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做边境贸易时，曾经住在军营中。与兵们聊天时，对英雄的向往是必不可少的。说起最勇敢的战斗。兵们根据自己对南疆“三恶”的想象，经常说：一定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他们，然后，挺起刺刀，拿好匕首冲向他们。问及理由时，兵们多会说，我档了一颗子弹，就少了一颗子弹射向战友的子弹，没有子弹，拿牙，也敢和他们拼。有时，兵们甚至会为了这种虚拟的战斗认认真真地吵个不可开交。后来，有机会看了一些俄罗斯拍的打击俄版“三恶”的电影，俄罗斯的红军战士战斗到最后时的决斗和南疆的兵们的设想竟高度一致。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红军战士通常会脱下防弹衣，穿着海魂衫向着子弹射来的方向冲去。看着这样的镜头，我总是热泪盈眶，总是想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总是想起田崇峰。

巴仁乡事件时，全副武装的田崇峰被暴徒捅成了血人。但他紧紧握着冲锋枪的手始终没有放开。后来，渣们把他的头砍得仅皮肉相连，手依然握着枪。最后，渣们把他的十只手指都吹下来了，尸体被扔进了粪坑。田崇峰的战友们找到他时都要疯了。整个村子被翻了几遍，流泪的战士们只想找到田崇峰的指头。后来，田崇峰是带着白色的手套下葬的，他的手指头是留给战友们最大的遗憾。但田崇峰的枪和弹夹被找到了，没有一发子弹从田崇峰的枪中射出，渣们被他吓破了胆。中国的传说中，有一个叫刑天的人，头被砍了，还对天叫战不休，舞干戚不止。巴仁乡的烈士们都是刑天。

我那时在上高中，4月之后，我们整个学校每天都坚持升旗式和降旗式，一直到学期结束。有一天，我代表我们班升旗。国歌响起后，国旗没有办法升上去，可能是滑轮卡住了。我也没有多想，抓住绳子就往上爬。可能因为体重的原因，我爬了几米后，绳子竟然又可以动了。国歌又重新响起，我们把国旗升了上去。我们学校有一位上海知青老师专门管卫生，但她那天对满身是土的我视而不见。10多年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遇见了那时的体育老师。他竟然认出了我，并向所有的同事大声地讲起了我爬杆升国旗的事，那么专业的语言让我都有些挂不住了。我要敬酒时，旁边的新老师们起哄让我干三杯。我要了一个小口杯，把所有的酒倒了进去，并补满。说：180。然后敲了一下玻璃转盘，按照喀什的习惯，这叫过电，和所有的人碰杯的意思。没想到，体育老师也倒了一个180，和我一起一饮而尽。为什么89年的升降国旗如此难忘？因为巴仁乡那时升起了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子。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坚定地升起国旗是对自己的鼓励，我们相信五星红旗明天一定也能升起。有一篇叫《最后一课》讲的是法国人输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的无柰。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田崇峰们，我们有国旗每天都在喀什飘扬。

在巴仁乡暴乱时，最好不要用同仇敌忾来描写所有的人，这是最虚弱的词了，有时更代表着自欺欺人，一厢情愿。89年4月中旬，穿武警制服的兵们守卫着许多机关。喀什行署一位维族女专员的儿子上前去挑衅哨兵。哨兵出手了，公子受伤并住进了医院。女专员在全疆都是个人物，所以她想找人抬着受伤的儿子去找部队要个说法。但她后来放弃了，把儿子藏到了农村老家。因为有一位当过兵的干部去慰问守卫部队时，发现一个矮个子兵在拿武装带抽一个兵，嘴里大声喊着：为什么不开枪？矮个子是班长，挨打的就是哨兵。两个人都泪流满面。其实武装带抽人是有讲究的，不拿金属头打，不是非常疼的。按时间算，那时部队应该已经传达了田崇峰他们的牺牲经过，兵们哭的是战友。他们只有一个班，8个人守卫的大院正对着艾提尕清真寺，1933年东土耳其斯坦的国旗就是在那里升起的。因为我们有田崇峰和他的战友在，1989年五星红旗在那里天天飘扬。

肯尼迪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今天依然常常被问起：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在这个问题前，田崇峰们是有理由骄傲的。我们也有理由为有他们自豪。

田崇峰们是在清明时节牺牲的，但纪念他们要在今天，八一。因为他们：生，是人杰；死，亦鬼雄；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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