计到了老干部集团的抵抗将非常激烈。他做好了最坏打算，和江青密约，江青代他出面冲锋，若失败，江青承担一切罪责，和他离婚坐牢去，保得一个是一个。（这种密约，江青同志后来因初期的胜利得意忘形，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出，可见她多幼稚。）但他自信自己在全党全国的威望，只要牢牢掌控军权，不怕老干部集团谋反。他要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把他们推到群众运动的大火中去接受洗礼。尝过味道了，不把自己当红色贵族了，他再把他们一个个都官复原职。这个过程他预计为三年。这三年中国家秩序必然会大动荡，发展会停滞，但这是必要的代价，总好过民众起义，导致不知道多少年的内乱。

但局势发展不停地超出他的预想。

造反派学生响应号召，贴出大字报。这使他非常高兴，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闯劲。所以刘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他非常愤怒，立刻表态支持学生。但武斗的苗头开始出现，老同志们被打得落花流水，这就很不妙了。老同志们都被打死了谁来建设国家？他就这么把他的老战友都交给群众打？他思前想后，做出艰难的抉择：必须忍受这些代价，群众运动必须继续深入，只能尽量教育群众不要武斗。

老干部集团并不甘束手待毙。起先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被毛禁止。他们很狡猾，毛不是讲相信群众嘛，那就让亲信组织群众也来“革命造反”，和那些要揪他们的造反派群众打。于是各种保党委的群众组织出来了。造反派集会批判老干部集团，这些保守派组织便冲过去撕标语，殴打演讲者和听众。北京保爹妈的联动西纠就是其中一种。老干部集团坐稳江山后，无耻地声称那是毛的造反理论引起的群众斗群众。但熟悉近代世界历史的人都可看出，那是各国革命史上常见的法西斯团体用暴力驱散左派！欧洲大革命中，反动派煽动农民进城屠杀革命者。老干部集团也如法炮制，对农民声称党正遭到一些阶级敌人的攻击，组织大批农民进城痛殴造反派。

67年7月20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去武汉解决武斗问题，竟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狮”的武装人员冲入宾馆揪斗。谢富治被打，王力被拉去批斗。百万雄狮开着卡车拿着枪支在全市耀武扬威地游行，声称要造中央文革的反。毛此时正秘密住在宾馆里，准备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几十万陈派的武装人员就在他眼皮底下，公然绑走他的公安部长和内阁大臣！毛坐了从来不坐的飞机，逃到上海张春桥处避难。可见这些保守派有多猖獗。

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是文革主流。在造反派得胜的地区，又出现了各种暗流。有人窥伺风向，想把周恩来也揪出来打。周恩来是掌管国民经济的一把手，也是毛和老干部集团间的桥梁，帮毛安抚着老干部集团。他要是倒了，国家秩序就要彻底崩溃了。有人把张春桥和江青的黑材料也送上来，要帮毛“除奸”。张春桥和江青要是“奸”，那毛岂不是最大的“奸”了？在上海，有人试图把张春桥揪出来打，理由是：不是号称造反有理吗？张春桥的反就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就造不得？张春桥在晋江饭店开会，晋江饭店的某个小造反派组织为了让张春桥答应他们某种要求，竟试图绑架张春桥，声称：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见群众嘛。徐景贤被某个造反派组织绑架，军队介入，这些人振振有辞地背诵毛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王洪文夺了市委的权，立刻有不知哪来的造反派试图来夺他的权。（上海情形见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初期，造反是要担风险的，老干部集团的专政机器并非吃素的。老干部集团倒台后，造反变得有利可图，各路投机分子都打着毛的旗号试图来捞一把，就形成了这种混乱局面。老干部集团在边上发笑：你们不是要造我们的反吗？现在自己也被人造反了吧？看你们反来反去能反到几时。

与此同时，很多地区的局面已失控：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称造反派，冲进国家机关和被打倒的当权派家里，抄家，打人。各种档案材料、国家机密都被抢走。谁想阻止就是“反对文革、镇压革命群众”。而“革命群众”们为了抢东西互相斗殴，谁拳头大，人数多，搞到的武器多，谁就是正宗的“革命”。

