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不够伟大，只是很特殊（续） -- 醋留香一世

首先他们说：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庸人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至于在战后粮食产量的减少则另有原因，同集体化工业化根本就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牺牲了2700万的人，而这2700万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最年富力强最有才智最英勇无畏最有劳动积极性的人。所以从本质上讲，苏联在二战中几乎损失了20%的劳动力（这恐怕还是一种极为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考虑到大量的伤残），而这种劳动力的损失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都转嫁到了农业上。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战后苏联农业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而且因为人口的减少，那么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上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并没有减少。

　舒曼指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在后来受到了质疑。而1958年，中央又决定将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这样，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被摧毁。

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6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

　　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4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348000个企业，其中只有4000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为了建立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自己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几个月内，全面、急速地下放权力，范围涉及计划和企业管辖、财政和税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劳动管理和各项权力，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许多企业还层层下放。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计划或市场。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滥用民力，很多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这三个思想障碍中的第一个是“恐高症”，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恐“高度集中”症。有些人听到“高度集中”这四个字，就要吓得魂不附体骨软筋麻屁滚尿流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在这些可怜人的僵化头脑中，高度集中同民主是截然对立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效率底下，高度集中必然会压抑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实际上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实际上，高度的集中同真正的民主必然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是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为彻底上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集中才能为劳动者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热情象太阳放射能量一样喷涌打开广阔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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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仅仅是从理论上对“高度集中”的问题作了一下最简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高度集中问题作一下分析的话，那么对问题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恐高症”。由于那种极端僵硬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实行高度集中的必要性，于是进行所谓放权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越“改”越糟，越糟越“改”，形成恶性循环。真正应该进行的改革，真正应该进行的制度创新一点都没有，离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彻底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比如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进行了以放权为特征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终止了斯大林开始的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大改革，进行了倒退），结果使苏联的经济出现了混乱，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正是经济最高度集中的时候。而中国的情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也是一个患有“恐高症”的人物，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56年就不顾实际情况，在那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作用下，胡说什么“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1958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的倒退。其结果如何呢？当然我是用不着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