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闲看水浒(8)林冲故事 - 官逼民反的好汉 (一) -- 无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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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摘录几段有关康老的文字,补遗。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

邓小平跟康生关系不错,他1973年刚从江西回到北京,就带了全家来看望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还是黄出去把邓接进来的。邓见了康生便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全家对康生深深鞠躬。

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二十四章 二十四岁的中央秘书长(5):

父亲在上海党中央共作了一年半的秘书长,在派遣他去广西工作以前,中央本来准备派康生接替他的工作,父亲于是便和他见了面,带他看了中央的地方,那时康生是在上海的一个区委工作。后来中央派康生作了其他的工作,没有接替父亲作中央秘书长。但父亲从那时起认识了康生。

解放后,父亲和康生都在中央工作,工作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在和苏共中央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时,在中央写“九评”时,父亲为主要的负责人,康生是主要的主持人,一时之间来往更多,有时还一起出差。记得有一次到云南,康生让我们所有随行的孩子们都背诵昆明大观楼清朝文人孙髯翁的一百八十个字的巨幅对联,而且还要考试,因此,我们这些人,直到今天还能把这幅不朽的对联一字不差地倒背如流,连我们家最没有“文化水儿”的弟弟飞飞,也能像炒崩豆儿一样地一口气背完。

康生本是个文化人,肚子里墨水又多,故事也多,我们从小都爱听他讲故事。他还带我们这群孩子去他家看他的收藏,就是那些珍藏在柜子里面的各种宝砚。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玉石的、玛瑙的、孔雀石的砚台,而他自己最珍贵的则是我们这些小孩子连看也不看的那些青铜器皿和古汉陶砚。我们还看过他的夫人曹轶欧收藏的古字画,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幅是武则天的字。因为当时刚看过京剧《谢瑶环》,对武则天颇有兴趣,因此一看便记住了。

康生还特爱看戏,经常在钓鱼台小礼堂组织戏剧晚会,那时候又正值戏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京戏、昆曲、川剧、甚至晋剧,什么戏都看。《关汉卿》、《谢瑶环》、《杨门女将》……看得我们如醉如痴。康生还特地推荐和组织观看“鬼戏”昆曲《红梅阁》,李淑君演的李慧娘,真是令我这样的少女为之大大地神魂颠倒了一番。所以,小时候,在我们眼里,康伯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瘦长脸是格外有趣和亲切的。

谁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他一改常态,再露狰狞,积极参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并亲手打倒、屈死了无数的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他的那么多珍贵收藏,竟是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而来。我们更没有想到,他自己所推崇的“鬼戏”,竟成了他用来迫害他人的利刃。

1973年父亲出来工作后,曾带着妈妈和我去钓鱼台十号楼看过康生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康生,已是病入膏肓,骨瘦如柴。那时,他为了争权夺利,已和“四人帮”闹得水火不容,于是开口就骂江青,张嘴就骂张春桥。父亲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他时而激动,时而咬牙切齿的怒骂,一言不发。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感到惊奇,一边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康生,后来他就死了。

《陈小鲁:父亲的故事》:

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

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满满摆了一客厅。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什么是水纹等,确实是博学之士。吃饭时,父亲、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动郭老写“翻案文章”。后来又谈诗词,我记下了最有趣的几首: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雪梅》)

春梦暗随三日景,

晓寒瘦减一分花。(明,汤显祖《牡丹亭》)

偷来梨花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清,曹雪芹《红楼梦》)

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

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一九五九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分为6个组,即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中南组、华东组和西南组。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这次会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在这个发言中陈云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问题等6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其中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康生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1982年,有关单位要把陈云这篇发言收入一本书中,提出要在彭德怀后面加上“同志”两字,康生后面的“同志”两字去掉。

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就此请示陈云怎么处理。陈云说,前一个“同志”不能加,后一个“同志”不能减,要保持当时的面貌,因为当时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后来就“同志”两字加减的问题又反复了几次,陈云都没有同意。只是在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时,他才勉强同意在彭德怀后面加了“同志”两字。

通宝推: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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