毛这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任务：一，防止老干部集团的反扑。老干部集团拿混乱来向他诉苦，他要他们看到文革的主流是群众正在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混乱不可避免，但只是一时的。二，帮助左派组织战胜右派组织。老干部集团给右派组织发枪，左派总是挨打。毛三令五申无法阻止后，索性下令给左派发枪自卫。“文攻武卫”的口号就这么来的。三，教育造反派群众如何正确掌权。这是最困难的。文革不能只是破坏，破完旧就要建设新的。如果49年共产党夺权后建设不起新国家，只是不停地造反来造反去，谁要这种革命呢？他们要学会处理错综复杂的局势。首先要正确处理和老干部集团的关系，不能一棒打死，要争取过来一起共事。然后要在内部求同存异，不要争权夺利。对后起的造反派组织，也不能一概斥为投机，要听取他们意见，吸收他们进新政权。如果有人试图把水搅浑，偏离文革批判走资派的大方向，要在大多数造反派组织的一致同意下进行批判、清理。要克服唯我独革、独占真理的倾向，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即便相信自己正确，也要学会耐心说服别人。总的原则是：心胸要宽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大团结、大联合的基础上组建新政权。

这些经验，是毛自己一生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半个世纪前他们革命造反，也是派别林立，鱼龙混杂，而毛靠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件法宝，战胜了心胸狭隘的张国焘、王明、蒋介石们。

有人把这称为毛的“权术”：分化、孤立对手，拉大多数打击少数，拉完这派打那派，又拉另一派打这派。如果它是权术，它不是锁在深宫大院里的不宣之秘，而是毛不厌其烦一遍遍向全国人民公开教授的权术。

如果事情按毛预想的发展，67年造反派全面夺权后，花一年时间组建好新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就可以召开九大，宣布革命胜利结束了。

但毛失望了。这些造反派缺乏政治才能，不管他怎么教育，都做不到大团结、大联合。造反派组织开始分化，互相竟也开始武斗。譬如在北京，红卫兵分成了天派、地派。同一工厂的工人也分为两派武斗。这离毛号召的文革已十万八千里。文革渐渐沦为一种造反游戏，个人名利和恩怨的角斗场。68年7月时他召见北京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所以文革后期蒯大富就被审查、下放劳动了。

只有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让毛非常高兴。他们夺了旧市委的权后，组建了大联合政权，制止住了各种投机者的闹场，恢复了上海的生活、生产秩序。文革的直接政治目标非常清楚：打掉当权的走资派；让跟随走资派的老干部集团在群众运动中经受洗礼，认识错误，回到毛的路线上来；抓革命促生产，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行。文革不是要打死老干部，也不是让大家造反玩的。张春桥和王洪文做到了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二条虽然不圆满，起码把老干部马天水争取过来了。所以张春桥和王洪文后来成为毛想培养的接班人。

文革进行到这种时候，毛认为已经不只是对老干部集团的洗礼，也是对造反派群众、整个国家的洗礼。大家都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洗礼，懂得革命的错综复杂。武斗虽然很糟糕，但国家太平已久，民众都没见过刀枪，见一见也好，只当搞了次演习。造反派不太争气，那也无所谓。当年一大的代表们，有的投了国民党，有的还当了汉奸，坚持到最后的有几个？革命的浪潮会清洗各种杂质。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将像从前的他一样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最终脱颖而出，来接他的班。毛对文革仍然充满信心。

既然造反派组不起政权，毛便帮造反派来组建由老干部、军方、造反派共同组成的“三结合”政权。他自己的新党中央也是按这种原则。党内的派别斗争，一直就存在，不然毛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他的领袖地位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派别斗争中慢慢形成的。只是为党的形象对外讳饰。67年初的一次对外讲话中他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文革进行到这种时候，他明白这次派别斗争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激烈、漫长，便索性公开，不再搞假和气。他把左中右（围绕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形成的造反派、中立者、老干部）的人群都吸收进新政权，大家公开分歧，有事都摆到台面上说，谁也不彻底打倒谁。譬如陈毅这些老干部集团的头目，就作为右派代表进入九大。这其实有点像西方国家的议会，只是他们那里左派议席很少，而这里右派议席很少。（可笑的是陈毅认为贴上“右派代表”标签是对他的羞辱。他抗拒革命，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不是右派是什么？）

三结合政权成功建立，文革本来也可以结束了。但谁也没想到林彪来谋反了！

文革是一场上下相连的斗争。所有地方上的现象，在中央也同样发生。因为引发斗争的那些社会状况、思想意识，在地方和中央都同样存在。

在地方上，各色人等都欲借文革打击私敌。在中央也如此。很多恩怨都是几十年前就已有的，在文革中来了个总爆发。今天官方史学把一切都归为毛迫害，但那些老同志们都心知肚明，除了刘少奇是毛坚持要往死里整的，其他都是老同志们对掐。就在整刘少奇的过程中，不知多少与刘有隙的老同志趁机塞入私货！毛对这些当然也清楚，要是不清楚也当不了他们的领袖，但水至清则无鱼。譬如林彪打击私敌，他必须默许。

