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毛泽东是伟大的经济家 -- 唵啊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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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实际上是老康师傅的功劳---他当时去苏联不回来

第一任石油头头是余秋里,他是土红军,但是用的总工是清华地质系毕业的康世恩,康总去苏联考察一个月后就赖着不回来了。

当初他赖在苏联不回国就是要只有当时最先进的地震仪,有了这工业时代的利器才有可能洞察地下几千米的储藏。松辽平原有石油,日本人就知道了,打了几百口井也没有找到。TG用了罗马尼亚的德国钻机和苏联从德国山寨的地震仪器才钻到了。

“有了先进的地震仪,结束了中国的石油地质工作者依靠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老三样寻找石油地质露头的落后状态。“---老康师傅对大庆勘探的最大贡献就是这俄国的二手地震仪。

老康师傅是直接领导铁人发现大庆的现场总指挥,也是他否定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了第一口井的试油深度。

老康师傅还是胜利油田第一口高产井位置的拍板人,现在这口井还在出油。

读了这篇炎黄春秋的文章,觉得大庆的发现是TG重视科学技术事实求是的胜利,是当时TG不惜一切找油大跃进的胜利,而不是什么黄或者李理论的胜利。

老康师傅还是有地质基础的,他是清华地质系的。因此才能到苏联赖在那儿几个月不走,非要最新的地震仪。

炎黄春秋的文章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简单吹捧苏联专家的东西。

”第一,陆相生油是国人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的基本思想。第二,鬼才信那个毛子乘飞机从空中看一眼,就肯定有油这种说法。第三,陆相沉积虽眼下越来越势微,但它在那个年代,确实指导国人找到了油。第四,这种东西偷换命题,试图用采集中的成绩,顶替勘察。”

[URL=http://www.hprc.org.cn/pdf/DZSY503001.pdf]在苏联考察过程中, 康世恩深深感到中国勘探手段落后,

没有地震仪和其他地球物理设备, 对覆盖地区找油就毫无办法。

因此经过请示, 决定向苏购买 10 套五一型地震仪。 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勘探仪器。 但是苏方提出他们的地震仪器 自己还不够用, 难以出口。

为此, 康世恩每天到苏联石油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办公室去, 差不多蘑菇 了一个月。 后来, 苏石油部副部长奥鲁吉也夫, 下命令把正在使用的抽出10 套来援助中国。 这样, 在康世恩的坚持和努力下, 中国石油队伍才有 了第一批地震勘探仪器, 为 以后大庆油 田 的发现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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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099-437487.html]那么,普查的过程中,哪一个环节特别重要呢?

谢学锦先生说:“第三个重要环节我认为是匈牙利地震队发现长垣构造,地质部钻探见油砂。当时,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地震队是世界著名的。所以中国作出部署,请该所的地震队来中国做地震找油,并帮助培训中国作地震方法的技术人员。工作地点定在西部。顾功叙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说,1956年底时,Etvos所地震队在西部的工作已经做完,但合同期未满。顾功叙跑去找谢家荣、黄汲清、刘毅,想留这个队伍再选一地区。顾说,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已取得进展,于是谢、黄、刘决定,将匈牙利地震队调到松辽平原作石油地震工作。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即在这一地区发现长垣背斜构造。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油远景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终确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谢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过他们一句。好像我们中国人得了帮助,然后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

“大庆油田发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谢学锦先生强调说,“是石油部在地质部的地质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钻探。”

他说:“顾功叙先生对我说,1959年春节清晨,何长工来电话,要他赶紧带资料去何的家。他去了,看到余秋里、康世恩都在,还有石油部的人。许多图件在客厅里摊了一地。余秋里蹲在地上看图纸,一只空袖子晃晃荡荡。顾说:他最记得的是,余秋里听完汇报说,我明天就带200人,立刻动身去现场。此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有余秋里部长的魄力与亲临火线的精神,有石油部的石油地质学家精彩的石油物探工作,正确地拟定松基三井井位,终于在当年国庆节前钻探喷油,导致大庆油田的发现,举国欢腾。”

谢学锦说:“可见,找矿并非一种纯学院式活动。首先,它总是要涉及到成矿成藏的许多已有的久经考验的理论。需要根据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来利用这些理论,而有时又不能被它们所限。为能作出正确决策,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部署、先进的技术方法、缜密的工程部署及坚持不懈的工作。大庆油田就是通过这样一条发现链,艰难幸运地取得成功。说实话,它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不仅推动了在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动了石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

笔者了解到,当年直接指挥石油普查的谢家荣、刘毅,在反右时都被划为右派;黄汲清被列为“右派倾向”,不被重用。谢家荣在文革初被批斗侮辱后,自杀身死。刘毅本是革命老干部,后来被发送到东北劳改,力尽抱树而亡。于是,真正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就很容易地被人忘记了。

同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是用李四光的理论找着的,也不是王进喜的钻井队打出来的。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油、发现大庆油田时,王进喜在西北,还没调到大庆来。他1960年4月14日开始在大庆开钻打井之前,那里的葡7、葡20、葡4、葡11、太2、萨66、杏66等井都已经打出油了。王进喜那令人赞佩的精神是在后来开发大庆油田的过程里产生的。在大庆油田发现的最后冲刺过程中,石油部中层下层的技术人员是最重要的功臣。

应该记住那些曾被我们忽略了的人。[/URL]

[URL=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421/c85037-26881451.html]