地方上的造反派打倒旧党委后争权夺利，中央文革打倒中央的走资派后也如此。王力、关锋、戚本禹开始傲慢自大，试图掌控文革方向。在王力授意下，红卫兵冲击了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试图夺取外交大权；王力又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引发军队系统混乱，试图夺取军权。这简直是煽动反革命暴乱。毛果断地把王、关、戚拿下。文革是一场凶险的斗争，不是好玩的造反游戏。毛是顶着老干部集团的压力，顶着国内外敌人的虎视眈眈，顶着彻底失控、全国动乱的风险，赌上自己的声誉和性命发动的。在哪发动，先攻哪，再攻哪，每一步都必须仔细思量。王力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试图代毛决策。

更悲剧的一幕到来了。毛试图让张春桥接班，让林彪以武力保卫张春桥接班。林彪不满，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逼宫。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林彪一家仓惶出逃，摔死在外蒙古。

从67年的王关张到71年的林彪，本质上是中央造反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个人恩怨。从这点看，我们也不能怪地方上的造反派热衷分裂、内斗。中央造反派也一样自己斗自己呢！地方上的造反派刚开始都是满腔革命热情，绝非为名利，只是时间过去，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就走向了内斗。林彪也绝非天生是个野心家，文革初是真心诚意地跟随毛造反，只是后来与毛的分歧越来越大，又放不下权欲，想自己搞一套，结果落那么个下场。

林彪死后，文革失去了军队支持，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不管毛怎么想方设法，张春桥还是掌不了军。毛试图和老干部集团和解，重新启用邓，邓又搞翻案。然后是“四五”事件。毛无法结束文革，因为老干部集团一定要翻案，一定要当赫鲁晓夫，在他死后否定文革、搞修正主义，他必须把文革进行到底，把修正主义的根彻底斩断！

在老干部集团看来，林彪事件证明了文革的荒唐。在毛看来，林彪事件恰恰证明了文革的必要性。跟随他这么多年、总是喊无限忠于他的学生，暗地里竟在进行这种勾当，这说明全党懂得马列的实在太少，都是假马列，封建主义、小资产者的习气盛行，而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根源。这种根不可能靠一次文革扫除，要反复扫，隔几年就要来一次。

去世前一年，他还借评《水浒》掀起批判投降派的运动。“《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他一死，这群赫鲁晓夫果然投降了。

四． 包办的革命

人们认为毛规划了整个文革。然而回顾整个文革，毛一开始只想开展一次为期三年的自下而上的整风。是一次次的失控使得文革一直结束不了，一步步往前发展。群众运动的过火、无序，老干部集团的狡猾顽抗，一步步使旧政权被打碎，从整风运动变成夺权。毛迎接革命，帮助造反派群众掌权。但造反派的内斗、偏离文革方向使文革无法结束。中央造反派中的林彪来夺权，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只能把文革继续下去。

人们认为毛晚年脱离实际，不知道地方上具体发生什么，凭空想发号施令。从他一系列指示看来，他对各地文革进展了如指掌。如果猜得没错，他看的不只是各公开机构送上去的简报，还有某种专门对他负责的机构的简报。老干部集团的首领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物，设想他们会听命于一位受蒙蔽的领袖，这是很荒唐的。毛经常假装受蒙蔽，来为他的妥协开脱。

人们认为毛发动文革是建立在空想的革命理想主义上。毛或许有空想，但文革却不是因空想，而是因非常实际的矛盾。就以本文开头假设的那位小教师为例，难道他是因革命空想而参与文革的吗？是切切实实的与当权派的阶级矛盾。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是因为受到当权派的迫害，听到中央的号召，明白为何会受到这群当权派的迫害，所以奋起造反。

毛在文革中既非左派想的心慈手软也非右派想的头脑昏聩。各个派别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毛作为全党全国的领袖，大家心里想的他全知道，但他既不能无条件满足这派也不能无条件满足那派。他稳稳地掌着舵，使互有仇隙的水手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这场革命的结局很凄惨，从上到下，几百万造反派都被关进去了。或许今天他们的监狱里仍关着几个顽固不化又还没病死的造反派。有海外的人透露，他因二十多年前的事件进去后，才发现，原来牢里关着的绝大部分都是文革造反派，根本不是他这一批。他们在狱中教他马列主义。

这种结局是谁的责任？四人帮肯定有责任。江青和张春桥始终控不住军权，政变关头优柔寡断，也不能团结大多数，把两个凡是派推向了敌人。各地造反派也有责任。他们掌控不住局面，使文革变得像一场笑话，给了老干部集团口实。毛也有责任，十年中他没能挑出合格的接班人来，病中匆匆指定的华国锋竟当了叛徒。

但从本质上，这是一场包办的革命，毛认为通过包办的革命，可以缩短革命期的痛苦，花两三年就可达到他们过去二十二年内战的效果。事实证明这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