发现大庆油田

1958年2月,邓小平作出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重要决策以后,康世恩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要突击方向之一,开始倾注心血抓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康世恩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等详细听取了松辽盆地勘探情况和部署的汇报。2月8日,正是农历己亥年春节,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质专家和松辽石油局负责人,对松基3井井位的有关资料再次进行审查。在此之前,曾打过松基1井和松基2井,由于井位定得不准,均未出油。因此,对松基3井康世恩特别慎重。他要求这口探井一定要打在盆地的中间,资料数据要充分准确;而且要用新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勘测的最新成果,来完善和修正原来的论证。康世恩听了汇报,看了资料后,认为新定的井位资料可靠,论证充分。他说:“松基3井的位置定在(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大同镇,位置十分理想,你们要尽快准备好开钻”。

大家高兴地站起身来,才发觉已是旭日临窗了。外面迎春的鞭炮声,正此起彼伏。“好家伙———过大年了!”康世恩用爽朗的笑声向大家祝贺新春。

刚过完春节,康世恩和余秋里就去拜访了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邝伏兆,一起讨论了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部署,确定了两部分工,并对松基3井位取得了一致意见。

松基3井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施工,于1959年4月11日开钻。7月份,钻至1050米,开始连续取芯,见到含油显示3.15米,含油饱满。消息传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苏联专家组组长米尔钦克院士等来到哈尔滨,对该井含油气前景实地做出评价。康世恩和米尔钦克一段一段仔细地对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质图和资料。米尔钦克舒展眉头,说油气显示良好,要是在苏联遇到了这种可喜的情况,就要举杯庆贺了。他提出,继续钻进,以便了解地层深部的含油气情况。专家组其他专家也是这个意见。

康世恩听完专家的意见,默默地思考后和专家们商量:“打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一旦见到油气显示,就要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误时机。从这口井的资料来看,希望很大,应该停钻试油,尽快确定有无开采价值。”

米尔钦克立即表示反对。他提高嗓门说:“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

康世恩完全理解米尔钦克的意思。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指着钻井工程资料对大家说:“这口井现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码还得半年,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长了,恐怕有油也试不出来了。如果现在试油,有开发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

米尔钦克仍不同意。可康世恩想的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石油,只有争取时间早日在东部找到油田,才能缓解国家的困难。他在向余秋里请示后决定,“松基3井提前完钻,立即转入完井试油”。

康世恩考虑到松辽局还缺乏完井试油的经验,当时就急电玉门,点名调玉门油田固井工程师彭佐酞,带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辽来固井。回到北京后,又从部机关和北京石油学院抽调技术人员,立即赶赴松基3井参加试油。临行前,康世恩召集他们开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必须对见到油气显示的两个油层进行不同常规的彻底试油,并就这口井的固井、射孔、压井、抽汲和提捞等试油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做了详尽的指示。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捞油,康世恩则强调,这次要先捞水。他说:“在一定的油层条件下,尤其是在松辽盆地还没有气举设备这类先进的试油手段的情况下,深部提捞就是最有效、最彻底、最好的试油方法了。”

康世恩要求试油工作组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他汇报一次情况,一周用书面汇报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这套试油技术和措施,打破了当时正规试油方法的框框。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预料的那样,一边捞水一边井筒内就开始出现油柱。这一情况使试油工作组的专家和职工大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况后,立即发来电报,严令:“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筒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去,只捞水不捞油,做到水落油出。”

试油工作组和工人们用了7天7夜时间,一直捞到井底的泥浆和掉下去的小螺丝都捞上来了,康世恩才认为是把水捞净了。9月26日,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开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喷,日产原油13.02吨,获得了有价值的工业油流。

辽阔的松辽大地发现了石油,人们为之欢欣鼓舞。考虑到大同镇与山西大同市同名,松基3井喷油与国庆10周年双重喜庆,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改大同为大庆。这样,在新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大庆———这个震惊中外的新地名。

创出中国石油开发建设新路

在迅速探明大油田的同时,康世恩和会战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样开发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油田?

1960年5月,康世恩组织近2000名地质专业工作者与会战职工相结合,经过百万次分析化验和油层对比的综合研究之后,对油田的基本地质规律已经搞清楚:大庆油田南北长70多公里,东西宽约10至15公里,呈狭长地带。整个油田地下是连成一片的,油层多,含油面积大,但原油粘度高,天然驱动能力小,上下各油层之间的渗透率变化很大,油层出油能力差异很大。这些特点,为油田开发提出了许多难题。有人主张按照苏联罗马什金和美国德克萨斯两个油田开发方案来搞。

康世恩认为:外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一定要从大庆油田实际出发,自己开创一条路。

康世恩亲自组织地层对比队,进行油田每个油层情况的研究,寻找最佳的注水时机:是早注、晚注还是开采的中期注?并探索注进水以后在各个油层中怎么推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大庆油田45个油层中每个单层,并掌握其特性和规律。1958年有位著名的美国地质学家曾著文论述,这种认识油层的方法最好,但实践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康世恩鼓励地层对比队年轻的地质家,要从实际出发,敢于创造,勇于探索。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搞出了一种“回旋对比法”。不仅认识到了油田的每个单层,还认识到了居于每个单层中不同的“油砂体”。这套油层对比法,后来获国家科技一等奖,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研究认识油层的基本方法,为大庆油田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实现长期稳定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康世恩更是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倾注于现场注水试验。由康世恩提名,挑选中国著名的开发专家朱兆明、刘文章等组成的试注前线指挥所,调集了12个作业队在试验井上进行了反复的试验,1018次试验,在1962年底终于试制出一种糖葫芦式封隔器,并在注水井中使用成功。这项新技术,为大庆油田实施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使大庆油田长期稳定高产成为现实。[/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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